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发的一些文章中，我一直在批评宋明两朝的军队打仗不行，比如《为何汉唐横扫四夷宋明却被打成狗？这恐怕得从耶律阿保机称帝说起》。然后就很有些读者朋友善意的提醒我——宋朝你随便说，但明朝不行，因为明军打仗是很厉害的。
这话是谁告诉你的？说出来，我保证不喷死他……才怪。
当然明军好像也不是一直都不行，起码在洪武、永乐年间看起来还是可以的。就算不能跟汉唐比，起码在战绩上似乎要比两宋好看上不少。
但就这点光彩也不一定经得起推敲。
朱元璋在位时13次北伐北元，朱棣也曾5次亲征塞外，每次搞的场面都很宏大，战果看起来也很丰富。但结果呢，消灭蒙元残余的目的达到了吗？我们能看到的是，在朱棣死后才25年他的重孙子朱祁镇就被也先抓了俘虏，北京城也先后任由瓦剌人和鞑靼人在城外跑马。而朱元璋和朱棣的子孙以及据说打仗很厉害的大明官兵们，除了躲在高耸的城墙后头腿肚子筛糠，似乎啥都干不了。
虽然每次大明朝都宣布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但实质上就是也先或俺答将城外的大明子民杀光、抢光后才打着饱嗝主动撤走的——要是明军真的打仗很厉害，又何至于此？
等到满洲人崛起以及李自成、张献忠们一造反，大明朝能干的就只剩下早死早超生了。
在某种程度上，明军的作战能力连宋军都赶不上。
其实明朝的国防形势，较之两宋不知要好上多少倍——起码在明人看起来非常凶神恶煞的瓦剌人和鞑靼人，肯定是不够鼎盛期的契丹人和党项人打的。至于屡屡把明军打崩的满洲人，要是能遇上满万不可敌的女真人或横扫欧亚大陆如卷席时的蒙古人，估计也只有跪地叫爸爸一条路可走。可面对这样的对手，宋人还是挺过了319年，要是换成明人，能不能熬过159.5年？
人都是一样的人，汉唐能威压四夷、扬威域外，两宋面对强敌也可勉强自守。那为啥换了个大明的旗号，就变得将怂兵熊、十打九输了？
所以这个锅不该由明军将士来背，问题肯定是出在了以朱元璋为首的明朝皇帝身上。
事实上明军患上的从来都不是软骨病，而是穷病——当遇到闯逆、建贼便一触即溃的大明官兵将头上的汉家发髻剃成金钱鼠尾辫之后，立马就变得生龙活虎、勇不可当了。为何？连当个兵都能当得随时有冻饿而死之虞，朱家皇帝还能指望谁来替他卖命？
01
在朱元璋打天下的时候，他带的兵还是挺正常的。甭管是花钱招募来的兵，还是家破人亡不得不当兵吃粮的或者是怀着“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理想从军，其实跟历朝历代开国时的军队都差不多，战斗力也很不错，可以说是当时天下第一流的精兵。
当然，这个天下第一是有水分的——明朝是幸运的，开国时可谓周边无强敌。要是换成像汉唐或两宋那样一开张就强邻环伺，还指不定天下第几呢。
不过就这个天下第一也没当上几天，因为当了皇帝以后，朱元璋的想法就变了。
上下五千年，朱元璋是唯一一个真正贫农出身的皇帝，乱世里普通老百姓能遭过的罪，他都曾亲身经历过。所以老朱感同身受，最恨的就是那些祸害百姓的玩意。
那么乱世里最祸害百姓的是谁？当然首推当官的和当兵的。
对于官员，朱元璋之刻薄与狠辣堪称是史上第一。动辄就砍头流放，就抄家灭族，就剥皮楦草——仅洪武四大案，他就杀掉了至少10万人，其中大多是官员。话说明初时全国的官员加一块也就3万出头，等于被老朱至少割光了两轮韭菜。
