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制于人的现状和谋求独立的抗争之间的矛盾是很多阿拉伯国家近代以来的历史主旋律。一大批阿拉伯国家在遭受了西方的殖民统治后就开始了对抗西方控制并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进程。这可以说是阿拉伯国家近代的“主线任务”也可以说是“时代考题”。阿拉伯人作答情况如何呢？
很遗憾，阿拉伯人恐怕并非世俗意义上的好学生，因此只回答了前半段——推翻西方统治。阿拉伯人绵延不绝的对抗推高了殖民统治的维稳成本，这使得殖民统治成为“亏本买卖”，于是西方各国被迫或主动的停止了对阿拉伯地区明面上的控制。明面上的殖民或半殖民控制早已停止，但西方势力却从未远离过阿拉伯的土地。
自身政治经济条件的不成熟与西方势力的暗中阻遏，令阿拉伯诸国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进程屡屡走入墙角，埃及等一批先行国的近代化改革相继破产。
随着时间的流逝，情况却没有好转。随着两极格局的崩塌，一家独大的美国推行全面的中东战略，深深的将手伸入了阿拉伯的腹地，引起了阿拉伯地区长期或明或暗的冲突对抗，导致阿拉伯地区成为了全世界安全赤字和发展赤字最为严重的区域之一。
面对一塌糊涂的烂摊子，阿拉伯人并非没有尝试过改变，但改革之路却艰难坎坷，最终只能躺平，安心的吃着石油时代的红利。不过，也并非所有阿拉伯国家都选择了躺平，近期部分国家的改革力度之大，甚至被国际媒体惊呼为“第二次建国运动”。
这一次尝试结果如何呢？
资源诅咒
对阿拉伯国家来说，真正意义上的“阿拉伯之春”似乎已近在眼前。随着大国力量格局的变化，美国开始逐步收缩中东战略，阿拉伯境内的域外力量难得的出现了消退迹象。阿拉伯人苦苦追寻了百年之久的独立之路似乎正向阿拉伯诸国招手。
在另外一方面，曾经矛盾颇多的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也随着矛盾发发展逐步趋于和缓，“和平与发展”成为阿拉伯国家的共识与主旋律。在这种良好的内外环境下，部分具有忧患意识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力度空前的寻找起改革之路来。
这部分阿拉伯国家的忧患来源于阿拉伯国家较为独特的发展之路。阿拉伯国家过分依赖自然资源的经济模式，让阿拉伯在国际社会中处于一个极为尴尬的地位，石油与矿物产品几乎成为了阿拉伯国家与世界经济联系沟通的唯一纽带。
这种单一的经济模式导致阿拉伯国家的发展困难重重，对应的引发了内部的矛盾冲突，再加上西方的推波助澜，最终酝酿出了史无前例的动乱——“阿拉伯之春”。
这种地区乱象的根源其实还是发展的乱象，经济结构的扭曲使得很多阿拉伯国家出现了“错位”的问题，教育的错位、用工的错位、贫富的错位，这些问题迟迟没能解决，最终上升成了激烈的对抗。
具体而言，海湾阿拉伯诸国的经济模式是典型的“地租模式”，这一模式的特点是经济依赖大量的外部租金，因而不需要发达的国内生产部门，只有小部分劳动力参与租金生产，而政府则是外部租金的主要收取者。自然资源收益具有明显的地租属性，因此海湾阿拉伯诸国是标准的“地租型国家”。
当然，即使是石油资源充沛的海湾地区，也并非所有国家都能拥有石油资源，海湾诸国中不可避免的有一部分“倒霉蛋”没有石油产出，这些非产油国往往也被视作“地租型国家”。原因是非产油国也可以通过侨汇、援助等途径分享产油国的石油收入，还可以通过区位优势及战略价值获取对应的地理租金和战略租金，从而成为所谓的准地租国家。“地租模式”是阿拉伯经济的本质，石油是天赐之宝，也是伴生的诅咒。
以沙特为代表的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典型特征是“富而不强”，国家和社会运行时仍然较多的遵守传统社会的规则。高昂的石油收入让国家的发展产生惰性，无需发展工农业即可赚得盆满钵满。但石油虽多，终有枯竭之日。即使石油没有枯竭，海湾诸国也得随着国际油价的起起伏伏或悲或喜，“天下兴亡，系于一业之上”正是海湾诸国的真实写照。
除了经济极端依赖石油的问题外，还有诸多衍生问题。在社会领域，海湾阿拉伯国家实行高福利政策，人口增长较为迅速，但经济体系却无法吸纳快速增长的人口，致使海湾诸国失业率居高不下。在这种情况下，海湾诸国还引进了大批外籍劳工，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局面。
在政治领域，政府控制石油，石油带来收入，政府从而顺利控制整个政治经济体系，并向民众分配财富。这套体系为海湾阿拉伯国家提供了超乎寻常的稳定性，使得海湾地区成为了君主制国家最集中的地区，相对的，这套系统也在抑制着政治现代化的可能。
