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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整个抗日战争,亿万中国军民浴血奋战,但我们的敌人,只有日本侵略者吗?

我们要面对的不光是野蛮凶残、毫无人性可言的现代化日军,还有面对汉奸。

侵略,从外而来,汉奸,从内部成长,由内而发,就像癌细胞,它们不断啃噬肌体,最终耗尽生命最后一点儿能量。

侵略,要发动战争,要派出军队、动用坦克大炮,与之相比,培养汉奸的成本极低。

旅个游、参个观,吃顿寿司、看看歌舞伎,连吹带捧,时不时再给个甜枣,就能让它们把祖宗卖了;还有些人品低下的,甚至连甜枣都不用给,上赶着当汉奸,要用绵薄之力,给敌人立奇功。

1937年7月底,当时南京国民政府部署了一项绝密军事行动——封锁江阴要塞。

经南京最高国防会议决议,命海军出兵,于1937年8月12日封锁江阴要塞一带江面,从而控扼长江流域。

一是防止日军通过长江航路,直接进军山西、陕西、四川等省份;

二是截断长江中上游日军第11战队的归路,获得战场主动权。

然而,封锁江阴要塞的行动还未实施就流产了。

1937年8月11日及12日两天,日军第11战队的13艘舰船,还有大量日本商船,集体冲过江阴江面,向长江下游撤离,同时随船撤离的还有南京、武汉、重庆等地的众多日本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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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事前制定好的“封锁江阴要塞”计划,被泄露给了日本人,才让对方能如此及时的行动。

而日本舰船撤离,却做得非常隐蔽,不但通过江阴要塞时,没有引起军方注意,而且,长江两岸的日本侨民集中消失,也没有引起当地的注意。

等到海军部醒悟日军第11战队已经撤退时,早已错过最佳的截击时机。

事后调查发现,向日本传递军事情报的,是时任行政院主任秘书黄濬,他负责最高国防会议的记录工作。

对于身处要职的黄濬来说,他泄露的是一份绝密军事任务,而对于整个战局来说,损失无法估计。

由于未达成封锁江阴要塞的作战目的,让围堵歼灭变成了阻击作战。

1937年8月16日,日本侵略者兵力集结完毕,从海、陆、空三个方面扑向江阴,江阴海战拉开序幕。

这是抗日战争中罕见的陆海空三栖立体作战,中国海军死守封锁线近三月,没让一艘日本军舰突破防线循江而上。

为此,海军第1、第2舰队主力全灭,成为中日甲午战争以来,海军遭受的最重大损失。

如果说这个惨烈代价,是黄濬一手造成,这不太合适,而且他也承担不起;

但是,如果说黄濬凭一己之力,将战局拖入困境,让海军将士面临牺牲,这并不过分。

江阴海战开战不久,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专门小组展开调查,很快,黄濬及其长子黄晟等同党十余人全部落网。

1937年8月26日,黄濬以叛国罪被处死刑,成为抗战中最早被处决的汉奸。

然而,就在黄濬被处决之前,竟然有不少文化界人士,替他奔走求情。

因为在他们看来,黄濬这个铁证凿凿的汉奸,只是个业余汉奸,担任行政院主任秘书也是兼职。

为什么有这种论调儿呢?

这就不得不说黄濬的另一个身份——文史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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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黄濬,出生于福州一个书香世家,他的爸爸黄彦鸿是清朝翰林。

黄濬自幼随外祖父读书,从小有“神童”之誉,1902年,年方11岁的黄濬来到北京,就读于京师译学馆。

聪慧过人、一表人才的黄濬,有着少年人特有的锐气,很快得到福州同乡陈宝琛、严复、林纾等人的重点关照,后来,黄濬又因为能力强、博学多才,受知于当时的政界巨擘梁启超。

由于家庭出身,黄濬对满清历史及宫廷掌故知之甚详,写有一本《花随人圣盦摭忆》。

其中“盦”同“庵”,所以,这本书也经常写作《花随人圣庵摭忆》。

陈寅恪评价黄濬这本书“援引广博,论断精确”,是清代掌故诸著作中的上品,直到今天学界依旧看重其史料价值,甚至将之“伦比洪迈之《容斋随笔》”。

另外,由于黄濬的学问特别好,经常为梅兰芳参谋戏目和办理文案,可以说,梅兰芳先生的成功与黄濬的尽心尽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黄濬被处决后,齐如山成为了梅先生的主要编剧。

起点高、人脉广、后台硬,黄濬妥妥“位面之子”的人设,而且,他自身能力也够,可是有句老话说得太深刻——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

黄濬在京师译学馆求学后,留学日本,就读于早稻田大学,他有位同学名叫须磨弥吉郎。

随着日本逐渐加快侵华部署,各种各样的日本间谍深入到中国各地刺探情报,而南京更成为情报搜集的重要阵地。

当时,日本间谍总指挥部,就设在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

而黄濬的这位同学须磨弥吉郎,被派往中国担任驻华总领事,他以外交官的身份作掩护,大量收买汉奸,不择手段地搜集各种情报,黄濬自然也成为他主要的攻略目标。

经过一番金钱、美女的狂轰滥炸,贪图享受的黄濬变节了,接下来是黄濬的儿子黄晟,他同样留学过日本,在父辈的旗帜引领下,很快成为汉奸。

这对父子联手,在南京国民政府中,用重金收买了参谋总部、海军部、军政部中一些失意的亲日派高级军政人员,组成了一个间谍集团,为日本人窃取机密大开方便之门。

黄濬案发后,他承认多次向日本人传递情报,泄露“封锁江阴要塞”的军事部署,只不过是日常操作而已。

每次向日本人传递情报,以质论价,黄濬获得的情报费不尽相同,在他记录中,最高一次曾得到日本人600法币的酬劳。

600法币……

尽管如此,处决黄濬,还是让文化体系的一些人感到惋惜,叹一声“卿本佳人、奈何做贼”。

而对于黄濬来说,他可是心甘情愿的,打心眼儿里认为佳人从贼、何罪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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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奸出于愚,大奸出于智”,当汉奸也是有心理建设的,它们认为自己只是形势所迫,事到临头逼不得已,或是顺势而为,虽通敌但不卖国。

就像当年汪精卫、陈公博等人,还要把自己的所作所为,美化为“曲线救国”,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汉奸,致死不肯悔改的原因。

战争时期有汉奸,如今和平时期,汉奸还有没有呢?

只要精致利己这片菜园子常青,就缺不了汉奸这棵壮硕的苗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