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看《先秦诗鉴赏辞典》里收录的一篇讲《诗经·丘中有麻》的文章，说道是：
《诗经》中许多作品，解释的歧义很多，特别是有些冬烘头脑的老儒生，总不敢正视这些民歌反映的人民群众最真实最纯朴的思想感情，而强行把许多男女情歌贴上了社会政治的标签，仿佛诗中男女情爱活动都是政治斗争似的。
——《先秦诗鉴赏辞典》
从前王国维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他讲这话虽然是指文学创作而言，但文学批评也还是一样——最明显的例证便是《诗经》。
有意识地淡化道德说教，淡化政治色彩，而着力挖掘人类的天性与情感，这种解诗的思路，越往近现代走，就越流行。
在漫长的古代社会里被奉为权威的《毛诗传》，因其笃信是孔子编选了《诗》三百篇，而孔子这么做是为了以诗歌来教化人民，以故《毛传》说诗越来越多地遭到了现代学者的口诛笔伐。
《毛传》说诗，常常带了政治化和道德化的有色眼镜，这毋庸置疑。
事实上，在之前的专栏文章里，我也多次揭示过这一点。但我们也不要太过自信。以为带有色眼镜的，只能是古代的“冬烘先生”。
像这首《丘中有麻》，硬说它是“男女情歌”，我总觉得有些牵强：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将其来施。
丘中有麦，彼留子国。彼留子国，将其来食。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贻我佩玖。
——《诗·王风·丘中有麻》
假定这是一首情诗的话，男女幽会似乎是选在了一片起伏不平的野地里。照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个地点的私密性还不错：无论是成片的麻杆、绿油油的麦子亦或者茂密的李子树，它们都做得恋人们的青纱帐。
但我的疑窦也正是从这儿开始，一点一点生出来的：
《诗经》里边儿写男欢女爱的篇什不少，这些情爱故事往往都发生在农闲时节，具体地说，是从头一年秋收之后直到第二年春耕之前的这段时间——先得忙活完生计，才有余闲来谈恋爱。这是《诗经》一再向我们展现的上古民俗。
而《丘中有麻》这首情诗——假定它是一首情诗的话——就显得太各色了。田地里还有成片的麻、麦或李子等待收获，不正是农忙时候吗？怎么就谈起恋爱来了？
当然，无论哪个时代，总不免要有几个离经叛道的人。年轻的姑娘和小伙子，藉着旺盛的荷尔蒙分泌，愣就在忙活庄稼的时候谈个情说个爱，又能怎么着呢？可要说诗中的男女离经叛道，那他们恐怕在这条路上走得太远了点儿。
最早把《丘中有麻》往情诗上去解的，是南宋的朱熹。朱子说：
妇人望其所私者而不来，故疑丘中有麻之处，复有与之私而留之者。
——《诗集传》
从这段话看，朱子是把“彼留子嗟（国）”的“留”字当作动词讲的，所以他说这首诗是写一个女人在焦急地巴望她的情郎，而这个情场浪子此时却被另一个女人绊在野地里跟她缠绵。
说实在的，像这样的奸情，实在看不出它有什么入诗的价值。所以后来力主情诗说的学者们多半不赞成朱子。他们更倾向于认为“留”是那个男人的姓或者氏。换句话说，姑娘是在盼望着姓留的男人。
可这么理解，问题更麻烦：诗歌的首章说的是“留子嗟”，而次章却又说“留子国”。那这姓“留”的“子嗟”和“子国”是一个人呢，还是两个人呢？
这个问题就像一颗雷，搞得前贤时彦都自觉不自觉地绕着它走。朱子在《诗集传》中只说“子嗟，男子之字也”，“子国，亦男子字也”。拒绝正面回答他们是不是一个人。
而闻一多先生说：
《易顺鼎》曰：“留即刘字。古刘姓之字只作镏，此省作留，即《左传》之留子。春秋时王国有刘子毅、刘子挚、刘子卷、刘子蚠。此称留子嗟、留子国，殆即其家世与？”