光杀头还不过瘾，老朱还要诛心。哪怕在大明朝官居一品，俸禄还不足两宋同行的1/15。低品官员就更惨了，其法定收入水平之低放在今天跟领低保的比都得自惭形秽。所以为啥明朝的吏治一直都不咋地？因为要是不贪污或搞点灰色收入，光靠死工资的话大多数官员都得饿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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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军队，朱元璋就无法像对官员那样任性了。毕竟他们朱家的江山，还指着这帮兵将来拱卫呢。
不过老朱依然是个犟种，所以不好动并不意味着就不能动。只不过在如何保证军队战斗力的同时防止军队扰民、祸民的问题上，他自以为找到了一个好办法。
那就是把军队封闭起来、与老百姓隔离开来，形成一个独立的、不与民生交叉的系统。不仅在组织上，在生活中也尽量不与老百姓发生接触。
如何做到？朱元璋开出的药方是世兵制和自给制。
所谓世兵制，就是沿袭了元朝军民分籍的制度，实行军户制——凡跟随朱元璋起事的老兵、收编的归附军和其他强征入军者及其家属皆编入军户，由卫所进行管理，并随营屯戍。军户中服役壮丁称正军，其余为余丁。凡正军中有老弱或病死者，皆由余丁继补。
所谓自给制，就是在军中实施屯田，让军队自己养活自己。而明军屯田规模之大，堪称骇人听闻：
“军屯则领之卫所，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每军受田五十亩为一分，给耕牛、农具，教树植，复租赋，遣官劝输，诛侵暴之吏。初亩税一斗。三十五年定科则：军田一分，正粮十二石，贮屯仓，听本军自支，馀粮为本卫所官军俸粮。”（《明史·卷七十七·志第五十三》）
这个政策刚实行的时候，很多民户看到当军户不但分地，还能免除劳役，就非常羡慕，甚至还出现了民户冒充军户的现象。这就让朱元璋为自己的伟大创意自矜不已，到处自夸“吾京师养兵百万，要令不废百姓一粒米”（《同异录·卷上》），还专门下令“民户亦不得诈称各官军人贴户、躲避差役”（《大明会典·卷一百五十四·军政第一》）。
可是冰冷而又残酷的现实，很快就给老朱的异想天开来了一记凶狠的耳光，并将大明军队的战斗力推进了深不见底的万丈深渊。
原因有很多。首先，让军队中七成以上的兵力去种地，那么攻伐、卫戍这种正经事谁干？所以只能大规模的扩军，以至于到了永乐年间大明朝在籍的总兵力达到了280万人，这是个什么概念？以冗兵著称的北宋在仁宗朝年间军队总人数才140万人，已经是前无古人了，直接将朝廷的财政拖垮，逼得王安石不得不变法求存。而大明朝的军队直接将这个历史记录翻倍了，可当时全国的人口也没超过6000万，也就意味着不到20个大明国民中，就有一个是当兵的——军队占总人口的比例这么高，要说对经济发展、百姓生活和社会稳定没有影响，是根本不可能的。
然而这么多的军队中，主业是打仗的从来都没超过70万。而明初时皇帝不但要调集大量的兵力到京师周边布防，还喜欢大场面，动辄就发动几十万大军出去打仗，搞得全国各地、尤其是边防兵力捉襟见肘。坐拥近300万大军都不够使唤，这既魔幻又现实的一幕，只有在大明朝才看得见。
其次，朱元璋拍脑门拍出来的所谓“拥军政策”，把军户坑得欲仙欲死，根本活不下去。
每个军户分地50亩，还免劳役、送耕牛农具，看上去确实挺美，但怎么落实？事实上自两宋以后我国人口规模增长就非常迅速，哪怕迭遭战乱下降的幅度也不大。在人多地少的前提下，根本不具备像唐初那样实行均田制的条件（唐武德年间全国编户仅200余万户、千万人口上下）。所以老朱想给每个军户分地50亩，结果却发现大部分地区根本无地可分，只好自打自脸的改成了分地20亩。即便如此，在人口密集且地价昂贵的南方地区，许多军户连20亩地都分不到——分不到地，军队还怎么自己养活自己，军户还怎么生活？
