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4月22日，北京市公安干警抓捕了一名叫刘其昌的叛徒，他曾是抗联战士，后来投降了敌人，新中国成立后，他从东北来到北京谋生，不想被人举报，这才落入了法网。
在审讯室内，面对公安干警的审讯，刘其昌还不肯交代，公安干警向他宣传了我党政策，让他老实交代，然而刘其昌还想着负隅顽抗，但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罪行。
在交代过程中，他突然想到了我党政策，大声喊道：“警察同志，我知道一个消息，绝对是天大的消息，还请从轻发落呀！”
公安干警一拍桌子：“有什么事都老实交代，我们绝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刘其昌说：“警察同志，我知道杀害杨靖宇的真正凶手在哪，我上个月还见过他呢，我这算是主动坦白，饶我一条命吧……”
刘其昌的这个消息让公安干警吃了一惊，在对方交代的材料中，这个人还穿着解放军的军服，公安干警不敢耽搁，立即组织追查，发现刘其昌说的这个人是华北军区后勤部军械处的一名战士，事关重大，公安干警将这个消息层层上报，最终汇报给了公安部长罗瑞卿。
罗瑞卿批示立即逮捕，4月28日，公安干警在北京东牌楼胡同11号逮捕了这名被刘其昌称为“程队长”的人，经辨认，此人名叫程斌，那么这个程斌究竟是什么人呢？为什么他会是杀害杨靖宇将军的真正凶手呢？
杨靖宇将军我们都知道，他是抗日英雄，1940年被鬼子给残忍杀害了，然而大家不知道的是，日本人虽然下达了命令，但杀害杨靖宇的并非是日本人，而是一名姓张的士兵，但使得杨靖宇将军被日军包围杀害的罪魁祸首就是这个程斌。
程斌，1911年出生于吉林省伊通县，1929年从长春市自强中学毕业后，进入一家钟表店当学徒，在此期间，他认识了一些进步人士，参加了多次进步活动。
九一八事变后，程斌经中共党员乐光介绍，加入了磐石县抗日救国会，随后辞去了学徒工作加入抗日义勇军，1932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
由于程斌作战勇敢，敢打敢拼，同年冬，他担任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第四队队长一职，次年9月担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政治保安连政治委员，1934年春，他被任命为柳河县游击队政治部主任，同年秋担任东北人民革命家第一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一年后升任第一师师长。
程斌率领部队在东北腹地活动，给日军造成了很大伤亡，为了消灭程斌，日军调集了大批人马，对第一师展开了大规模的围剿，同时，日军特务组织也派遣了大批特务、侦探等进入第一师活动区域，对我抗日军民进行瓦解、策反活动。
日军的这些手段卓有成效，第一师和当地百姓的联系基本被切断，部队补给困难，战士们也产生了悲观情绪。
程斌知道继续待在该地区肯定会被日军逐渐蚕食，决定带领部队向东南方向的宽甸一带转移，去那里寻求发展。
然而等程斌抵达宽甸一带后，才发现这里的情况比之前还要糟，这里的日军不断扫荡，很多帮助抗日队伍的百姓都被杀害了，程斌找了好几个村落，都没人敢帮他们，想要在宽甸立足很难。
面对困局，程斌决定重返之前的根据地，然而他不知道的是，一个叫“长岛工作班”的特务组织盯上了他。
这个特务组织的负责人叫长岛玉次郎，此人虽然军衔不高，但权力颇大，非常擅长暗杀、袭击、策反等手段，我开办的训练班也是以此为主。
