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沃代翼为晋国历史上的转折点，其造成了晋国公族的凋零，空缺由晋文公时期实行六卿制的异姓卿族逐渐填补。此后晋国主少国疑的出现，晋国君与卿、卿族之间势力此消彼长，不断转化态势。
赵氏戏份很足，既有权倾朝野的“高光”，也有几乎族灭的“至暗”，剩下“赵氏孤儿”赵武涅槃重生，将赵氏的“星星之火”再度燎原。
至简子时期，卿族相互倾轧，狐氏、先氏、郤氏、胥氏、栾氏相继出局，形成了国君形同虚设，范氏、中行氏、智氏、韩氏、赵氏、魏氏六家轮流执政的局面。
相对均衡的局面有利于赵氏宗主赵简子有更多时间思考未来，于是将目光投向了邯郸氏的地盘，为家族未来发展增添一种可能性，而邯郸氏也不是外人，《春秋左传》记载：
衰生盾，盾生朔，朔生武，武生成，成生鞅，其家为赵氏。夙孙穿，穿生旃，旃生胜，胜生午，其家为耿。
原来，邯郸氏先祖赵夙与赵氏先祖赵衰是兄弟关系。虽说同宗，可邯郸氏却有很大的独立性，下宫之难，赵氏几乎族灭，而作为小宗的邯郸氏并未波及，且赵旃还升任新军将，表明了邯郸氏脱离了宗族，自成一家。
不怪乎赵简子将矛头指向了邯郸氏，借口索要卫国进贡的五百户未遂，杀了邯郸氏宗主邯郸午，进而挑起战争，意图吞并邯郸，不过，却把问题想简单了。
中行氏宗主中行寅眼见外甥邯郸午被杀，拉上亲家范吉射的范氏，反攻赵氏，与中行氏、范氏不对付的智氏、韩氏、魏氏则站队赵氏，由此引发了晋国长达八年的内乱。最终，赵氏“战队”获胜，赵氏不仅瓜分了中行氏、范氏的地盘，还将邯郸收入囊中。
公元前453年，接棒赵简子的赵襄子又联合韩氏、魏氏灭掉智氏，史称“三家分晋”，也意味着晋国内斗告一段落，赵国的战略重心转到了挺进中原，只不过晋阳因太行山之隔难以实施，因此越过太行山，选择新的都城，成为赵国顺理成章的选择。
赵献侯继承赵襄子之“遗志”，相继在原和中牟兴建了重镇，并于公元前425年将都城迁至中牟。赵献侯之后是烈侯、武侯，不到40年的经验表明，从地理位置上看，定都中牟对于挺进中原有一定改善，但缺乏天险，难以组织大规模防御战，更要命的是暴露在了韩、魏势力之下。
于是赵敬侯将目光投向了邯郸，并将此作为了赵国最后的首都，之所以定都邯郸，原因有三：
1、经济基础
位于华北平原的邯郸，地势平坦，土地肥沃，以及水资源丰沛，非常适合发展农业，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为发展手工业提供了条件，由此聚集了大量人口，事实上邯郸也是与齐国的临淄、楚国的郢都等齐名的大都会之一。
2、交通便利
上述提及之所以迁都，源于晋阳有太行之隔，不适应赵国挺近中原的战略。而《史记》记载：然邯郸亦漳、河之间一都会也。北通燕、涿，南有郑、卫。表明了邯郸背靠太行山，南临漳河水，同时处于太行山八陉之一的滏口陉，可谓是交通畅达。
3、公子朝叛乱
赵武侯死后，继位的侄子赵敬侯，从而引起了赵武侯之子公子朝叛乱；失败后，公子朝逃亡魏国，寄希望在魏国的支持下夺得君位，如若公子朝里应外合，根基未稳的赵敬侯很可能朝不保夕。
不利之处在于，位于赵国东南部的邯郸，距离齐、魏、韩三国较近，属于四战之地，东、南两面更无屏障。事实上，在战国时期遭到了屡次围困乃至占领都表明了邯郸极易受到他国的攻击。
为此，赵国统治者做出了一定的弥补措施，一则在赵国南部的魏、赵边界，沿着漳水边修筑了长城，其次是建立陪都，所谓陪都即在邯郸之外另建政治中心，这也是公元前353年，魏国攻陷邯郸而赵国没亡的原因。
综上所述，三家分晋后，赵国统治者决定越过太行山，另寻新都，以适应向外扩张战略。对比中牟以及邯郸，两者部分定都因素中并没有质的区别，只不过真正决定又岂是其中某个因素，一定是权衡各方面综合因素所下的决定。如此，针对不利的情况，赵国采取适当的措施弥补，使得邯郸作为赵都绵延了150余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