至于军户免除劳役的政策，事实上也未能完全落实。据著名明史专家王毓铨先生考证，明军军户中的余丁包括正军从永乐年间就开始必须承担各种差役，从宣德年间起还日益加重，从事养马、采薪、烧炭、采草、修渠、筑堤、运粮等差事，负担甚至重于民户。
更别提那个不知道朱元璋用哪个脚后跟想出来的、活活坑死他十代子孙的军户余粮缴纳制度。
明制，民户种地需缴纳田税，税率是三十税一——这几乎是史上最低的税率，老朱不愧是爱民恤民的好皇帝。可一转头到了同样种地的军户那里，他却露出了地主老财的凶恶面孔。
为啥？分地50亩，需缴纳12石“余粮”以供军用，按照当时1.5石的普遍亩产，这就意味着6.25税一的税率；后来分地缩减到20亩，须缴纳的“余粮”却只降到了6石，税率反倒涨到了五税一。
五税一——史上最凶暴残民的昏君，都不敢向老百姓收这么高的田税，除非他不怕天下鼎沸、叛乱四起。
当然老朱不怕。因为这些倒霉的军户都实行军事化管理，不但被军队包围着，还有家属做人质。谁敢造反连调兵的程序都免了，可以直接平了。
这大概就是他敢这么干的原因。
但军户也是人，肯定没有宁可饿死自己也要交公粮的觉悟。于是乎从洪武年间起一直到明亡，军屯所需缴纳的“余粮”就从没缴齐过，而且窟窿越填越大。军队都快饿死了，还谈什么自给自足？
要是非得追缴，军户也不会活活饿死，因为人家会逃亡。大明朝的军户不但随时可能被拉到战场上去玩命，自己战死了又要把子孙往这个火坑里填，还得承担比百姓重得多的赋役——即便大明朝的军官们都清廉贤明得一塌糊涂，他们拼死拼活赚来的那点钱粮，也未必能填饱全家人的肚皮，所以他们为啥不跑？
这世间不患寡，就患不均。所以军户跟民户一比，肯定会觉得自己的日子没法过了。而更要命的是，大明朝的军官们，可能不贪吗？
02
我们都知道两宋开始崇文抑武，从此汉唐的尚武之风便渐行渐远。殊不知相比两宋，明朝的文尊武卑之风刮得更狠、更离奇。
在两宋、尤其是北宋武将确实混得跟灰孙子似的，但这通常仅限于像狄青、种师道这样能对文官主政形成威胁的武将。而那些中低品的文官，哪怕再瞧不起武将，通常也不敢做什么太过分的事情。比如说要扳倒狄青，只能由韩琦、文彦博、包拯这样宰辅级的文官出手才行，要是随便蹦出个御史言官来弹劾，别说赵祯了，狄青多搭理他一眼都嫌丢人。
而在明朝呢？一个七、八品的御史让三品以下的武将跪下，谁敢不跪？看你不顺眼，那可是说打就打的，打死了都算活该。那三品以上呢？虽然不好再打了，但把你当灰孙子训，你也得老老实实的受着。
所以明朝的武将要想领兵打仗、要想升官发财，甚至只想保住手头上的荣华富贵，都得拼命找门路搭上个靠得住的文官当后台。否则，就算稀里糊涂的被摘了脑袋，都没处喊冤去。
所以哪怕是像李成梁、戚继光这样功勋赫赫的名将，都得给在朝中正当红的文官送钱，否则连个杀敌立功的机会都捞不到。就算好不容易打了场胜仗，要是没个好后台撑腰的话弄不好也是无功有过，那不是白忙活、白拼命了？
可大明朝的武将俸禄也没多高，还不能干涉民政、勒索百姓捞钱，那还拿什么上下打点？就只能在自家的一亩三分地里想办法了。而最简单直接的发财之道，就是吃空饷、喝兵血。
因此，本就日子过得艰难的军户们，即便不想跑，他们的长官也得逼着他们跑。不把他们逼跑了，哪来的空饷、兵血？
为了发财，军官们想尽办法剥削士兵，巧取豪夺分配给他们的土地，将军屯变为私田，还役使士兵替自己免费耕种，收入却全进了自己腰包。这样一来，本来就欠了一屁股饥荒的军屯收入，就更不够吃了。于是乎原本骁勇善战的大明官兵，就变得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跟临近的民户比起来活得就像群叫花子。
