1979年，刘禄跟随吴贻芳博士前往美国访问。
在访问期间，刘禄和吴贻芳博士前往纽约的一家中餐馆就餐，而在这个时候，一位美国人向她打招呼问好。这个美国人是退伍军人，也是餐厅的老板。但是刘禄不记得自己在美国有亲友，所以面对他的搭话，感觉有些疑惑。
看到刘禄面露不解，美军便小心翼翼地问道：“女士，您还记得我吗？我叫伯特纳，当年抗美援朝时期的美国战俘。”这一刻，刘禄脑海里涌现出无数思绪，回忆众多战俘的面孔，最后才想起伯特纳。
这件事在后公之于众，让大家了解到志愿军对战俘的政策，也让大家逐渐了解这位参加上甘岭战役的唯一女兵。
1949年上海解放，而在上海解放后，解放军战士为了不扰民就席地而睡。上海市民开门第一幕就是躺在大街上休息的解放军士兵，这一幕场面让许多人震惊了，刘禄也在这个时候升起了加入他们的念头。
在上海解放前，国民党势力在上海大肆妖魔化解放军战士，并且宣称解放军战士一定会对上海市民的生活、生产造成影响，上海市民不会有好日子过。但是热爱革命的刘禄却不这么认为，对革命事业有一定认识的刘禄不相信国民党造的谣，并且期盼着解放军早日解放上海，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
在看到解放军入城之后，刘禄就想着加入解放军，并且跟着他们一起解放中国大江南北。但是当时基本上大局已定，除了西南的一些国民党残余势力以及一些匪患以外，中国大部分地区都已经解放了，所以就没有再号召参军入伍。一直到1950年，在中央军委的令下，志愿军雄入朝作战，这才号召参军入伍。
刘禄出身书香门第，她从小就接受良好的教育，并且就读东吴大学法学院（苏州大学前身，中国第一所西制大学）。尽管从事法学相关工作才是最适合她的，但是她觉得战场上不该只有男性，女子也能上战场，所以就投笔从戎，选择加入志愿军。
对于刘禄这样的人才，志愿军十分欢迎。因为当时入朝作战，敌人主要是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而他们的语言和志愿军的语言不通，所以交流、谈判起来十分困难，志愿军士兵根本无法与俘虏沟通也无法识别缴获的战利品，急缺一批语言人才。
我们都知道，在解放前能够接受高端教育的知识分子往往不愿意投身军伍，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部队主要成分都是中下贫农，甚至许多高级将领的文化水平都不高，面对洋文那简直就是两眼一抹黑，一无所知。而接受高端教育的知识分子们十分金贵，让出身优渥的少爷小姐们去冰天雪地打仗，那简直是难如登天。
当然，有不愿意去的人，也有愿意去的人。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就选择加入志愿军，成为一名翻译，为志愿军翻译电文、情报。刘禄虽然是大小姐出身，但是她的心里有大义，自身的前途怎么能比保家卫国更重要呢？
她离开青山绿水的上海，来到冰天雪地的朝鲜，在绵绵不断的枪炮声中跟着第九兵团行军。上海到朝鲜，跨越千里，一个女人克服千辛万苦，只为保家卫国。她的表现，与那些惧战恐美的人相比，简直就是天壤之别。
到达战场之后，刘禄就开始适应环境。极其恶劣的战地环境，寒冷刺骨的严寒气候，绵绵不绝的枪炮声，这一切的一切显得格外残酷，与响着吴侬软语的上海街头相比，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而且刘禄出身优渥，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大小姐来到战场后什么都要亲力亲为。如果仅是亲力亲为也就算了，毕竟刘禄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但是当时的恶劣条件还是打了她一个措手不及。
