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可谓人尽皆知,可谓家喻户晓,至今都具有非常积极的教育意义。北宋时期,年幼的他和一群伙伴们玩耍,亲眼目睹其中一人落入水缸中。不过,他并没有像别人一样吓得哇哇乱哭,而是镇定自若地用石头砸缸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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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认为,人落入水中只有把他捞出来才能获救,但年幼的玩童显然不具备这种能力。于是,司马光通过创造性思维另辟蹊径,通过砸缸放水来间接救人,包含了朴素的相对论思想和辩证法思想。据《宋史·司马光传》记载:

群儿戏于庭,一儿登瓮,足跌没水中,众皆弃去,光持石击瓮破之,水迸儿得活。

本着实事求是和尊重历史的态度,文史不假带您走进北宋,走进这个真实发生过的故事。为了抵制抄袭,本人在来源于网络的图片中附加水印实属无奈,如有侵权请联系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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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1019年11月17日——1086年10月11日),字君实,号迂叟,谥号“文正”,陕州夏县(今山西省夏县)人。他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和史学家,历仕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和宋哲宗四帝,因为“砸缸救人”而被后世称颂,因为“反对变法”而被后世诟病。

宋真宗天禧三年十月十八,司马光出生于河南光州光山。当时,父亲司马池正担任着光山县令,因而给儿子取名为“光”,从小就悉心教导他读书学习。

司马光不仅天资聪明,而且勤奋好学,七岁时便能背诵《左氏春秋》并通晓要意,属于典型的“别人家孩子”。在一次玩耍时,他竟然还做出了“砸缸救人”的壮举,简直轰动了京洛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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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圣九年,司马池调任四川广元出任转运使,司马光跟随父亲一路经洛阳、潼关、宝鸡和汉中前往赴任。刚刚入蜀,他们就在山道上遇到巨蟒拦路,十二岁的他又一次做出惊人之举,沉着冷静地砍伤它推下山涧。

司马光的聪明好学、博学多知和勇敢无畏,越来越被父亲喜欢,更加努力地培养自己儿子。甚至于,就连平时涉政、郊游和访友都带在身边,耳濡目染下增长了见识,被夸赞“凛然如成人”。

由于各项都很出色,司马光被当时的许多大臣和名士一致看好,尚书张存甚至主动订立婚约将女儿许配。1038年,也就是宝元元年,十九岁的他果然不负众望,一举就高中进士甲科从此步入仕途。同年,又迎娶张氏为妻实现了双喜临门,实在是羡煞旁人。

1039年,也就是宝元二年,因为父亲调往杭州任职,司马光也主动申请改任了苏州判官。不过,正当他准备撸起袖子加油干时,母亲却不幸病逝了,从此辞官回乡丁忧守孝。

袁腾飞当年提出了“北宋缺将,南宋缺相”的论断,个人认为并非完全无的放矢。“澶渊之盟”签订后,宋辽之间维持了总体的休战态势,但西北地区的党项人却在此时悄悄崛起了,终成心头大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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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项人是西羌族的支裔,最早盘踞于青海一带,长期都受到中原文明的影响,还在唐末平定黄巢起义时被唐僖宗册封为夏国公。北宋建立后,首领李继迁率部归顺,但依然保持了相当的独立性和自主性。随着辽国崛起,他们又向对方称臣,基本上臣服于两强之下。

通过对吐蕃和回鹘等地的征伐,党项人逐渐夺取了西凉府、甘州、瓜州和沙州等地,势力范围扩大后也拥有了与宋辽叫板的资本。1032年,李德明病故后由太子李元昊继位,开始了更加疯狂和激进的扩张之策,甚至图谋称帝建国与宋辽两国平起平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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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8年10月,李元昊宣布建立大夏国并且定都兴庆府,筑坛受册为皇帝。宋仁宗虽然有些软弱,但在这种大是大非面前也不得不强硬起来,宋夏战争终于打响。也就是说,在司马光为母丁忧的这段时期,宋朝一直都在与党项人打仗。

可惜!宋军对外作战的能力实在不敢恭维,三川口之战、好水川之战和定川寨之战基本上都以失败告终。只不过,北宋的国力太过强大,以至于西夏“不败而败”,实在是因为耗不起才被迫媾和。

1041年,也就是庆历元年,司马光刚刚为母亲服丧期满,父亲司马池却病死在了晋州。于是,他和兄长司马旦扶灵回到了故乡夏县,悲痛地表示“平生念此心先乱”。

为父丁忧期间,司马光将满心的悲哀都化作了创作的动力,写出了《四豪论》、《贾生论》和《十哲论》等名篇。同时,他也真切感受到了下层百姓的疾苦和无奈,希望入仕为官安邦治世。

1044年,也就是庆历四年,司马光丁忧结束后重新为官主政丰城县,短短半年时间便“政声赫然,民称之”。两年以后,他接到诏旨调任大理评事,从此成为了一名京官。

1047年,也就是庆历七年,贝州农民王则起义后自称东平郡王,开始与朝廷公开为敌。当时,司马光父亲的生前好友庞籍正担任着枢密副使,他连夜写成了《上庞枢密论贝州事宜书》为对方献计献策,提出了恩威并施和分化瓦解的策略,仅仅两个月便平定了这次起义。

1055年,也就是至和二年,庞籍前往并州出任河东路经略安抚使,司马光也在他的提携下改任了并州通判。当时,他已经年满36岁,虽然和妻子张氏恩爱如初但却始终无儿无女。

封建社会讲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妻子张氏不愿意委屈丈夫,于是悄悄购入一个美女为妾。不过,司马光竟然无动于衷,甚至连看都没看,表现出了高尚的情操和人格,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