——《闻一多全集·诗经编下》
闻先生好像也不愿意正面回答“子嗟”、“子国”是不是一个人的问题。假设“子嗟”、“子国”是两个人，那么，一个女孩子在野地里前后私会两个不同的男人，这种故事，可比朱子的描述更不堪了。
那“子嗟”和“子国”有没有可能是一个人呢？清代学者姚际恒倒是尝试过往这个方向去解释的。他在《诗经通论》里说：
小序谓“思贤”，可从。愚按，此诗固难解，然“留”字是留住之留；“子嗟”、“子国”，“子”字即下“之子”之“子”，“之子”既非人名，则“子嗟”、“子国”亦必非人名；“嗟”、“国”字只同助辞，盖诗人意中必先有“麻”、“麦”字而后以此协其韵也。
意谓丘园之中有麻、麦、李，彼且留而不出，故望其“来施施”与“来食”，而彼且不弃我，贻我以佩也。当时作诗者，妇人、孺子皆有之，故间有趁韵者，此等处正不必强解耳。拘儒不知此意，必欲执泥求解，是自惑矣。如墉风之“孟弋”、“孟庸”，郑风之“子充”，亦皆是也。如此说诗，千古无敢者。
然请玩此篇末章“之子”二字，则上二章“子”字可明。“子”字既明，则余字只为助辞，其非共“子”字为人名亦自可明矣。此可为知者道耳。
《毛传》以“留”为姓，以“子嗟”、“子国”为名；“子嗟”为子，“子国”为父，“之子”又为子。《集传》则不从其姓，从其名；“之子”谓并指二人。皆迂折、武断无理。且《集传》谓“妇人望其所与私者”，一妇人望二男子来，不知如何行淫法言之大污齿。
——《诗经通论》
从“一妇人望二男子来，不知如何行淫法言之大污齿”一句看，姚际恒显然瞧出了情诗说最大的障碍——如果不能证明“留子嗟”和“留子国”是一个人的话，这个污浊的“情”字，该让人有多难堪呢？
为了避免踩进这个雷区里，姚际恒提出了一套新说，他认为“子嗟”之“嗟”和“子国”之“国”都是句尾的语助词，并无实意。这样一来，诗歌的三章就只提到了一个名叫“留子”的男人了。
不能不承认，在力主情诗说的一派观点中，这是最合理的假说了。但它也有硬伤：文字不是一个任人随意捏咕的泥娃娃，而是一种客观的历史性的存在，记录着某个特定的时期内人们的用语习惯。
我们仅仅根据《丘中有麻》的上下文义去判定“嗟”字和“国”字为语助是不行的。还得在同时代的历史文献中找出相似的语例来证明，古人确有以“嗟”、“国”为语助词的用语习惯。
而恰恰是在这一点上，姚际恒提不出任何有力的旁证。所以他的假说也就只能是个假说了。
话一路说到这儿，不难发现，要把《丘中有麻》解做情诗，障碍太多，很难排除。
我很纳闷儿：为什么明明此路不通，学者们却仍不愿回头来看看《毛传》的“冬烘先生说”呢？
《毛传》讲道：
《丘中有麻》，思贤也。庄王不明，贤人放逐，国人思之，而作是诗也。
——《毛诗正义》
“留子嗟”和“留子国”是不是被周庄王放逐的贤人，这其实于我们理解这首《丘中有麻》并无关隘。
如果我们只把这二位“留子”看做是对某个地方的百姓有过德政的官员或者世袭贵族，那么，照思贤的路子去理解《丘中有麻》，我倒觉得是有合理性的。
诗歌的卒章说“彼留之子，贻我佩玖”。玖，即是美玉，它并不一定是实指，也有可能是比喻某种美好的东西。
而在这首诗里，那成片的麻，绿油油的麦子和连山遍野的李子林，对百姓来说不是比美玉更好更珍贵的东西吗？
如果说这些东西是二位留子惠及百姓的德政，那么，诗人看到那些麻、麦和李子的时候，情不自禁地歌颂起二位留子来，不正是合情合理的事儿吗？
— THE END —
文字|晋公子
排版|奶油小肚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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