因为第九兵团仓促行军，所以来不及准备棉衣以及御寒设施，防空洞更是如冰窖一般，寒风刺骨。刘禄席地而躺，别问为什么睡不着，那么冷的天气怎么可能睡得着。
在这里刘禄甚至放弃了日日洗脸的习惯，因为太冷了，冷水洗脸会冻伤，而且就算洗了也没什么用，战地环境哪有干干净净的，又不是拍电视。刘禄在上战场前还带了一些私物，比如进口毛巾，但是到战场上也没用着，因为当时每日急行军，锦衣玉食的刘禄很难负重长时间行军，只能不断减重背包，抛弃那些杂物。
战时衣食住行都是对刘禄的考验。我们就说衣服，以前都是漂漂亮亮的碎花洋裙，现在是老土且残破的军衣；以前担心吃什么，毕竟优渥的出身让她不知道该吃什么。现在也是担心吃什么，毕竟当时物资匮乏，志愿军只能一把炒面一把雪，有的时候连炒面都供应不足，饿肚子的时候也担心吃什么；住就更别说了，洋楼别墅和防空洞的反差，是个人都能感受到落差；行的方面就更残酷了，没有黄包车，也没有小轿车，只有两条腿，不仅累，而且还要担心美军轰炸。
讲真的，志愿军如此艰苦的条件，男人都会叫苦，更别说娇滴滴的大小姐了。刘禄凭借着惊人的毅力坚持下来了，她适应了志愿军的条件，并且开始投入工作，在第九兵团政治敌工部工作。
他们最开始接触到任务就是辨别、翻译缴获的战利品，以及翻译美军的宣传单。尽管刘禄接触过洋文，但是法学毕业的刘禄还是认不清一些洋文，只能一边学习军事用语一边翻译。最后因为洋文比较好，刘禄还负责审讯战俘，以及对战俘解释中国志愿军优待俘虏的政策。
被俘士兵主要是美军和南朝鲜士兵，因为南朝鲜士兵的抵抗力不高，而且部队战斗力也很弱，所以俘虏还挺多。至于美军俘虏，这其实是因为美军几乎没有“死战不降”的意识，在美军眼里只要作战时努力了，那么在弹尽粮绝或者在双方悬殊较大时，投降是合理的，而且也不应该被指责，就算被俘虏了也还是英雄。
但是美军俘虏还是比较傲气的，在面对志愿军的时候仍旧趾高气昂，对志愿军士兵不屑一顾。说实话，这种行为典型的就是欠劳改，拉到西伯利亚种两年土豆就行了。但是志愿军士兵显然是不会这样对待战俘，而是耐心地解释了优待战俘的政策，并且积极改造他们。
刘禄在审讯战俘的时候，也总结了一套对付战俘的经验。比如对那些受压迫、欺负的战俘，就要用大棒加甜枣的方式来审讯。先是斥责他们破坏和平，跨越太平洋发起战争，让朝鲜人民流离失所，然后再安抚他们，劝他们配合工作争取宽大处理。
美军和南朝鲜军中也有压迫，一些人本身不愿意参战，但是却被强迫参加战争，在面临志愿军的审讯时，就像倒豆子一样回答问题，争取宽大处理。这些人是比较好对付的，但是有一些人不好对付，那就是美军的高级军官和飞行员。
这群人没有阶下囚的自知之明，反而是十分傲气，认为志愿军不敢拿他们怎么样，如果志愿军虐待他们，那他们的战友们肯定会给他们报仇。这种思想其实是因为民国时期，以蒋介石为首的集团谄媚美国所导致的。当时为了争取美国援助，蒋介石对美国十分讨好，美军在中国犯法了，国民党都不敢审判，甚至还会帮着美军遮掩，比如景明楼案、沈崇案。
但是今时不同往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不会像蒋介石一样谄媚美军，在对待战俘的时候，也不会像国民党一样讨好似对待。刘禄在遇见趾高气昂的美军战俘时，就直接把他们和南朝鲜人关到一块，等他们主动屈服之后再审讯。