不光如此，军户在社会上普遍受到歧视，再穷困潦倒的民户也不愿意与军户子女通婚，许多士兵到了40多岁还找不到媳妇。令有识之士哀叹“承平日久，人耻为军”（《天下郡县利病书·卷十三·怀庆府志》），认为军户的社会地位几乎等同于贱民。
要摆脱穷困，过上像普通百姓一样的生活，那就只有逃亡一条路可走了。因为按照大明律规定，军户和民户的身份是不能转换的，否则会治罪。
而军官也很愿意甚至怂恿士兵逃亡。因为军户逃跑了他们也不会上报，这样上级还是按照原来的人头数发放的粮饷，就进了自己的腰包。甚至有时军户不想跑，军官就会更加凶狠的克扣和勒索他们，逼得他们不得不跑。
这样一来，跑的人越来越多，卫所的缺额就越来越严重。到了正统三年（公元1438年）、也就是大明才开国70年时，累计的逃亡军户已经超过了163万人（《水东日记·卷二十二·府卫官旗军人数》），也就是说大明官兵已经跑了一半有余；嘉靖年间的绍兴府志记载，当地的4个卫所中绍兴卫缺额达七成三，临山卫为六成九，三江卫为八成一，沥海卫为七成七。这意味着啥？打个比方，要是有1000个倭寇前来攻打绍兴，绍兴四卫的守军足足有5000人不止——起码在兵部的兵籍册上是这么写着的。五打一，实在不行还有坚城为倚靠，这不是怎么打都稳赢不输的仗吗？
可事实上呢？按照他们那个缺额程度，绍兴四卫的指挥使们就算使出吃奶的力气，也就能从卫所里划拉出一千来号人头。于是在战场上敌我双方的兵力对比就瞬间从五比一变成了一比一，这还不算啥。更要命的是，军户中有本事的，甭管是身强力壮还是脑瓜好使的，早就跑得一干二净出去自谋生路了。这时候还留在卫所里不肯逃亡的，基本都是些老弱病残、出了军营就得饿死的废柴，估计杀只鸡都费劲，还指望他们打仗？
所以在东南抗倭时，经常会出现万余明军遇到几百倭寇就一触即溃的情况，就一点都不奇怪了——给朝廷的奏报中，指挥使肯定得说自己有一万来号人啊，难道还能承认自己吃空额吃到了上战场的只剩下两三千号人？就这两三千号人，还大都是残障人士或该住进医院的病号，遇上几百个生龙活虎的倭寇，不一触即溃才见鬼了呢。
地方上如此，明军中最精锐的京营也没好到哪儿去。
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因不满大明朝廷拒绝跟鞑靼贸易而率兵进犯。又因为大同总兵仇鸾花钱贿赂俺答，说只要你别打大同，别的地方随意。俺答是个憨直质朴的蒙古汉子，收了钱那是真办事——那不打大同了，一转身就杀向了北京。
仇鸾：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
俺答来了，朱厚熜就慌了，再顾不上炼丹修仙，赶紧让他的头号宠臣、内阁首辅严嵩想办法退敌。严首辅溜须拍马的功夫在行，可哪懂打仗啊？就又甩锅给兵部尚书丁汝夔。
老丁找不着人甩锅，只好跑去京营整军备战。话说丁汝夔的兵部尚书才当上不到一年，以前也没在军事口干过，所以这可能是他第一次在京营“现场办公”。没想到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编制为14万人的京营，满打满算也凑不够5万个人头，而且其中一半不是缺胳膊少腿，就是老弱病号。至于剩下的那一半在军营里压根就看不到人影，统统都在权贵军官家里打杂跑腿儿呢。
丁汝夔懵了，这换谁谁都得懵啊？等清醒过来他就赶紧跑去抱住严首辅的大腿哀嚎：这仗可不能打啊！要真打了，咱们陛下妥妥的得变成英宗第二啊（明英宗朱祁镇在土木之变中被俘）。
严嵩也被吓了一跳，赶紧告诉朱厚熜咱们就躲在城墙后边看着吧，等俺答杀够抢够了就该滚蛋了。次辅徐阶不同意，说这么办咱们君臣太没面子，还是得打着谈判的名义拖时间，拖到勤王兵马到了，俺答就得退了。
严嵩：这跟老子的主意有啥区别？姓徐的真不要脸！
