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邑考古缘何陷入困境：洛阳是夏商周三代的“天地之中”吗？

当前，我国的夏商周三代研究面临着许多的困难。其中，夏都和周都研究都涉及到对洛阳地区历史定位的认识。然而，有关洛阳地区的考古和历史研究却并不顺利。有关夏文化的讨论，笔者已经谈得很多。下面，我们重点来谈谈西周时期的洛邑考古研究。

洛邑遗址（图源：洛阳网）

2013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宋江宁研究员即发文指出，西周洛邑研究面临着历史文献、西周金文和考古资料三者不重合的困境，并建议学者应“放弃一些目前尚无法达到的目标”。[1]宋江宁先生的这个看法究竟有没有价值呢？为便于说明这个问题，下面先让我们对宋先生提到的三种资料做一个简要回顾。

（1）基于对传统文献的理解，当前学界对洛阳历史定位的认识可以概括为这样一句话：洛邑是西周时期的“成周”，洛阳在当时已具有“天下之中”的地位。按照这一认识，古文字学家唐兰便把出土于陕西宝鸡的何尊铭文中的“中国”视为洛邑，并认为西周王朝在周成王时期已迁都洛邑。[2]同样基于这一认识，考古学家许宏则把洛阳具有“天下之中”地位的观点推及到二里头文化时期，并提出了二里头文化为“最早中国”的观点。[3]

何尊（宝鸡博物馆藏）

（2）从西周金文资料来看，成周是周王经常举行册命、召见官员、发布军事命令并时常举行各种祭祀活动的地方。[4]因此，成周在西周时期具有王都地位是没有疑问的。基于以洛邑为西周时期的成周的传统看法，故梁晓景先生根据对西周金文资料的研究提出，洛邑即西周时期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军事中心，是西周诸王常居之地，并称“终西周之世，洛邑的这个地位未有改变”。[5]出土于洛阳的令方彝铭文记载，成周地区有京宫、康宫等宗庙建筑，而康宫在西周金文中又联系着一大批宗庙建筑。由此，著名的历史学家朱凤瀚教授也认为，西周时期的洛邑存在规模宏大的王宫建筑群，“内含多种宗庙、宫室”。[6]

令方彝（图源；中国青铜器全集5：131）

（3）令人尴尬的是，洛邑考古始于1952年，积70年的考古发掘所揭示出的洛邑遗存面貌却与学者们研究得到的认识大相径庭。从遗址规模来看，西周时期的洛邑遗址面积仅约6平方公里，[7]远小于宝鸡周原遗址的30多平方公里；[8]从遗址年代范围来看，洛邑遗址主要使用于西周早、中期，至西周晚期已经衰落，这与金文中的成周在整个西周时期均拥有重要地位的情况不相契合；并且，洛邑遗址至今没有发现天子级别的宫殿建筑基址，也没有发现天子级别的宗庙建筑基址，同时，当地出土的西周金文材料中也缺乏周天子的活动记录。

洛阳北窑遗址考古报告

回顾上述资料不难发现，当前的西周洛邑研究一直存在着一个预设前提，即洛邑是西周时期的成周。笔者曾在以前发表的文章中对这一前提表达了不同看法，并提出西周时期的成周并非洛邑，而是位于今关中平原的周原遗址。在论述这一观点时，笔者主要使用了周原遗址的考古资料、《左传》和《尚书》等文献的记载以及关中平原与洛阳地区出土的西周金文资料等。（可参阅笔者的网易号文章）

如果我们要放弃西周洛邑即成周的传统观点，那么就必然要面对一个重大问题：洛邑在先秦时期拥有的所谓“天下之中”地位如何解释？

当今学界普遍认为洛邑在两周时期已经具有“天下之中”的地位，其主要依据是《尚书·召诰》曾把洛邑所在地区称为“土中”。其文如下：

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

到了西汉时期，司马迁作《史记》又称洛邑为“天下之中”，如《周本纪》说：

周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作《召诰》、《洛诰》。

到了东汉时期，为了统一对经书的解释，汉章帝举行了著名的白虎观会议。根据这次会议的记录，班固整理形成了《白虎通》一书。该书的《京师篇》首次把“土中”与“京师”联系了 起来，说：

王者京师必择土中者何？所以均教道，平往来，使善易以闻，为恶易以闻，明当惧慎，损于善恶。《尚书》曰：“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圣人承天而制作。《尚书》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来相宅。”

按照《白虎通》的这一记录，把洛邑的“土中”理解为“天下之中”，似乎言之有据。然而，检视《尚书》可以发现，汉代学者的这种说法与《尚书》存在明显矛盾。比如《尚书·康诰》说：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四方民大和会。

这里称洛邑为“东国洛”，而非“中国”。又比如《洛诰》记周公之言：

朕复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东土，乃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亦惟洛食。伻来以图及献卜。

这里的“大相东土”，就是指周公在洛邑的卜宅。这些记载有力地表明，《尚书》的“土中”并不是汉代学者所理解的“天下之中”。

一般认为，在先秦时期的“天下之中”已经具有指王都的含义。同时，也把王都称为“中国”。在《诗经》中，周王明确把其所居地区称为“中国”、“中原”。如《大雅·民劳》记载：“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又说：“惠此京师，以绥四国。”《毛传》：“中国，京师也。四方，诸夏也。”又比如《诗经·吉日》为周宣王田猎之诗。《诗》中言“漆沮之从，天子之所”，又言“瞻彼中原，其祁孔有”。漆沮之水流经关中平原，这无任何疑问，可知这里的“中原”即关中平原。又比如《小宛》：“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诗序》言此为“大夫刺幽王”之作，郑玄谓“亦当为刺厉王”，可见这里的“中原”亦指关中平原。

