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27日，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授衔仪式，其中最瞩目的就是十大元帅的授衔仪式了，毛主席亲手将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军元帅军衔的命令状递给到场的元帅，这些为新中国立下汗马功劳的人，终于收到了他们应得的最高荣誉。
但令人有些意外的是，朱德作为十大元帅之首，他的军衔委任状上的编号却是004号，那么001编号的委任状又发给了谁呢？
朱德元帅作为红军的缔造者，被人称为“红军之父”，从南昌起义到新中国成立，他的功绩无人能比，在士兵心中，他就像是个慈父一般爱护大家，也让所有人都对他非常爱戴。
1927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中，朱德凭借着自己对南昌军事的熟悉以及人脉关系等，对起义的成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南昌起义后，在部队南下的过程中，朱德又凭借着自己和南昌周边滇军将领的亲密关系，使得起义部队在南下广东时并没有遭受多大损失。
后来起义部队在潮汕经历失败后，朱德凭借着超人的意志与自信，保存了南昌起义的火种，不久之后，他在湘南特委的配合下，发动了湘南起义。
这次起义参加的人数众多，革命风暴遍及二十多个县，其涉及范围之广、参加人数之多都是非常罕见的。
井冈山会师后，朱德带上山的部队约一万人，在井冈山时期，部队主要是由朱德指挥，因为他之前曾担任过滇军旅长，因此部队对朱德带有一些神秘式的信仰。
从1928年到1930年，各地的红军逐渐发展起来，1930年6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路军成立，朱德担任总指挥，同年八月，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组成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
对于中央苏区的几次反“围剿”的胜利，史学家金冲曾问过在红一方面军担任师长的萧克，当时是谁在前线具体指挥战斗，萧克肯定地回答说是朱德。
黄克诚也曾说过：“朱老总在当时很困难的条件下，收容残部扩大队伍，举行湘南起义，后来又和毛主席会师井冈山，这个功绩是非常大的，朱老总是有军事经验的，在打仗方面，他气了很大作用，对于红军初创时期能够成为一支坚强的队伍，是有大功劳的。”
从1930年起，朱德一直担任总司令一职，直到1954年才被取消，仅从这二十多年的总司令经历来看，朱德对于红军的贡献是一目了然的。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美国记者斯诺采访了毛主席，他还想要采访朱德，但却无缘相见，从其他人那里了解后，他在《西行漫记》中评价了红军时期的朱德。
斯诺在文中写道：“在南方的这些年里，朱德指挥全军打了几百次小仗、几十次大仗，还经历了敌人的五次大围剿，在最后一次中，他面临的敌人，其技术上的进攻力量甚至超过了他自己的部队八至九倍，资源超过他许多倍。不论如何预估他的胜败，必须要承认，就战术的独创性、部队的机动性和作战的多样性而言，他证明自己胜过派来打他的任何一个将领，而且无疑建立了中国革命化军队在游击战中不可轻侮的战斗力。”
1946年11月30日，在庆祝朱德60岁寿辰时，重庆中共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称朱德是“中国人民军队的创造者和领导者”，同一天，北京军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集会庆祝朱总司令六十寿辰时，会场上悬挂着“人民军队之父”的贺幛。
1955年5月，记者为刚刚定案的十大元帅采访刘少奇时，刘少奇依然称朱德是“军队的缔造者”。
那么称朱德为“红军之父”就是因为他是红军的缔造者么，显然不仅仅是这样。
将朱德称为“红军之父”最早记载可能来自于史沫特莱的《中国的战歌》，文中写道：“他看着就像是红军的父亲(红军之父)。他刚刚过了五十岁，带着一张和蔼的脸，上面已经有了皱纹。”
朱德在战士们之见亲切的慈父形象，不只是美国作家史沫特莱才有的感觉，凡是到达过延安的西方人，总是会将朱德与“父亲”联系起来。
1944年，美国记者爱泼斯坦在延安见到了朱德，后来他在文章中说：“我永远忘不了朱德那慈父般的神态。”
徐向前回忆长征时曾说：“为了保护朱老总的安全，部队给他备好了坐骑和担架，但他都让给伤病员用了，自己坚持步行，每到夜晚宿营在半山腰，冻得无法睡觉，他就给大家讲革命故事，鼓舞同志们战神风暴雪山，胜利实现北上计划。”
行军途中，朱德那匹骑乘的马实际上常常留在队伍后面用来收容伤病员或驮运物资，他自己则是步行帮战士扛枪、背背包等。抗战期间，朱德在前线行军时，也一样把自己的马让给伤员，他自己则是与战士们一起走路说笑，战士们还编了个顺口溜：“总司令，总司令，一副脚板实在硬，有马不骑专爱走，气得红马直发抖。”
