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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国立博物馆正在举办艺术大师约翰内斯·维米尔(Johannes Vermeer,1632~1675)的回顾展,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维米尔展览,共展出28 幅油画。数目不大,但已经是维米尔所有传世画作的 80%了——要知的迄今确认为维米尔真迹的,全球仅存34件,这些作品分别藏于全球各地 17 座美术馆和私人藏家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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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开展当天(2月10日)已有20多万张门票售出。热度如此之大,以至于博物馆官网一度瘫痪。而开展前的预约情况,最早日期已经排到四月初。要知道,展览计划在6月4日结束。

博物馆馆长塔克·迪比茨说:“从来没有这么多维米尔的作品汇聚在一起,甚至连艺术家本人都没有见过这么多自己的作品在一起”。

维米尔可能是艺术史上最矛盾的画家之一。

他画的珍珠耳环少女,几乎是艺术史上唯一能与蒙娜丽莎抗衡的画中女人。

然而作为一位艺术家,维米尔本人却好像在历史上隐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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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找不到维米尔作为学徒的记载。他也没有留下任何书信。他从未画过正式的自画像。甚至就连他留下的作品是否都是“真迹”,直到今天仍然存有争议。

他是伦勃朗的同胞,却不是伦勃朗那样的明星。维米尔只是17世纪荷兰以绘画谋生的众多画家中的一位。他几乎一生都没有离开过一个名叫代尔夫特的小城镇。他在生前没有得到自己时代的赏识,也没有取得经济上的成功。在43岁就因贫困和劳累过早地辞世,更让他的创作数量远低于职业画家的基准线:目前已知的维米尔作品仅有34幅(目前认出的有37幅,其中3件仍然存疑)。

维米尔也是一位不断被发现的画家。他的作品被毕沙罗识别为“印象派的”;法国文豪普鲁斯特是他的“迷弟”;他的画作《音乐课》被收藏在英国白金汉宫,昔日没有女王准许,任何人都不得接近;他还间接导致了有史以来最轰动的艺术品伪造丑闻之一。

维米尔在后世的流行文化中更是被频繁援引和致敬。从伊莎贝尔·于佩尔主演的法国电影,到普鲁斯特的意识流小说《追忆似水年华》,在生前没有受到眷顾的维米尔,在这个时代已经被定义为天才和明星。

用光绘画的艺术家

维米尔的画给人最深的印象,是光。

他的画不像他的荷兰同胞伦勃朗,有种直入灵魂的戏剧性,给每幅肖像赋予史诗般的品质。

他的艺术无论是与他所生活的华丽的巴洛克时代、还是随后盛行的浪漫主义艺术理想都格格不入。

维米尔似乎只满足于做一个谦逊、安静和内省的生活艺术家。但这不能阻挡他的画作通过平凡、日常的画中场景渗出源源不断的诗意。

有时,他的作品并不像画,而是像发着柔光的电影银幕。即使在这些画作完成超过三百年后,维米尔笔下的普通人仍然笼罩在宁静安详的光线中,传递给他们的观众一种永恒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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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珍珠耳环的少女》(约1665年)维米尔 绘
《女主人和女佣》(1667年)维米尔 绘

奇妙的是,当艺术史学者通过X射线检视维米尔的画,发现他们根本找不到画的草稿,在油彩下面也找不到线条。这些画作就好像是用光直接画成的。

只要将维米尔和他的同时代艺术家放在一起,就能立刻发现明显的不同。维米尔画出了只有相机镜头才能捕捉到的效果。在他的画中,光线明暗的变化几乎逼真到了与现实相等的程度,远远超越了人的肉眼所能察觉的范围。

彼得·德·霍赫 vs 维米尔

首先捕捉到这种维米尔画中独有的品质的,是卡米尔·毕沙罗(Camille Pissarro)。在1882年11月一封写给儿子卢希恩的信中,这位印象派的先驱、毕生始终如一的印象派画家说道:“让我如何向你描述伦勃朗、哈尔斯画的肖像和维米尔画的代尔夫特风景呢?这些杰作与印象主义太相近了!”