这个训练班虽然人数不多，但都是精锐，日军多次重大军事行动中，都有训练班成员的身影，给东满和南满地区的抗日武装造成了极大破坏。
据不完全统计，从1936年到1944年间，长岛工作班共计诱降、杀害抗日军民一千余人，其中包括东北抗联副总司令隋长青、参谋长赵明思、柳河县委书记冯剑英、组织部长郭喜明、抗联第一军军需部长胡国臣、政治部主任安光勋、一师师长程斌等。
1937年3月，长岛工作班逮捕了柳河县委书记冯剑英，很快他就叛变投敌了，在他的阴谋策划下，两个月后，长岛工作班派人潜入第一师活动的恒仁、新宾、凤城等地，袭击抓捕抗日军民。
12月21日，抗联第一军军需部长胡国臣在战斗中负伤被捕，由于经受不住酷刑，胡国臣很快就叛变了。
1938年2月13日，第一军参谋长安光勋作战负伤后投敌，为了表示忠心，冯剑英、胡国臣、安光勋等人商量后献上计策，他们说想要消灭杨靖宇，必须要先解决程斌的第一师，想要解决第一师，先要从程斌的家人下手。
1938年6月，在胡国臣的带领下，长岛工作班赶到伊通将程斌的母亲抓获，随后又到公主岭将程斌的兄长程恩抓住，还将他们的照片印到传单上四处张贴。
程斌得知母亲和哥哥被抓后，非常焦虑，由于当时斗争环境恶劣，第一师常常断粮，不得不以野菜充饥，再加上程斌数次与杨靖宇联系都没有成功，不由得对自己的前途感到茫然，再加上自己的亲人被抓，叛变投敌的想法在他的脑海中占据了上风。
1938年6月27日上午，第一师行军到本溪与凤城交界的一处山沟休息，当天下午，程斌找来了六团政委李刺苏和保安连政委李向前开会，他先是以怎么去“弄给养”为由，试探两人的口风。
李苏一听就知道程斌是什么意思，十分抵制投敌的行为，两人展开激烈争吵，程斌问他：“部队没有给养，你说怎么办？”
李刺苏坚定地说：“哪怕是三天三夜吃不上饭，我们也要革命下去，投降敌人是可耻的！”
程斌见李刺苏神情激动，假装被他说动，等李刺苏转身时，掏出手枪将李刺苏打死，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又朝李向前开枪，好在李向前的胸前衣兜里装了一个厚厚的笔记本，子弹没能杀死李向前，李向前带伤逃进了山林中。
周围正在采野菜的战士们听见枪声赶来，程斌倒打一把：“李刺苏和李向前都是叛徒，这一个被我打死了，李向前也受了伤，估计活不了多久了。”
战士们心生疑惑，只能半信半疑地离开了。当天晚上，部队继续行军向黄柏峪方向前进，十点左右，六团机枪连连长甄旭光趁人不注意逃到了碱厂街，向长岛工作班投降，并汇报了程斌可能要投降的情报。
第二天早上，部队来到黄柏峪，程斌写了一封信交给一个老乡，让他去碱厂街将这封信送给长岛工作班，密谋投降事宜。
6月29日，程斌在率领部队朝孙家沟方向行进时，又派政治部保安连连长何贵有和战士袁玉喜分别带着自己的亲笔信，到长岛工作班和八楞树村警察所，想要和日军取得联系。
当天下午两点多，程斌召来师部人员、机枪班和保安连等部，对他们说道：“这些天的情况你们也都看见了，不想死的，我领你们下山投降去，我先下去，要杀头就杀我一个人好了，你们还能有个活路，顺便还能见见老娘，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我为国已经尽忠了，现在我们去给母亲尽孝，我母亲和哥哥都被日本人抓了，我要不投降，他们就活不了，你们要不愿意，就各自散了去吧。”
大家一听这话都乱哄哄地议论，程斌瞪着双眼问道：“你们打算怎么办？赶快说！”
这时，一名排长站起来说：“师长，你不必这样，我们跟你这么多年了，你说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
