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9 年，Charles H. Duel（他是美国专利局局长说）：“(突今为止)能够被发明的东西都已经被发明了”。
这是荒谬的,但是也显示了一百年前人类自我感觉之良好,
1972年，人类又自我感觉良好了一把。当时的免疫学大师，1960年的诺贝尔生理和医学奖获得者Frank Macharlane Burnet 爵士，和另一位著名微生物学家 David White，联名发文综述传染病学的历史，他们下结论道：传染病学的未来将是非常乏味和单调的。
为什么？因为抗生素和疫苗的普及，以及人类生活卫生条件的提高，让昔日致命的传染病一个接一个地成为了历史。在西方发达国家，伤寒没了，霍乱没了，麻疹快没了，天花和小儿麻痹症正在走向消失的道路上，就连历史上杀人最多的传染性疾病，肺结核，其发病率也稳步下降50年了。
也就是说，流行病和传染病专家很快就无事可做了。这样的职业生涯岂不是很枯燥和乏味?
美国免疫和传染病学史上的传奇人物，托尼福奇（Tony Fauci），就在这样一个未来貌似平淡单调的时候进入了该领域：在康奈尔大学纽约医校做完住院医训练之后，他进入国立卫生研究院下面的过敏和传染病所作临床助理。
这一干就是50 年。
这50年里，人类又见证了80年代出来的艾滋病，第一次引发全球性恐慌的2004年非典，各种禽流感猪流感，死亡率极高的埃博拉，能诱发婴幼儿小头症的泽卡病毒，等等，等等。当然，最终集大成者载入史册的，还是这个很多国家在历经惨祸后选择忘记，而中国仍在决死奋战的新冠毒。
所以，这半个世纪以来，平淡和枯燥绝对不是形容传染病和公共卫生领域的形容词，权威又一次闹了笑话。
托尼（Tony,美国业界人士一般都这样亲切地称呼福奇医生）,在这50年里始终站在美国传染病研究和公共卫生的第一线，参与了和上述各种病原奋斗的所有战役。
托尼在 1983 年才四十岁出头的时候出任 NIH 下面的 NIAID（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的时候，正值艾滋病开始在美国冒头，开始大面积地传播，而里根政府在开始的时候采取了睁一只闭一只眼的轻描淡写和拖延的战术，而托尼却凭借着丰富的研究学养和临床经验确定了问题的关键。他一边大力地从联邦政府争取支持艾滋病研究的经费，同时充当了行政机关和病人群体之间沟通的桥梁，并且不遗余力地在药企推动新药的研发。在1987年第一个对付艾滋病的新药叠氮胸苷研发成功并通过了FDA的审批，在这里托尼的功不可没。
也许很多人以为对抗艾滋病的重大成功是托尼在传染病领域的第一个重大成就，其实托尼在执掌NIAID 之前就已经是免疫学基础研究中成名立腕的人物了，他在出任行政领导之前的一个重大成就，还要用新冠来举个例子。
现在对付新冠的药物不少,但是方便口服的和有效力高的并不多，默克的Molnupiravir可能导致新冠病毒的突变；辉瑞一度风光无限的 Paxlovid能管用几天,但是他有相当比例的病人在服药见效几天后会经历病毒载量反弹的现象；至于最开始的人民的希望瑞德西韦就更别提了，由于它的口服吸收性之差，必须静脉注射，极大地限制了其应用。
而现在市场上唯一一个价廉物美的对付重症新冠的是一个老药；二十块钱一盒的皮质类固醇，地塞米松。它在治疗重度新冠上功效确立，还要回溯到18年前中国医学界运用类固醇激素类药物拯救患者的标准方法，现在有一定年纪的读者可能还记得，在非典最紧张的时刻，地塞米松发挥了救火队长的作用。遗憾的是，由于当年的剂量控制不好，为了救命而大量使用地塞米松造成了部分患者股骨头微细血管的阻塞，造成了关节坏死的后遗症。但这是医学界对新生病毒认识不够的问题，并非激素治疗的过错。
那么这个运用地塞米松来压制病毒感染者体内过度免疫风暴的机理是谁提出来的呢？托尼在这个领域内划时代的论文功不可没，那是在1976 年。
十年后,托尼成为推动研发叠氮胸苷治疗艾滋病的关键性人物,
30年后，当时绝大部分公众还不知 mRNA 为何物的时候，托尼慧眼识真，力主自己麾下的 NIAID 和当时仅为一个小企业的 Moderna 签约共同开发 mRNA 新冠疫苗，那个时候离新冠病毒的基因序列出来只有几天的时间。仅仅三年后，mRNA 技术已经从业界的新秀成长为下一代疫苗研发的主要平台这棵参天大树，它的威力甚至还可以延伸到肿瘤治疗这样更加艰深的领域。
但是当托尼几天前表态，要在年底之前从 NIAID 所长的职位上退下来的时候，社会的反响远远不是这个服务国家超过五十年的老科学家所应得的依依别情。