这种方法效果出奇的好，美军飞行员在被关到南朝鲜战俘营后，主动找刘禄谈话：刘军官，对不起，前几天是我态度不好，请不要把我和南韩士兵关在一起，我愿意回答你的问题。
在审讯战俘中，刘禄不断积累与美国人打交道的经验，也因此，刘禄参加了上甘岭战役。
1952年，朝鲜战局越来越好，志愿军也开始掌握主动，为了巩固胜利同时也为了战局进一步发展，志愿军决定在发动军事攻势的同时开展政治攻势。经常与美国人打交道的刘禄就被派到前线工作，并且跟着广播小队去前沿阵地向美军喊话，动摇敌人的作战意志。
到前沿阵地那就必须经过敌人的封锁线，虽然他们不是作战人员，但也是九死一生。因为美军会在沿途没日没夜的轰炸，而且地面上还有美军士兵建立的封锁线，他们必须在美军轰炸的空隙钻入壕沟，不然就很有可能牺牲。刘禄就是在穿越封锁线后抵达上甘岭坑道，成了上甘岭唯一女兵。
上甘岭打的有多残酷我想不用再科普了，这里的条件十分恶劣，水资源十分珍惜。负责广播喊话的刘禄得不到充足的水资源滋润，嗓子十分难受。但是她并未停止喊话，每次作战停止都会带着喇叭喊话，因为只要她的喊话能起到作用，动摇美军的攻势，那么志愿军就能减少一分伤亡。
因为经常和美军打交道，所以她知道美军对圣诞节的重视，于是就在喊话的时候对症下药，唱美国的民间小曲和在美军尸体上找到的《一封没有完成的家信》。我们常讲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在战争时期，对家人的思念会比平常更大，当年韩信围困项羽的时候就发动过政治攻势，以至于留下“四面楚歌”的典故。
刘禄一边担任敌工部的工作，向美军发动政治攻势，动员美军作战意志，一边还担任文工团的角色，在坑道中播放欢快的歌曲缓解枯燥的战地工装，激发志愿军的作战意志。此消彼长，让志愿军士兵逐渐掌握主动。
当然，我不是把所有功劳都归结到刘禄身上，只是我们不应忽视这些文工团的工作，战士们的情绪是非常重要的，可以直接影响到战争的胜负。刘禄一个弱女子，来到前沿阵地，承受恶劣环境带来的影响，动员战士们，这个举动是非常了不起的。
抗美援朝结束后，因为刘禄在战场上的表现，还得到了嘉奖，而且国家还让刘禄继续从事外事工作。1979年，刘禄就随着吴贻芳博士到美国访问，在这里她还遇见了那个美军战俘。
刘禄对美军战俘还有印象，因为这个美军战俘在战前是一个罪犯，因为偷窃被判刑。在朝鲜战争开始之后，美国就开始动员那些罪犯上战场，并且许诺他们上战场就不用坐牢。啧啧，美国政府打的好算盘，压榨罪犯的价值同时还能为国家省下一批青壮劳动力。
因为本身不想参加战争，所以在面对刘禄审讯的时候，伯特纳就像倒豆子一样交代问题，给刘禄留下一个很好的印象，刘禄对他也多有照顾。在伯特纳生病的时候，刘禄还请人为伯特纳治疗，并且耐心的开解他。
伯特纳在美国监狱的时候，一片迷茫，然后入伍之后又在异国他乡被俘。就在他陷入低潮时，刘禄就像光一样救赎了他，让他感受到了人间的温暖。这让他对刘禄印象深刻，阔别26年之后还能认出她。尽管早已物是人非，但是伯特纳仍旧不忘那个给予他救赎的人，不断感谢刘禄。
战争没有赢家，对双方的平民百姓来说都是一场灾难。伯特纳对此认识深刻，而刘禄也知道伯特纳从军的原因，所以再见时相逢一笑，把酒言欢。希望美国多一些伯特纳一样的人士，早日意识到战争对民众造成的伤害，不要再四处挑起争端，好自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