其他人也都是程斌的亲信，虽然不想投靠日本人，但跟随程斌这么多年，他们还是习惯了，纷纷说要跟着程斌走。
就在这时，哨兵报告说山下来了两个日本人，一个穿着军服，另一个穿着便装，说要见师长，程斌掏出枪打开保险，说道：“让他们上来罢，是我的哥哥便罢，不是我的哥哥，我就让他成我的枪下亡魂！”
不一会儿两人就上到了山顶，那个穿军服的是投降日本人的一名土匪，叫韩永海，另一人正是程恩，看着哥哥完好无损，程斌将保险关了，带着韩永海进了自己的帐篷，一番密谋后，韩永海独自下了山。
得知程斌将于29日傍晚带部队下山投降后，长岛玉次郎非常振奋，为防有诈，他立即调兵遣将，将双方会面的地点重重包围，还在附近的交通要道设下埋伏。
第二天傍晚，程斌带着师部人员及机枪班、保安连共61人下山，留下保安连连长何贵有监视留在山上的六团战士。
到达会面地点时，早已投降的胡国臣远远地喊话：“程师长，我是胡国臣，你们已经没有退路了，继续抵抗也是徒劳，早点放下武器投降吧。”
程斌最终还是放下了枪，第二天上午，程斌派人上山去劝降六团的战士们，十点左右，山上的战士全都来到了碱厂街向长岛工作班投降，至此，抗联一军一师115人在程斌的胁迫下叛变投敌，投敌时，他们携带了平射炮一门，炮弹三十余发，还有五挺机枪和174支长短枪，子弹六千余发。
值得一提的是，一师并不是所有人都叛变投敌了，其中一师宣传科科长常靖和六团祁排长不愿投降，带着三十多个人离开了，程斌并没有阻拦他们。
离开后，常靖与祁排长带着大家继续在本溪坚持斗争，7月中旬，他们被日军包围，祁排长和十几名战士英勇牺牲。
7月31日上午，日本人在本溪县碱厂街“大张旗鼓”地为程斌举行“归顺”仪式，还发放了所谓的许可证，并大肆宣传这件事，以此瓦解抗日军民的士气。
程斌投降后，他的部队中有35人因为年高体弱被处理回家，剩下八十人被编入长岛工作班训练，经过20多天的整训后，立即开赴通化庙沟日军大营进行改编，正式编入伪通化省警务厅警察大队，程斌担任副大队长。
1938年10月，在日本人的直接指挥下，程斌带领警察大队三百多人前往集安、临江等地攻击杨靖宇将军领导的抗联队伍。
程斌毕竟是出身抗联，对于抗联部队的行动规律和作战特点非常熟悉，也掌握了很多抗联部队在山林中生存的机密。
程斌在投降日本人后死心塌地地为其卖命，为了展现自己的价值，他对日本人说，想要消灭抗联，首先要做的就是切断他们的补给线，因此他进山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将抗联的补给线“密营”摧毁。
这个“密营”是抗联在深山中的补给营地，因为山高林密，带着物资行军不方便，再加上和日本人作战需要机动灵活，因此抗联在山林中建立了很多秘密营地，存放着粮食弹药等物资。
这些营地非常隐秘，靠日本人自己根本找不到，也就是程斌这个曾经的抗联师长知道营地地点，他带着日本人在山中连续找了半个多月，将抗联设置的补给营地全部摧毁，让抗联战士陷入了弹尽粮绝的危险境地。
曾参加过围剿杨靖宇部队的关东军老兵说，在程斌投降前，日伪军警在山林里追捕时，从不敢在山林中过夜，就害怕遇到抗联袭击，一般天还没黑就要撤出山林，找开阔地宿营，等第二天才敢进山继续追剿，但仅仅一夜的工夫，抗联队伍早都逃脱包围圈了。
然而等程斌投降后，日伪军警白天搜索晚上休息，等到晚上后，程斌就带着自己的警察队伍搜索，这使得杨靖宇不得不率部撤离集安地区，放弃了这块经营数年的根据地，北上蒙江地区，最终战死在了那里。
1939年8月，程斌升任警察大队长，为了效忠日寇，他主动献计，亲自带人进入山林寻找抗联队伍建立在密林中的医院、修械所等地，还摧毁了很多储藏粮食的据点，使得抗联部队损失惨重。
由于程斌一系列的恶毒行径，一步步地将抗联逼入了绝境，也将曾非常信任他的杨靖宇逼入了死地。
