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2020年12月17日晚，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报送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以下简称“送王船”）”非遗项目，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评审通过，列入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相信，对于大部分国人来说，“送王船”指代什么、意义如何，是相当陌生的，特别是与同期通过的太极拳非遗项目对比，更是不明所以。其实，不仅仅是国人，就算是福建人、闽南人，也有相当庞大的群体，对于“送王船”并无太多认知。
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送王船”以其浓烈的民间自发性和宗教仪式感，早在百十年前，便被知识分子及大部分官吏“打压”成“文化异类”，特别是将花费巨大打造的“王船”付之一炬或任之漂流的做法，更是引起了许多纸上工作者毫不客气的口诛笔伐。而民间人士，往往会因为“谈瘟色变”和“严禁出海”的种种顾忌不愿意主动将“送王船”公诸于众或大加宣传。久而久之，本应该是闽南地区场面最浓重、影响最深远的“送王船”习俗却噤若寒蝉般大隐隐于市了。
改革开放以后，尽管大部分民间信仰活动陆续恢复，但与“送王船”有关的王爷信仰却仍然没有达到1949年以前的规模。细究其原因，至少有三方面的限制，其一“送王船”仪式繁杂，三十年的中断使得其程序丢失而无法复原；其二“送王船”耗费巨大，大部分乡社仍没有足够的财富储备支持活动的开展；其三“送王船”涉及太多宗教的内容，地方官吏及各社家长、干部仍持避而远之的态度。以至于到了百花齐放的九十年代，在王爷信仰的中心区域稍有影响力的“送王船”活动仍屈指可数。在这仅有的火苗中，有三处各具特色的社区脱颖而出，形成了厦门市“送王船”活动的三足鼎立格局，其一为同安区吕厝华藏庵，其二为湖里区钟宅澜海宫，其三为海沧区钟山水美宫。
三处代表性的社区和宫庙几乎涵盖了厦门市域内所有王爷信仰的内容和特点，他们也是九十年代以来人们认识王爷信仰和“送王船”活动的蓝本。故而在后来的各级申遗过程中，三处宫庙几乎承担了所有的申遗资料采集任务和提供各项人力、物力和财力。在大部分时候和场合，以上三处宫庙都有突出的地位和贡献，除了其“送王船”活动恢复时间早、信众基础好、活动规模大、海内外影响远之外，还在于他们各自是王爷信仰在局部区域和领域的代表。如吕厝华藏庵既是同安县吕王爷的祖庙，又是各姓巡按王爷的行宫之一，兼有泉郡富美宫和马巷元威殿的特点；钟宅澜海宫是思明县（或曰厦门岛）代天巡狩信仰在畲族聚居地的代表，尽管宫内主神不是王爷，但却采用设置代天府的方式迎请王爷代天巡狩，这种方式也是闽南地区王爷信仰的主流，满足了送王各项流程的要求；钟山水美宫是海澄县三大王爷信仰宫庙之一，体现了月港时代闽南人突破海禁走向海洋的信仰追求，不管是仪式还是内涵都保留了海澄县古老的祭船和祛瘟传统，这与厦门市海沧区以外的王爷信仰有明显的区别。
2005年3月，国务院办公室发布了国办发〔2005〕18号文件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的记录，建立档案和数据库，制定评审标准并经过科学认定，建立国家级和省、市、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体系。随后福建省即开展省内各市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的调查、整理和申报工作。以厦门市文化局牵头提报的非遗项目中，就有“厦门送王船习俗”，其素材来源便是吕厝、钟宅和钟山等主要社区。
从国办发〔2005〕18号文件公布到福建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申报截止，仅有短短数月时间。该年又非钟山水美宫的送王科年，要将送王的各个流程记录下来，对于当时的水美宫理事会来说是相当困难的，特别是会长及各副会长虽然精通各项仪式的细节，但他们对于文本资料的编辑却完全不在行。于是，这项费时、费力的工作便落到了钟山村的“知识分子”身上，原钟山小学校长蔡武溅、原蔡氏谷诒堂华侨联谊会会长蔡明德及本村文化学者蔡通行积极响应文化局及水美宫理事会号召，承担起资料整理和提报的工作。
2005年10月，福建省人民政府发布了闽政文〔2005〕495号文件：《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通知》 ，“厦门送王船习俗”跃然其上。与之同时上榜的非遗项目共计101项，分属民间文学（口头文学）、民间美术、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戏曲、曲艺、民间杂技、民间手工技艺、生产商贸习俗、消费习俗、人生礼俗、岁时节令、民间信仰、传统体育竞技、与上述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等十五类。“厦门送王船习俗”在类别上属于民间信仰，与之同类的尚有湄洲妈祖信仰习俗（莆田）、福建陈靖姑信仰习俗（福州陈靖姑民间信仰习俗、古田陈靖姑信仰习俗）、闽南大道公信仰（厦门大道公信仰习俗、漳州白礁慈济宫吴真人诞辰祭典仪式）、东山关公信仰习俗（漳州）、延平闽蛇崇拜民俗（南平）、延平蛙崇拜民俗（南平）等6项。