结果朱厚熜君臣还没拖几天，仇鸾就第一个领着大军勤王赶来了——他敢不快点来吗？要是跟俺答那点小秘密被朱厚熜知道了，他有几颗脑袋都不够砍的。
勤王军一来，已经抢得差不多了的俺答就撤了。看着跑得跟狗似的吐舌头的仇鸾，朱厚熜非常感动，就晋升他为平虏大将军。
跟某些网友一样，此时的朱厚熜应该也会觉得他的将士打仗还是很厉害的。
03
大明朝的军户制烂到了这个份上，皇帝和那些重臣们不知道吗？
皇帝大概率应该是不知道的。因为除了朱元璋和朱棣，剩下的朱家皇帝大多一辈子被关在皇宫里，大臣们想怎么糊弄就怎么糊弄。而那些宰辅级的重臣大多也是从基层干上来的，这些糟烂事就算没亲身经历过应该也听说过，所以不可能不知道。
但知道归知道，改是没法改的。因为这里边涉及的利益太大，一旦动了得罪的人太多，根本就犯不上。毕竟在大明朝的官儿是没法世袭的，在台上得罪人太狠，下台怎么办，岂不是要祸及子孙家族？所以甭管啥事，只要没急到火上房的程度，大明重臣们的态度基本都是能糊弄就糊弄下去吧。
于是当军户制烂到快不行时，他们又糊弄出来个总兵制。
早在宣德年间（公元1426~1435年），朝廷就开始在山西、陕西两省设总兵，此后逐渐在全国推广。到了明亡前夕，脑袋上顶着个总兵头衔的武将更是多到不可胜数，早就取代了原先各承宣布政使司（即省级行政区）中都指挥使的地位，成为了地方最高武职官员。
设了个总兵就能让烂泥扶不上墙的卫所兵重现雄风？当然不可能，但却可使其勉强一战。为啥？嘉靖年间曾担任过兵部尚书的方逢时曾道出过其中的奥秘：
“洪永以后，虏患日棘，大将之设，遂成常员。镇守权重，都统势轻，卫所精锐，悉从抽选。于是正奇参守之官设而卫所徒存老家之名。”（《皇明经世文编·卷三百二十一·审时宜酌羣议陈要实疏》）
简单来说，就是卫所虽然烂透了，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卫所兵都不能打。比如驻扎在东北、西北边疆的卫所，因为经常要跟鞑靼人或瓦剌人之类的蛮夷打仗，所以肯定不敢把所有的兵都送进残联上班去，怎么也得留下一半像样的作战吧？至于内地的卫所，也难免要经常剿个匪、平个乱啥的，至少也得有个看家护院或保命逃命的需求吧？所以怎么也得忍痛掏出银子来养几个管用的兵。
这样的兵，放在单个卫所里可能没啥用，可是要集中在一起，是不是就能打仗了呢？比如在广西，洪武年间编定的在籍卫所兵就有12万人。虽然到了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就逃亡得只剩下了18000人，但十里挑一，怎么也能凑出两千来号能打的了吧？再把这两千来号人都交给广西总兵统一训练、指挥，基本就能保一方平安了。
事实上从明朝的第五位皇帝、明宣宗朱瞻基开始，但凡朝廷有对外征伐、对内平乱等作战需要，都是靠抽调各卫所的精兵给总兵官来应付。但问题是卫所会烂，同出一门的总兵为啥就不会吃空饷、喝兵血？所以一样也会烂，那就继续从卫所抽血。直到抽无可抽，总兵们只好学卫所的指挥使忍痛掏银子养一部分能用的兵保命，这就是被某些明粉吹嘘得能打遍宇宙无敌手的“家丁”。
朝廷公帑供养的军队不能作战，只能靠军官私养的家奴来撑面子。这样的军队，居然有人还好意思说他们“打仗很厉害”？
卫所不可救药，总兵也只能救急不能救穷，那么大明朝再想打仗，就只能靠募兵了。
其实早在土木之变时，京营几乎全军覆没，面对也先的大军围城，明廷只能募兵以保卫京师，从此募兵就成了京营的主力。至于地方上的募兵，则主要集中在江南地区，为啥？还不是被倭寇给逼的！
今天我们说的倭寇，主要指的是嘉靖年间的江南倭乱。其实说江南也不准确，因为倭寇骚扰、劫掠的地区，基本集中在浙闽苏三省。