根据印象主义者的理念,我们看到的色彩并不是物体固有的颜色,而是物体在光线下改变了的一种表象。在19世纪,这种色彩理论让法国艺术界重新发现了维米尔的美学特征:

“在维米尔那里,描绘的不再是人造光;光是自然的、明确的;”

《持天平的女人》(1662-1665年 )维米尔 绘
《写信的女人与女佣》(1670-1671年)维米尔 绘

维米尔的存世画作之所以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一个重要的方面就在于色彩。他在色彩上的研究和运用极度考究,堪称取得了登峰造极的成就。这种艺术处理手法超越了他自己的时代所能理解和接纳的范围,直到19世纪现代艺术兴起,人们才发现,“维米尔在色彩上的和谐还应该归功于光的精确度。”

这种对光与色的极致运用打动了法国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第一次在海牙见到《代尔夫特风景》时,我意识到自己看到了世界上最美的画作。”

《代尔夫特风景》(约1660-1661年)维米尔 绘

在他的名著《追忆似水年华》中,普鲁斯特记述了这位举世无双的荷兰画家如何影响了他的写作:

“他最后一次站在维米尔的画前,在他的记忆里,那幅画更加光彩夺目,甚至与他所熟悉的任何事都不同。多谢那位批评家的文章,他第一次辨认出那些着蓝色衣服的小尺寸人物,甚而看见了沙滩上的玫瑰色调,他最后又发现了微小黄色墙壁上的昂贵材料。他头晕目眩;他凝神关注,像个孩子凝视他要捕捉的黃色蝴蝶——在那昂贵的一个小墙角上:‘那就是我应该怎样去写’他反省‘我以前书中写得太冰冷太生硬了,我应该用更多的色彩,应该使我的语言更精炼更讲究,像这处珍贵的小黄墙角一样。’(……)”

维米尔用光线、阴影和色彩,一笔笔构筑画面的质感。无论是临窗专心读信的女人,女仆面前桌上的食物,少女目光闪烁的眼神,女子手中的天平,在颈部阴影里若隐若现的珍珠耳环……流转的光线构成了维米尔所有画作的宗旨。对于维米尔,光就是气场,就是真实。

黄金时代,天才崛起

今天的代尔夫特看上去和其他荷兰小城并无太多不同,都风光旖旎,安静而低调,古老的街道和运河上弥漫着城市独有的生活节奏。

可如果你是在17世纪来到这里,会深刻地感受到一股别开生面的全球化痕迹:它是大航海时代的商贸繁荣特有的产物,肌理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

荷兰 代尔夫特

荷兰在16世纪摆脱西班牙统治、赢得政治独立,为它此后的腾飞奠定了基础。17世纪,随着航海贸易的繁荣和东印度公司的建立,荷兰的经济、军事、科技和文化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片狭小国土,终于迎来了它在欧洲史上的黄金时代。

在艺术上,这个时代更是为荷兰汇聚了大把人才。画风生动诙谐的弗兰斯·哈尔斯(Frans Hals),对荷兰世俗画产生重要影响的赫拉德·特·博尔赫(Gerard Ter Borch),以及荷兰的国宝级画家伦勃朗,他们的创作都出产于这个时代的浸润。

维米尔正是这一画家群体中的一员。维米尔出生于荷兰代尔夫特的一个小业主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丝绸织布工和艺术品商人,后来也成为旅馆老板。这让维米尔从小就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到画家和艺术品。

维米尔早期的学徒生涯目前还是一个谜,可以确定的是他在21岁时就加入了当地的画家公会,并两次做过工会领导人,从而为他在当地画坛积累了一定的声誉。

《小街》(约1658年)维米尔 绘

此时的代尔夫特正和荷兰其他城市一样,处于中产阶级崛起、皈依新教、反制天主教廷及贵族统治的进程中。反映到艺术上,这一时期的荷兰绘画摆脱了贵族和教会的控制,画面内容过滤掉宗教色彩,以静物、风景和风俗为最主要题材。这些画作的顾客也不是富有和权倾一时的艺术赞助人,而是当时新兴的市民阶层;他们买下这些画不是为了炫耀财富或美化自己的形象,而是用来美化自己的住宅或办公场所。

被归纳为“荷兰小画派”的绘画流派,就这样日渐成熟,成为17世纪荷兰艺术最好的写照。

在维米尔的作品中,“荷兰小画派”的应运而生,以及荷兰黄金时代的缩影,全部都包藏在画面的细节里,有迹可循:

《持水壶的女人》(1660-1662年)维米尔 绘
《画室》(约1666-1668年)维米尔 绘

《天文学家》(1668年)维米尔 绘

在他的画作中,没有头衔的平民与市民阶层,成为画面的中心人物;