2007年6月，时值我国第二个“文化遗产日”，厦门市政府在市文化艺术中心公布了厦门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保护名录。名录共计26项 ，省级非遗项目“厦门送王船习俗”以“送王船”的名义名列其中。这次市级非遗名录的补录，对于“送王船”来说，虽然只是程序上的例行做法，也没有太多新的发现和资料的换新，但是在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市属各单位对“送王船”习俗的重新认识。也差不多同时，人们在重新审视厦门市“送王船”传习点的类型和分布时，突然意识到“送王船”三足鼎立的格局对于厦门港历史的支撑不足，于是，在有关部门的努力下，思明区沙坡尾龙珠殿也成为了厦门市推动“送王船”习俗进入国家级非遗名录的传习点和示范点之一。同年，因应“送王船”申报国家级非遗项目的需要，钟山水美宫第十任会长郑志福也在当年度的送王仪式中特地增加了影像和文字记录的准备，本卷第二节的送王仪式便是当时整理归纳的内容之一。
但是，申请国家级非遗的过程却并没有申报省级那般顺利，其一“送王船”的历史记载相较于保生大帝、妈祖信仰等尤为匮乏，难以体现其历史悠久及足够沉淀的内涵；其二，“送王船”习俗的各项细节仅体现在传承者的口中和印象中，加之这些传承人识字不丰，往往难以汇总成文，容易造成词不达意的误解；其三，不同的宫庙在送王的仪式和认知上都存在明显差异，要对其共性进行归纳存在困难，且当时大陆地区关于送王的研究和检讨明显不足，还没办法形成统一的认识；其四，申报的牵头者力量不足或认知有限，难以将不同宫庙统一战线尽早达成一致。如此种种，以至于“送王船”习俗错过了第一批、第二批申请的时机，只能争取第三批的机会。后来，在多方权衡之下，厦门市决定以厦门市闽南文化研究会为传习单位担任申报国家级非遗的主体，通过归纳整理的方式尽可能的将“送王船”内涵统一文本一致对外发声，此举也终于体现出高效率的成果。
2011年06月09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国发〔2011〕14号文件：《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 ，正式批准了文化部确定的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计191项）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扩展项目名录(共计164项)。名录按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民俗等分成十项，送王船以“闽台送王船”的名义列入编号为X-85的民间信俗的扩展项目名录中。与之同时列入的还有梅日更召信俗、锡伯族喜利妈妈信俗、清水祖师信俗、嫘祖信俗、波罗诞、悦城龙母诞、长洲太平清醮、鱼行醉龙节等。
从省级“厦门送王船习俗”、市级“送王船”到国家级“闽台送王船”，“送王船”习俗在名称描述上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显然是申报者有意为之的修改。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并不想止境于国家级非遗这一步。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接下来的进一步工作中，时任厦门闽南文化研究会会长、厦门市非遗保护中心专家组组长的陈耕先生，在积极促进“送王船”走向世界的征程中贡献了绝对力量。笔者曾在世界非遗申报期间参与陈耕先生主持的两个与海洋文化有关的研究课题，过程中，了解到陈先生关于送王船的解读和申遗过程的进展，陈先生也知道鄙人来自水美宫的故乡，也特别嘱咐和交代一些关于送王船的事情，故而鄙人也对该申遗过程及关于送王船的意义等知晓一二，这才敢在此抛砖引玉予以记录。
厦门市凭一市之力以“闽台送王船”的名义申请国家级非遗，直接的目的就是想与台湾合作共同推动“送王船”早日完成世界非遗的申报工作。毕竟，在国内国家级非遗领域，比“送王船”习俗名气更大、影响更深远的非遗项目实在太多，按每二年一件的申报速度，要轮到“送王船”可以想象的到必定是数十年后了。然而对于国家经营海洋、重新审视中国海洋文化的当下，以闽南为代表的中国海洋历史文化显然已经被时代推到了浪尖，如果能在此时将“送王船”这一体现国人经营海洋、走向海洋的精神气同时呈现，必然有很好的振奋和引导效果。这也是陈耕先生长期从事影视编剧、台湾艺术研究及海洋文化研究后，一直想要达成的目标。于是，他便把希望寄托在福建的对岸、与闽南一脉相承的台湾省身上，只有如此，才能实现“送王船”在国内脱颖而出提前得到提名的机会。