为啥是这三省？因为所谓的倭寇，真正是从小日子那里千里迢迢渡海而来打劫的“真倭”只是少数，高达七成而且能成为首脑人物（比如汪直、徐海）都是“假倭”，即明人。这些人对大明朝的国情门儿清，所以才专挑这三省祸祸。
不光是因为浙闽苏最富，抢劫起来油水才多。还因为这三省承平日久，所以当地卫所不但烂而且贪，贪到了连保命都顾不上了，所以当地的兵就几乎没一个能打的。
所以倭寇们一边砍瓜切菜，一边肆无忌惮的抢劫，简直爽歪歪。就算请他们去别的省抢劫，人家都不愿意。
等到胡宗宪担任直浙总督负责抗倭时，也被这些孬兵怂将愁得不行，干脆下令允许戚继光、俞大猷等名将自行募兵作战。这才有了大名鼎鼎的戚家军、俞家军，才有了抗倭作战的最终胜利。
但募兵制有几个致命的问题，在大明朝注定是无解的。
04
首先，募兵的战斗力跟主将的人品、能力是息息相关的。比如岳家军在岳飞手里就能跟号称满万不可敌的女真兵正面抗衡，还让后者哀叹“撼山易，憾岳家军难”。可是等到岳飞冤死以后，谁还听说过岳家军？
这种情况在明朝也没有任何改变。等到戚继光、俞大猷老去之后，经他们之手打造出的那些强军也很快就泯然众人矣了。
其次，募兵都是主将招来的，虽然饷银大多是朝廷发的，但毕竟还得经主将之手才能落到士兵的腰包。更何况募兵的前途和命运，也基本都在主将的一念之间。
这就导致了募兵制下的军队，很容易沦落成武将的私兵。就像唐初时实行府兵制，半兵半农，那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打仗听指挥，打完仗就各回各家各找各妈。所以哪怕当时名将如云，也没见谁能拥兵作乱。可到了开元年间府兵制崩溃改为募兵以后，铁打的营盘里就不再是流水的兵了，所以安禄山才敢造反。
在崇文抑武的大明朝，武将造反的难度自然大了不止一个量级。但相比卫所制和总兵制，募兵制下武将对于军队的控制力无疑是更强了，腰杆也更硬了，这就引起了文官的警觉和反制。反正自从明中期以后募兵制大兴，朝野上下的文武之争就愈演愈烈，到了崇祯年间更是到了只要哪个武将（哪怕是文官出身）打了胜仗，在文官眼中就是安禄山第二，就是罪不可赦的地步。最终的结果就是但凡有点本事的将领不是被弄死就是被撵走，这样的大明朝岂能不亡？
最后也是最要命的一点，就是募兵不比卫所兵，人家是要军饷的。而大明朝的财政，根本养不起这些兵大爷。
前文已经说过，按照大明朝那位“太祖爷”定下的规矩，朝廷财政支出中是没有军费这种东西的，毕竟“养兵百万，要令不废百姓一粒米”嘛。可计划没有变化快，卫所废了，必须得要募兵了，那么军饷从哪儿出？
正常情况下当然应该由中央财政出。可问题是，在那个不坑爹、只坑子孙的“太祖爷”的奇葩设计下，大明朝甚至可以说是没有中央财政的。
在正常的朝代，户部主管中央财政，负责全国税收的调配，自然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可在脑回路异于常人的朱元璋看来，各地将税赋收上来千里迢迢的运到京城，户部在其中瞎搅合一通后再千里迢迢的调运到各地去，既浪费时间又增加了不必要的损耗，简直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于是他大手一挥——那些该花在地方上的钱就不用往国库送了，直接坐收坐支吧。
为此他还专门在户部设立了个叫十三清吏司的机构，专门负责监督各地财政收支的情况。可问题是不靠制度管人，而指望人盯人成功，这事可能靠谱吗？
这就造成了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现实——两宋时一年的财政收入普遍都在8、9千万贯以上，年成好的时候能上亿。可到了明朝，一年下来户部能进账个3、5百万两银子（基本可以认为一贯钱等于一两银子）是常态，要是能收个6、7百万两，大明君臣都得额手相庆。