地图、地球仪、星盘、舶来品等带有符号意味的物品,暗示了当时荷兰“以海为生”的贸易生命线;

他反复描绘牛奶与面包、花瓶与地毯、刺绣与信件等等日常平凡之物,与伦勃朗笔下强烈的戏剧性场面形成了极为明显的对比;

他多次使用天青石粉末——这曾是最昂贵的颜料,只被用于涂画宗教画中的圣母,却被维米尔用来给女仆的裙子、少女的头巾、房间里的桌布与织毯染色。

维米尔从不吝惜在画中使用天青石颜料

他的创作还暗合着一个科学与技术大踏步前进的时代。当维米尔画着厨房中倒牛奶的女仆时,荷兰眼镜制造商汉斯·李普希(Hans Lippershey)获得了第一台望远镜的专利;德国天文学家约翰内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正在记录土星的环和卫星……与此相呼应的是维米尔对暗箱技术的使用。通过简单的光学投影设备,让维米尔得以最精确地还原他的模特和画室中的一切细节。

专注于描摹平凡的日常生活物品,昭示了一个国家最强烈的民族自信,以及对现世生活最大的满足、眷恋与热爱;

将原本用于圣母的昂贵颜料涂抹日常物品与衣裙,粉碎了颜色代表的神圣象征,将宗教信仰对艺术主题和内容的束缚解绑;对人与现世生活的尊重,彻底完胜宗教对后世与彼岸的颂扬;

暗箱技术和透镜在创作过程中的运用,揭示了科学技术与艺术非但不是两条平行线,实则珠联璧合;

在那个“追求理想化”、“崇尚表现”的艺术时代,维米尔用他的天才创造了一种杰出。

如果没有荷兰的黄金时代,艺术史上就会失去一种风格。那种风格,叫“维米尔”。

超越日常,进入内心

同样是以光影取胜的艺术家,如果说卡拉瓦乔的画作立即唤醒了观众对上帝的敬畏,伦勃朗的画作将观众扔进永不宁息的命运的漩涡,维米尔的画作则需要他的观众屏息凝神,并准备好随时停下来,深入到画面的细节中。

这种观感是与他的画面相辅相成的。维米尔是一位非常客观的艺术家。无论是屋内陈设还是城市风景,维米尔只描绘他所看到的。钢琴上的装饰图案、地毯的编织纹路、挂在墙上具有象征意味的地图、女人的裙摆和发饰、弹琴、倒牛奶、读信……所有出现在维米尔画中的人与物、神态与动作都是真实的,并且绘制得一丝不苟。

但维米尔在复制这些生活图景的同时,也刻画了一个隐藏的思想和情感世界。

《读信的蓝衣女人》(约1663年)维米尔 绘

在《读信的蓝衣女人》中,她专注的样子暗示她可能在读一封情书;但她身后的地图又提示我们,她正在阅读的可能是关于一场战争的新闻。但最重要的是她正在阅读的行为本身。对于她来说,整个世界的存在都好像化作了那张信纸上的文字。她不知道把我们吸引住的颜色和场景的细节。她也忘记了自己正在被维米尔注视。她置身另一个世界,一个只有自己和心灵的地方。

《倒牛奶的女仆》(1657–1658年)维米尔 绘

在《倒牛奶的女仆》中,女仆正在倒牛奶的过程似乎只是一个瞬间的行为,却又像一个永恒的动作。画面左侧格子窗透进的光线温和而宁静,洒满整个房间,也温柔地笼罩在女仆的脸上。她有力的双臂稳稳托举住赤褐色的罐子,罐中的牛奶仿佛永远也倒不完。这个再普通不过的生活场景,却多了一份永恒的意味,仿佛是在告诉我们:生活的神圣不在别处,就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在内心的宁静里。

《缝纫女工》(1669-1670年)维米尔 绘

维米尔的画从来无关史诗与宏伟。他画整洁的音乐教室、安静的房间、写信的女主人、女人手中的水壶、晨光……

这些画面场景简单,没有复杂的人物关系,却有股让时间滞留的力量。它们将观众吸入一个全神贯注的时刻,与画中人分享同一种专注与安静。

维米尔是一位伟大的画家。他不仅敏感地观察各个阶层的普通人,还教导我们如何观看生活。通过引领我们进入内省,他以尽可能简单的方式揭示了生命的内在力量。他的作品超前于他的时代,也让三百年后的我们深深为之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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