作为红军总司令，朱德爱兵如子的形象是深入人心的，每一个提起他的红军战士无不敬佩。
长征期间，前面部队的一个小战士掉队了，正好被朱德碰上，他看见那名战士没有鞋子，一双光脚被划出了道道血痕，他立即叫警卫员将自己马背上挂的一双草鞋给那名小战士穿。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也描写了朱德爱兵如子的故事，文中写着：“朱德爱护他的部下是天下闻名的，自从担任全军统帅以后，他的生活和穿着都跟普通士兵一样，同甘共苦，整整一个冬天以南瓜充饥，从来不叫苦，很少生病。军队里任何一个战士都可以直接向总司令告状——而且也常常这样做。朱德向弟兄们讲话往往脱下他的帽子。在长征途中，他把马让给走累了的同志骑，自己却大部分步行，似乎不知疲倦。”
1976年7月6日朱德逝世后，外国元首们纷纷发来唁电，称朱德是“中国红军之父”、“本世纪最伟大的民族领袖之一”、“为争取中国人民解放而奋斗的传奇式的统帅和战士”等。
以上种种，无不表明了朱总司令对于人民军队的重要性，那为何在1955年授衔时，他的军衔委任状上的编号是004而不是001呢？001号委任状又给了谁呢？
这个问题无人知晓，一直到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之际，大家才从贺龙女儿的口中得知原来001号委任状颁发给了贺龙。
55年授衔时，贺龙在元帅中排名第五，他为何会得此殊荣呢？了解真相后才不得不佩服毛主席的伟大智慧，那就是因为贺龙是南昌起义的总指挥，正因如此，毛主席感念贺龙的贡献，将001号委任状定为了贺龙，而不是“红军之父”朱德。
熟悉历史的人可能知道，贺龙元帅在十大元帅中入党时间算是比较晚的，而且南昌起义时，贺龙还不是一个共产党员，那时候他还没有入党。
和其他九位元帅相比，贺龙刚闹革命时，文化水平不高，南昌起义之后才明白读书的重要性，坚持每天读书。
年轻的时候，贺龙在外闯荡，加入国民革命军，因为经历丰富、勇敢好战，是天生的当兵料子。
蒋介石非常看好贺龙，为了拉拢他，还许诺给他五百万大洋，外加一个汉阳兵工厂，再把武汉卫戍司令的位置给他，这样的条件换了任何一个人都会心动吧？但贺龙没有，他从未忘记过初心，钱财名利对他来说，只是身外之物罢了。
1927年7月初，周恩来来到贺龙在武汉的公馆登门拜访，这是两人第一次见面，当时他们进行了深入交谈，谈到了共产党面临的严峻形势，谈到了国家的前途命运，同时也谈到了他们本人的前途。
在这次交谈中，贺龙对周恩来说：“我认定共产党是最好的党，只要你们相信我，我就别无所求了！”
周恩来当时对贺龙说道：“你真心诚意地拥护共产党、支持工农运动，我们当然相信你，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你贺龙同志呢。”
贺龙激动地回答：“好，那我就和蒋介石、汪精卫这帮人拼到底。”
贺龙在回忆起这段往事时写道：“周恩来同志在武汉和我谈话，他说要有阶级觉悟……这番话对促进我的决心起了重要作用。”
可以说，周恩来这次与贺龙的见面，成为了贺龙人生当中最重要的转折点，也让他铭记一生。
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决定，集结在九江、南昌地区的贺龙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20军、叶挺的第11军24师、朱德领导的第三军官教导团为主要力量，举行南昌起义。
这三支部队总共不到两万人，而当时的南昌城内总人口也才17万，当时集结起来的队伍主要是以贺龙的第20军为主，这其中还包括贺龙从家乡带出来的三千子弟兵，可以说，南昌起义中，无论是湖南籍将领还是战士，都为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是值得永远铭记的。
7月17日，贺龙召集了营以上军官前来开会，在会上他愤怒地宣布地说：“……我们的队伍，是工农大众的队伍，是工农革命的队伍，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三条路，一是把队伍解散，大家各回老家，这条路行不行？第二条路是跟着蒋介石，跟着他去对准我们自己的兄弟，这条路行不行？”
参会军官义愤填膺地说道：“不行！”
“大家的意见是对的，这两条路我们绝不能走，第一条路是死路，第二条路也是自杀的路，我们绝不能走这样的路，现在还有第三条路，我们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要为工农大众的解放，要打倒帝国主义，我们要走革命到底的路，坚决跟着共产党走，走到底！”
贺龙的一席话得到了20军营以上干部的一致拥护，也让贺龙可以放手一搏了！
19日，贺龙派船将朱德从武汉接到了九江，第二天他就率领部队从黄石坐船前往武汉。
23日，贺龙抵达武汉后，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谭平山去20军军部拜访了他，将决定发动南昌起义的事第一次与贺龙开诚布公地说了出来。