《科学》杂志对托尼离职前最后一次长篇采访是这样的一个题目:《托尼福奇，被爱戴被憎恨，思考下一步的计划 》， Anthony Fauci, loved and hared, plotting his next step。
1988年美国的总统选举辩论中，当老布什总统被问到他心目中的英雄人物的时候，他提到了托尼的名字，以及他做的当时还不广为人知的艾滋病领域的工作。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托尼的名字开始从科研院所进入千家万户,成为美国政府在公共卫生领域和大众沟通的代表性人物，成为社会上最受人爱戴的医生和科学家。
有意思的是，当老布什说出他的名字的时候，还加了一句注释: 大家可能都没听说过他。这句话放在今天就错的不能再错了，因为拜新冠所赐，托尼在三年的疫情以来，早就成了美国人民家喻户晓的人物。
但是托尼的悲剧也正在此，新冠疫情让他成为小一半美国人憎恨的对象。
其实如果深究的话，托尼的负责的是过敏免疫和传染病的基础研，以及联邦政府对此的资助，而公共卫生和疫情控制方面，美国另有一个CDC（疾病控制和防疫中心）这样一个庞大的行政机构来负责。
本次疫情美国最成功的领域，比如率先推出了效力最高的RNA疫苗，以及辉瑞早期的应对新冠的新药Paxlovid，这都是在托尼的职责范围之内的，他做的很成功。
而美国抗疫最失败的方面是公共卫生的措施，比如接触追踪，隔离，必要的封城和戴口罩等等，这些都是 CDC 的任务,公平地说赖不到托尼的头上。
但是托尼是一个对和公众的沟通痴迷的人，他对自己在这方面的能力和天分也非常自信。因此自从疫情发生以来，都是他自己冲在第一线对公众发声，对疫情的应对提出各种建议。悲惨的是，信息时代和社交媒体让托尼的这个强项成了负分。因为他在某个特定环境下的长篇讲话会被有心人裁剪出某个片段，然后放到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语境中去大肆传播。这样就造成了他讲话自相矛盾的印象。比如他在疫情初期情况不明的时候，曾经不建议大众普遍戴口罩，而后来又强烈主张戴口罩甚至闭户封城，这两个视频片段被刻意拼接在一起，难免造成一个他故意误导公众的印象。
本来就轻视疫情担心防疫措施打击经济的保守民众,正好用这个当武器来攻击他。而本来支持他的左派群众呢，因为美国的抗疫成绩实在太差，而托尼又自己把自己放在公共卫生代言人的神坛上，那么有谁好意思替他辩护呢？
除了言多必失以外，托尼另一个致命问题是恋栈太长。他已经干了快40 年的 NIAID 所长，对于美国这样一个生物医学基础研究大国，难道将近半个世纪都找不到一颗更称职的新鲜血液？这本身就违背常理。
恋栈太长害了他，本来托尼如果能正常从 NIAID 退休，欢送他的将是鲜花,怀念和依依不舍，但是他不幸地熬到了新冠疫情这个大粪坑，难免被粪坑淹没。
恋栈太长助长了他不切实际的自信心，托尼以为自己有一种神奇的能力和各种意识形态和执政风格截然不容的行政班子友好合作。托尼的政治名言是,永远不要和总统吵架。这个指导思想让托尼和老小布什，克林顿和奥巴马的行政班子的合作亲密无间，但是被特朗普这种百年不遇的奇葩人物打得粉碎。在新冠的第一年,保守派憎恨他不和总统保持一致，而左派又嫌弃他对特朗普过于迁，就甚至为了满足总统的虚荣心而违心地在公开场合道歉。可谓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如果历史可以假设的话，如果托尼对特朗普强硬一点，舍得一身剐就算是不能把总统拉下马，也能让总统把自己拉下马，起码还能保留一个好名声，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让美国悲惨的抗疫成绩毁了自个的名声。
一切都过去了，80岁高龄的托尼福奇黯然离开自己服务半个世纪的国立卫生研究院，他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美国人民对不起他，最后让我们用一张最能代表托尼职业生涯的照片结束本文，那是一位不幸感染埃博拉病毒的护士在痊愈后和托尼拥抱致意的照片，这个举动旨在消除社会对埃博拉病击患者不理智的歧视和恐惧的心理。
医者仁心是托尼医生职业生涯的最好总结。
参考资料：
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20/04/20/how-anthony-fauci-became-americas-doc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