2012年，在厦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及厦门市闽南文化研究会的推动下，陈耕先生与钟山水美宫陈福圆、吕元渊等“送王船”宫庙的传习代表们组团前往台湾拜访了屏东县、台南县等王爷宫庙。此行，他们带去了足够的诚意，希望能与台湾省的王爷庙一起共同申报世界非遗。然而，尽管这一提议被台湾众多王爷宫庙所欢迎和推崇，但最终仍因岛内种种的阻力而被迫中止 ，于是“送王船”的下一步动作便此搁置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沉寂了三年后的2015年，一次极其偶然的机会，让“送王船”走向世界的不可能又出现了可能的转机。由厦门市闽南文化研究会承办的“第十届海峡两岸保生慈济文化节”在海沧青礁浓重举办。在文化节上，经厦门市闽南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李翔介绍，陈耕先生结识了祖籍青礁、时任马来西亚侨生公会会长的峇峇颜泳和，三人经过一番畅谈后，决定合作推动“马六甲海丝文化论坛”在马六甲落地。很快地，就在当年的7月，由马六甲州政府主办，厦门市闽南文化研究会及其他机构协办的“马六甲海丝文化论坛”在马六甲的郑和·朵云轩艺术馆举行。也是这次难得的机会，陈耕先生一行有机会在颜泳和等人的陪同和带领下参访了马六甲的勇全殿，并因此获悉勇全殿正是马来西亚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王舡巡境”的传习单位，从而重新燃起了陈耕先生推动“送王船”申报世界非遗的希望之火。
在这次文化论坛中，陈耕先生与颜泳和等人还达成了另一项合作意向，那就是共同筹划2016年在马六甲举办的“世界闽南文化节”。文化节的筹委会由马六甲州政府中国商务及投资事务委员会主席颜天禄领衔，陈耕、颜泳和、李翔等人名列其中。2016年春节前夕，颜天禄带队访问福建，在与厦门市交流过程中，双方确定了联合推动中国厦门与马来西亚马六甲就“送王船”联合申报世界非遗的共识，就此，“送王船”中马联合申遗正式揭开了序幕。
2016年2月25日，由陈耕和蔡亚约带队，钟山水美宫（蔡和勇、陈福圆等人）、吕厝华藏庵、钟宅澜海宫和沙坡尾龙珠殿等四座宫庙的二十多位代表正式访问马来西亚。他们拜会了马六甲青云亭、勇全殿、清华宫、徐氏宗祠、福建会馆、福德宫、宝山亭、朵云轩以及槟城的水美宫、龙山堂邱公司、保德堂等，双方相谈甚欢，既有同为福建人的心心相印，又有同受王爷庇佑的心诚圆满。2016年也是钟山水美宫、吕厝华藏庵、钟宅澜海宫三个主要宫庙的送王科年，通过这次参访，中马两国充分沟通，互相参与彼此的送王活动，经此一年的深入了解，双方更加坚定了联合申遗的信心。之后双方仍就“送王船”习俗展开更加深层次的互动，厦门方面也积极开展与送王船有关的资料准备、系统构建、学术论证等活动。
至2019年12月，中马联合申遗迎来了最关键的一年，该年又值钟山水美宫送王科年，水美宫王船巡境的当天同时也是中国方面针对非遗申请过程特别筹备的“王船节”，为了配合送王船与海洋有关的学术研究，该日也同时举办了“人与海洋-厦门海洋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这样一来，整个申遗过程就万事俱备只欠大会宣布结果了。在这属于中马两国共同的日子里，大家都怀着共同的期待，然而事有不巧，2020年年初出现新冠肺炎疫情，这也使得申遗结果一拖再拖，直到一年后的12月才正式公布通过。
在此期间，原本只是厦门一市的申遗参与和付出，在国家文化部及相关民俗组织的协调及多方争取、讨论、权衡、评估下，开始出现适用范围扩大化的趋势和形势。“送王船”习俗在中国的传习宫庙在这之前，只有钟山水美宫、吕厝华藏庵、钟宅澜海宫和沙坡尾龙珠殿四处，申遗文本及所归纳的关于送王船的仪式、细节也基本上是围绕着这四处宫庙展开的，但毕竟是世界级的联合申遗，姑且不管是代表性的适用性，还是申遗本身的覆盖面问题，仅局限在此四处宫庙或者仅厦门一市是不合时宜的。特别是从保护非遗和提高人与非遗项目的互动方面，也迫切需要引入更多的新鲜血液。于是，非遗传承宫庙在最后申报的关键节点上，也顺势增加到14个，并且由厦门市扩展到厦漳泉三市，14处传习点如表所示。
至此，“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非遗项目便正式成型并如媒体所宣传的那样，举国瞩目、全闽狂欢。正因为申遗过程发生了种种不可预测的困难以及各种化险为夷的惊喜，当我们回顾申遗文本、申遗历程及申遗影片时，我们总是可以看到以钟山水美宫为代表的四个宫庙各项辛苦付出和精彩的画面。不管过程怎样，最终结果对于水美宫，或者整个闽南的王爷信仰，这些付出都是值得的，因为我们都沐浴着王爷的覃恩、享受着先辈在海洋活动中创造的功绩的滋润。在这难得的时刻，笔者谨将自己所看到的、感受到的申遗过程记录一二，以示对为这项工作付出更多心血的人们和宫庙代表们致以感谢和祝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