讲完后，谭平山说道：“希望你能率领20军和我们一起行动。”
贺龙立即答应说：“好，我赞成，我完全听从共产党的指示。”
随后，包括朱培德和当时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黄琪翔、第九军军长金汉鼎等都来找贺龙，希望贺龙跟他们回去，但贺龙心意已决，将几人都顶了回去。
汪精卫知道这个情况后，立即授意张发奎，让他给贺龙与叶挺两人发电报，打算将他们骗到庐山开会，然后扣押起来解除他们的兵权。
不过这个消息恰好被叶剑英给截获了，他趁着天还没亮的时候，偷偷从庐山上跑下来找到了叶挺，告知了这一消息，叶挺立即告知了戈隆，随后，贺龙、叶剑英、高语罕、廖乾武等人在九江甘棠湖的小船上开了一两个小时的会。
贺龙当时表态说：“我绝不会去的，我的队伍也绝不会听从他们的调动往德安的方向去，我现在就把队伍开到南昌去。”
大家都对贺龙的决心钦佩不已，纷纷赞成他的意见，会议结束后，贺龙立即率领20军的兵力朝南昌方向开去。
7月26日，部队集结完毕，贺龙将自己的军部设在了南昌西大街中华圣公会，和朱培德的五方面军总指挥部留守处隔街相望，那里有朱培德的警卫团。
贺龙命令自己的部队提高警惕，时刻应对突发情况，在军部中，贺龙与李立三、朱德、谭平山、刘伯承、吴玉章等人研究如何起义。
在此过程中，有人提议是不是可以争取张发奎也参加起义，贺龙闻言立即站出来说：“不行，我告诉你们几个字，想拉张就不必搞这种活动，若要起义，就不能拉张发奎，他和汪精卫的关系之深我是最清楚的，我们要发动起义，张发奎绝对不会跟我们干的。”
当时还有人不信，但贺龙极力主张，大家也都否决了这个提议，从后来的情况看，贺龙的判断是非常正确的。
7月28日，周恩来再次来到贺龙的军部，与他研究南昌起义的计划，征询他的意见，贺龙斩钉截铁地说道：“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要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
贺龙对党的信任可见一般，随后，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任命贺龙为起义军的总指挥，约定总指挥部就设在贺龙的20军军部，刘伯承是参谋团的参谋长，协助贺龙制定这次起义计划，指挥八一南昌起义行动。
7月31日深夜，贺龙在军部当中召集了20军团级以上的军官前来开会，宣布八月一日凌晨4点发动起义，他对部下说：“我们这个部队要听共产党的领导，绝对服从共产党的命令。”
将作战任务布置下去后，部队就开始了准备工作，就在这时，有一个副营长叛变了，他将4点起义的消息泄露了出去，贺龙得到消息后，立即给周恩来打电话，说必须当机立断，提前两个小时，因此，在八月一号凌晨两点就打响了南昌起义第一枪，这支手枪就珍藏在南昌起义纪念馆中。
贺龙生前曾说过，打响第一枪是毛主席非常形象地描述南昌起义性质的说法，其实，南昌起义是在子固路20军军部以吹军号为令开始起义的。
8月1日凌晨，贺龙亲自指挥部队将朱培德的警卫团全部解决，到早晨六点结束战斗，共计消灭了三千多名敌人，缴获了数千支枪，南昌起义的第一阶段胜利了。
后来，起义部队在撤出南昌城南下的过程中，遇到了巨大的挫折，在江西瑞金，也可以说是血雨腥风的日子中，贺龙被批准入党了。
在瑞金锦江中学的一个教室中，周恩来主持了贺龙的入党仪式。
谭平山、周逸群等人首先代表党组织找贺龙谈话，他问道：“贺龙同志，此刻我们代表党向你问话，你必须如实回答，不许隐瞒。请问你现在的不动产、现金还有多少？还剩下多少？这是问的第一个问题。”
贺龙说：“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周逸群问他：“那你的社会关系呢？你在工农军政各界有什么社会关系？他们对革命的态度怎么样？”
贺龙回答道：“以前的社会关系，参加革命以后都不来往了。”
这个回答真是金子一般的回答，可以说是将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党，贺龙的入党登记表就收藏在南昌起义纪念馆中，当时谈话的内容也在其中。
贺龙在入党前，他是国民革命军的军长，蒋介石多次拉拢他，然而他不要钱也不要荣华富贵，宁肯穿着草鞋也要跟着共产党走，这样难能可贵的品质实在是让人感动。
可以说，贺龙这样的人物参加南昌起义，可见当时我党的号召力有多么强大。
上世纪六十年代，有人建议将建军节从八月一日改为九月九日，因为这是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的日子，但遭到了毛主席的拒绝，他说八月一日是建军节，这是谁也不能更改的，由此可见，八一南昌起义在毛主席心中的地位，而作为南昌起义总指挥的贺龙元帅更是让毛主席非常信任，因此，贺龙才会在1955年授衔时拿到了001号军衔委任状，作为“红军之父”的朱德拿到了004号委任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