这点钱给京官发完俸禄，再给皇帝修修宫殿，基本上就剩不下仨瓜俩枣了，而且还动不动就赤字。从嘉靖朝开始，连京官的俸禄都开始拖欠，一欠就是十几年，累计达数百万两。
连官员的工资都付不起了，大头兵还指望能拿到军饷？
朝廷就收这么点钱，连官和兵都养不起了，那百姓的日子该好过了吧？事实恰好相反。因为朱元璋图省事，把财政大权下放到地方，朝廷只在事后监察，这就给了地方官员与士绅勾结敛财的机会。他们大肆巧立名目增设各种苛捐杂税、拼命搜刮相当于几倍乃至于几十倍于国税的民财，这就出现了朝廷和民间两头穷得要死，而官员和士绅却富得流油这种咄咄怪事。“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可不是专指人家清朝的知府，而是说一个人品还不错的官员，在任期内就能合理合法的获得这么多的收入，这种情况在明清时都非常普遍。
明亡前，穷得无路可走的朱由检想让在京官员捐点军费，结果区区20万两银子都没凑齐。可等到李自成进京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打造了5000副夹棍——谁不掏钱，就夹到你欲仙欲死。
于是在朱由检的恳求下连20万两银子都拿不出来的京官们，在大刑伺候下据说“捐”出了整整7000万两。其中仅从朱由检的老丈人周奎家里，就搜出了70万两。
所以说大明朝并不是真的穷，只不过穷在了朝廷和百姓。可这两头要是穷了，军队就真弄不到钱花了。
尤其是募兵不像卫所兵，人家当兵就是为了赚俩钱，不给钱还指望谁替你卖命？所以到了崇祯年的时候，满洲人不一定就比万历、天启年间更凶猛，李自成、张献忠也未必比王森、徐鸿儒、王二们更能闹腾，但朱由检一定比朱翊钧、朱由校更穷，而且穷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他这一穷，就更养不起兵，就更没人愿意替大明朝打仗了。
曾在清顺治年间当过兵部尚书的霍达，明亡前曾给朱由检当过监军御史。在他所著的《启祯史录》中曾记载过这样一件事——当年李自成在陕西刚起事时，霍达就收到了“圣谕”，让他赶紧把这股乱民给灭了。可是霍达翻遍了所有的文书，也没找到皇帝打算为此给他一枚铜板的意思。
哪怕霍达有他本家霍去病的本事，也没办法单枪匹马的干掉李自成。所以要出兵必须有军饷，否则哪个大头兵会理睬他？
于是霍达上书，直截了当的跟朱由检要钱：
“如有兵饷，臣不惜一死以报国。若无兵饷，空死无济。”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所以并非是建贼或闯逆太能打，才活生生把朱由检逼得上吊，他就是活活把自己穷死的。
所以当遇到闯逆或建贼便一触即溃的大明官兵，在将头上的汉家发髻剃成金钱鼠尾辫之后，立马就变得生龙活虎，将昔日战友打得更加一触即溃。为啥？因为换个东家以后，不但能领到钱、吃饱饭，还能抢劫财主大户，哪能不动力十足，奋勇杀敌？
从这个角度看，“明军打仗很厉害”的说法也不能算错。只不过再将“明军”的头衔扣在他们头上，就无论如何都不合适了。
在电影《我不是药神》中有句神台词，是这么说的：
“这世上就一种病，你永远也治不了，那就是穷病。”
古今中外，在艰苦卓绝中依靠小米加步枪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强敌的，只有一支军队，但绝不是天生就被朱元璋“御赐”了穷病这一不治之症的明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