产油诸国的情况尚且如此，非产油国的情况就更加糟糕。他们和产油国一样依赖地租收入，但获取的微薄收入却不足以供养国家，于是局势更加动荡。在阿拉伯之春中陷入动荡的国家，大部分都是油气资源并不丰富的非产油国。
所以说，地租型的经济给阿拉伯国家带来的福利是全方位的，同时带来的危害也是全方位的。正所谓“所有命运的馈赠，都已在暗中标好了价码”。阿拉伯国家必须寻找一条能够摆脱资源依赖的道路。
阿拉伯：向东看
在阿拉伯之春的动乱之后，埃及、突尼斯等深受其害的共和制阿拉伯国家率先踏上了改革之路，但是这几位的改革之路并不顺利，或者直白的说，他们的改革成效完全是“原地高抬腿”，雷声颇大，雨点颇小。
以埃及为例，埃及的改革并非一无所获，曾经受益于埃及政府所推出的多项改革举措和政策支持，埃及的非石油出口收益在2022年上半年增长至193.53亿美元，较2021年同期增长了2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东和中亚部主任吉哈德·阿祖尔对埃及的经济改革提出赞扬，称“通过政策引导，埃及的经济结构正在逐步优化，这有助于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并为经济注入动能。”
然而，新冠疫情的到来对埃及的经济形成了严重的冲击，不只冲击了埃及经济改革的现有成果、还影响了经济改革的持续性、放大了经济改革的负面因素。导致埃及对地租性收入的依赖加剧，改革派投鼠忌器，最终只能走回依靠海湾阿拉伯国家援助以及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的老路。
除了埃及之外的其他国家也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一些国家深陷政治与经济危机之中，根本无力改革，譬如伊拉克和黎巴嫩。另外一些国家则尚且没有走出战争带来的创伤，譬如叙利亚和也门。约旦和摩洛哥诸国虽然没有遭遇危机，但经济状况堪忧，改革有心无力。
真正值得关注的是海湾阿拉伯诸国的革命，沙特于2016年推出的“2030愿景”是海湾阿拉伯国家开启新一轮改革之路的标志，引发这次改革的直接原因是国际油价的下跌。但如今的改革动力首先是“双碳”背景下全球能源转型不断加速的情况下石油出产国的尴尬地位。从沙特到阿联酋，随着新一代领导人的上台，越来越多的海湾国家提出了“去石油化”的国家战略。
在过去，海湾诸国其实也进行过很多经济改革，但改革的诚意与深度并不足够。以往的海湾诸国的行动目标主要是发展石化行业的下游产业，延长石油资源产业链，提高油气资源的附加值。而本次改革的行动模式则发生了改变，从发展石油行业变成了利用石油红利发展非石化行业，特别聚焦于基础设施、新能源、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等新产业。
为了向生产型国家转型，海湾诸国还进行了很多行动。针对劳动力市场，沙特推出了劳动力本地化的政策，规定不同行业本国劳动力就业比例，试图推动本国公民取代外籍劳工，以此解决失业率的问题。对于外籍劳工，一些海湾诸国取消了担保人制度，这对于外籍劳工而言无疑是个利好消息。
另外，本次改革还有一个史无前例的变化，那就是改革不只停留于经济产业层面，而是逐步的深入到社会文化领域，触碰到了敏感的社会与宗教问题。
譬如沙特推行的“去瓦哈比化”改革，这项改革正在剥夺宗教警察的权力，将哈瓦比派的戒律从社会规范扭转为宗教内部规范。并对司法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以赋予女性和外国投资者正当的权益保护。
不好预测的未来
尽管海湾诸国本次改革表现出了和以往有所不同的决心，但海湾诸国以往推行的经济改革往往无疾而终，因此本次改革能否取得成效仍然不好预测。
当然，利好消息也并非没有。得益于乌克兰危机引发的世界能源危机，石油价格被出乎意料的推上高点，为海湾诸国带来了一笔“意外之财”。预计2022年海湾阿拉伯国家石油出口收入将超过5000亿美元，同比增长近一倍。其中沙特2022年石油出口收入预计将达到3000亿美元，实现约400亿美元的财政盈余。
这无疑为海湾诸国的经济改革增加了底气。海湾国家另外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则是“集体向东看”，纷纷加强与中国的经贸合作，以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从发展战略对接的高度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往来，这对于阿拉伯国家的转型似乎也是不小的助力。
无论如何，沙特等国本次高调的转型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无论成功与否，对于阿拉伯世界都有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