客观来说,司马光的方方面面都称得上是封建社会的“模范官员”,除了不贪财、不恋权和不好色,而且还心怀社稷和忠君爱民。问题来了,就是这样一位“楷模”,为何会亲手开启了北宋党争,又亲手摧毁了王安石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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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是多次在基层履职的缘故,亦或许是成熟稳重的缘故,司马光的政治理念日益保守,与青年时期简直判若两人。在此期间,他结识了自己的“一生之友”和“一生之敌”王安石,二人相互敬佩但却相互不服。

王安石出生于1021年12月,抚州临川(今江西省抚州市)人,比司马光年轻两岁。毫无疑问,二人都是当时的佼佼者,也都是为了实现大宋王朝的中兴,只是方式方法不同而已。

对于国家的现状,王安石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变法主张,而且还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系统阐述了自己的主张。只不过,当时的宋仁宗已经力不从心,故而没有准奏,只是嘉奖了他的忠君爱国而已。

到了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再次上疏要求变法,终于得到了赵家皇帝的支持,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具体负责。为了彰显自己的信心和决心,他还提出了著名的“三不足”暨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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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安石的推动下,被称为最后一次机会振兴北宋的“熙宁变法”开始了。果然,变法很快就初见成效,极大地缓解了社会的各种矛盾,也极大地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但是!由于这次变法的步子太大,胆子也太大,极大地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而且,王安石此人太过于理想化,也太过于天真,认为所有人都会像自己一样支持和维护变法。因此,越来越多的人都成为了反对派,甚至就连中间派也临阵倒戈了,比如司马光。

司马光在变法之初,尽管认为这种“高大全”的变法举措极难成功,但还是抱着谨慎和乐观的态度予以了支持。最起码,他没有进行过明确的反对,也绝对不是反对派的成员。

作为一名坚定的“理论派”,王安石制定了一系列的律令和法规,从战略层面进行了整体的部署。不过,他显然不是真正的“实践派”,在具体的变法过程中完全没有沉下心来,更没有关注具体的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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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以王安石变法中最著名的“青苗法”为例,规定各州县的农民在夏秋两收前可以向官府借贷现钱和粮谷。当然,各地官府也会收取不高的利息,这样既能缓解农民困难,又能增加朝廷收入,看起来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在实际的变法过程中,各级官员往往都是阴奉阳违,理解力和执行力都出现了重大偏差。于是,有人为了谋取私利而提高了利息,有人为了骗取政绩而虚报了产量,各级政府层层加码欺瞒朝廷。

除了青苗法,像水利法、保甲法、募役法、将兵法和均税法也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一句话,经书不错,但却被一级一级的和尚们念歪了,完全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

加之,反对派们利用一切手段破坏新法,甚至采取了“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同归于尽之策。于是,越来越多的百姓们开始怨声载道,开始采取了怀疑和抵制的态度。

最关键的是,曾经无比支持变法的宋神宗也开始犹豫了,在一班近臣和权贵的诋毁下终于动摇了。见此情景,反对派们一拥而上纷纷落井下石,郑侠画了一幅《流民图》献给皇帝作为证据,文彦博还把“天久阴”和“华山崩”等不祥之兆拿出来说事。

在反对派和改革派硬杠的同时,中间派们却开始变节倒戈,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司马光。一次,他和王安石甚至当着宋神宗的面进行唇枪舌战,而且谁都不肯让步,一个坚持“大刀阔斧”,另一个则坚持“徐徐图之”。

眼见无法说服对方,司马光索性递交了辞呈,独自躲到洛阳去编撰《资治通鉴》去了。而这一去,就是十几年时间,任谁都想不到他如此能够“享受孤独”。

在反对派的持续攻讦下,宋神宗终于不再支持王安石,甚至下旨废除了争议较大的部分新法。老皇帝驾崩后,年仅八岁的赵煦继位,朝政大权完全被太皇太后高氏所把持,而她历来就非常仇视新法。

1074年,也就是熙宁七年,王安石被罢免了参知政事一职,以观文殿大学士的身份被贬为江宁知府(今江苏省南京)。同时,司马光被朝廷召回担任参知政事,他不仅重新起用守旧派大臣,而且还接连废除了绝大部分新法。

身处江宁的王安石欲哭无泪,眼见自己呕心沥血的成果被消除殆尽,已经到了五内俱焚的程度。结果,他在第二年就郁郁而终,带着无尽的遗憾闭上了眼睛。

得知王安石过世的消息,司马光显得十分悲痛,还坚决要求优渥对方的家属和亲眷。据《宋史 》记载:

光意以谓朝廷宜优加厚礼。

可以说,司马光和王安石之间没有个人矛盾,只是政见不同而已,算得上是君子之争。只不过,正是他的墨守成规和固步自封,不仅直接导致了王安石变法的失败,而且丧失了北宋最后一次可以中兴的机会。

1126年,也就是靖康元年,完颜宗翰率领金兵东路军进至汴京城下,逼迫议和后撤军。第二年,他们再次南下并且攻占了都城,还将昏庸无能的徽钦二宗联同后宫嫔妃和朝中大臣上千人一起俘掠到北方,史称“靖康之耻”,北宋至此灭亡。

如果,当年的王安石变法能够取得成功,北宋的历史或许会被改写。但是,这也只是假如而已,历史无法回头,更无法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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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不假个人认为,司马光和王安石都是当时的能臣和忠臣,各自的操守也都没有问题。但是,司马光的历史地位却远远不如王安石,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他缺失了幼时那种“砸缸救人”的勇气和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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