1940年2月23日，杨靖宇将军壮烈殉国，程斌虽然没有参与其中，但他却是毫无疑问的罪魁祸首，如果不是他，杨靖宇将军也不至于放弃经营多年的根据地，北上蒙江地区发展，最终被敌人残忍杀害。
杨靖宇将军被害后，日本人特意将程斌叫到蒙江县城，让他确认被打死的是不是杨靖宇将军，经程斌确定后，日寇又命人将杨靖宇将军的头颅割下，程斌全程参与了这件事，事后，程斌又参加了日寇在蒙江县举办的“庆功大会”。
两个月后，程斌的警察大队被调往牡丹江一带讨伐抗联部队，同年五月，为了奖励程斌在追捕杨靖宇过程中的“突出”事迹，他和其他23人一起到东京、大阪等地观光游览。
同年8月，程斌大队被调往热河省增援日军扫荡，驻守在安匠屯一带，协助日军实行“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
由于程斌在投降日寇后做法不得人心，尤其是在杨靖宇将军一事上，他部下的很多人对他产生不满，在驻扎董各庄期间，程斌麾下近一百人集体向八路军投诚，这件事发生后，日寇对他不再像之前那样信任，而是将他调回到临江县担任森林警察大队队长。
1942年，程斌再次被起用，调至热河省警察大队担任警政大队长，率领三个中队驻扎在鹰首营子一带，封锁八路军，并经常与伪军一起扫荡该地区，残害抗日武装和无辜百姓。
1945年8月13日，程斌从收音机中听到日本战败将要投降的消息，立即为自己准备退路，他先是将其他警察大队队长曲焕文、吴太福等人召来商量，随后带领部队发生叛乱，将城中的八十多名日本人全部抓起来杀死，秘密控制了部队观察情况。
日本正式投降的消息传出后，程斌立即召来其他人商量出路，最后决定带人投靠国民党，他先是主动联系国民党特务，等得到准确答复后，于9月上旬带领部队正式投靠，所部被改编为东北行辕直属第三纵队，程斌担任副总司令，驻守在遵化县城。
当时国民党部队暂未进入东北，我军在收复遵化时，遭到了程斌所部的阻击，伤亡了数百人，此外还有几十名无辜群众遭到了程斌的毒手。
眼看程斌负隅顽抗，我军调集重兵进攻，遵化城被攻破后，程斌带领残部在国民党飞机的掩护下，逃到了唐山一带，被陈明仁收编为第六师，程斌担任上校副师长，继续向我东北解放区进犯并攻占新民、彰武等地。
1946年，程斌不顾停战协定，指挥1700多人进攻法库县，杀害数十名我方工作人员，因侵占法库有功，程斌还得到了上级嘉奖。
1948年2月，程斌调任国民党第五十三军上校高级参谋，同年11月沈阳解放，程斌见蒋介石大势已去，带着母亲和妻子儿女乘飞机逃到了北平，暗中和已是国民党长沙市警备司令不办公厅主任陈天喜联系，想要飞往长沙继续为恶。
然而还没等他动身，北平就和平解放了，程斌不敢有任何动作，他隐瞒了自己所有罪恶，装成进步人士，不久后碰到华北军区招兵，程斌摇身一变成了解放军，在军区后勤部军械处工作。
刚开始时，程斌还不敢随意露面，整天待在军营内，后来见没有什么事，也就放心了不少。
1951年三月的一天，曾担任过程斌警卫员的刘其昌到北京谋生，在前门洞躲雨时，突然看到了程斌，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再三观察后，终于确认那个穿军装的人就是程斌，由于程斌很快就离开了，他也将这件事忘之脑后了。
一个月后，刘其昌被捕后，在审讯时才突然想起来这件事，连忙交代想要让公安干警网开一面，这才让程斌这个真正的杀人凶手露出了水面。
1951年5月12日，程斌被热河省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死刑，并于当日在承德执行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