诗经（图片来自网络）

在何尊铭文中，周成王自称居“中国”而治天下，以《诗经》例之，可知这里的“中国”也应当指位于关中平原的西周王都。何尊中提到的“成周”指周原遗址，笔者在以前的文章中已做过论述，这里不再重复。

有的学者认为，《尚书》中的周人自称居“西土”，故何尊的“中国”不在关中平原。其实，这是没有深入理解文献的缘故。周人自称居“西土”时，都是作为把殷人故地称为“东土”时的对称来使用的。如《尚书·康诰》说：

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时怙冒，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时叙，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在兹东土。”

这里的西土指关中，东土则指康叔所受封的今河南淇县一带。“东土”与“西土”对言，非常明确。类似的例子也出现在《穆天子传》卷三，但由于相对地理位置的变化，故该书中的周穆王自称居住在“东土”，而西王母则自称居住在“西土”。

可见，两周时期的“东土”和“西土”是相对的地理概念，这种相对概念并不涉及“天下之中”问题。明白了这种相对性，就可以知道，周人称洛邑为“土中”，这里的土中应理解为“东土”与“西土”之间的意思。因此，周人称洛邑为“郏鄏”（见《左传·宣公三年》），称洛阳盆地北缘的邙山为郏山。二物相持为夹，夹地之邑则为郏。换句话说，《尚书》称洛邑在“土中”与《左传》称洛邑为“郏鄏”其实是一回事，这都是基于洛邑地处殷商故地与西周王畿之间而产生的说法。

周人的这种观念对秦汉时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比如秦人就往往以与洛阳毗邻的崤山和函谷关为界限，称其东为“山东”或“关东”，而称其所居为“关中”或“关西”。关于这个问题，邢义田[9] 和辛德勇[10] 都有深入的论述。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到两点结论：第一，直到战国时期，以洛邑为“天下之中”的观念仍然没有出现。第二，考古学界在三代考古甚至新石器时代考古中把关中平原和豫西地区统称为“中原文化区“。这个“中原文化区”的概念只宜在考古学语境下使用，而不宜放到历史学语境下的三代研究中。

谈到先秦时期的”天下之中“问题，我们还需要对两条早期文献做一下说明。其中一条出自《荀子·大略篇》，其文如下：

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

另一条记载出自《吕氏春秋·慎势篇》，其文如下：

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

以上两条文献，均时有学者将之与洛阳具有“天下之中”地位的观点相联系。比如，许宏在《最早的中国·建立中极》一章即把《吕氏春秋》的这条记载与二里头拥有所谓”中国最早的中轴线规划的大型宫室建筑群“进行联系，用以证明其“最早中国”之说。[11] 那么，《吕氏春秋》的”天下之中“ 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同出于《吕氏春秋》的《有始篇》为我们提供了答案。该文说：

白民之南，建木之下，日中无影，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也。

又《淮南子·墬形训》说：

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日中无影，呼之无响，盖天地之中也。

《山海经传》南宋刻本影印

《淮南子》和《吕氏春秋》的这两条材料都出自《山海经》，这是学者熟知的。《山海经·海内经》记载：

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郭璞注：其城方三百里，盖天下之中，素女所出也——毕沅认为这句是《山海经》原文）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穀自生，冬夏播琴。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灵寿实华，草木所聚。爰有百兽，相群爰处。此草也，冬夏不死。南海之内，黑水青水之间，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有木，青叶紫茎，玄华黄实，名曰建木。百仞无枝，上有九欘，下有九枸，其实如麻，其叶如芒，大皞爰过，黄帝所为。

王逸注《九叹·远游》“绝都广以直指兮”引《山海经》说：

都广在西南，其地方三百里，盖天地之中也。

三星堆青铜神树

三星堆青铜神树的出现证明了建木神话的可靠性。三星堆遗址地处成都平原，这与杨慎、吕子方、蒙文通等学者所指出的都广之野即成都平原的观点正好吻合。由此可见，汉语文献中最早记录的“天下之中”实际上指向的是成都平原，而不是伊洛盆地。

这里，我们有必要对洛邑所谓的“东都”之称作一个补充说明。把洛邑视为西周时期的成周并称“东都”，此说始出《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周敬王说：

昔成王合诸侯城成周，以为东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灵于成王，修成周之城，俾戍人无勤，诸侯用宁，蝥贼远屏，晋之力也。

对于这一条材料，我们可以分两点进行说明：

第一，根据徐中舒等学者的研究，《左传》形成于战国中期。我们知道，东周王室以洛邑为都，因此，我们不能排除《左传》把西周时期的洛邑称为“成周”的这个说法只是在以东周时期的“成周”之名来称呼西周时期的洛邑，而不能证明西周时期的洛邑已有“成周”之称。

第二，《左传》的这条记载是唯一的一条把洛邑称为西周时期的“东都”的文献记录。那么，这条记载可以证明洛邑在西周时期拥有王都地位吗？其实并不能。这是因为，“都”在古代文献中虽然可以用来指“王都”，但也常常用来指诸侯采邑或指较大城邑，如《左传·定公三年》的“堕三都”、《战国策·燕策一》的“将五都之兵”，这里的“都”都不是王都的意思。因此，《左传》所称的“东都”完全可以理解为东方都市，而不一定非要理解为“东方王都”。

此外，《左传·宣公三年》周大夫王孙满还有“成王定鼎于郏鄏”的说法，唐代孔颖达注《桓公二年》认为定鼎有定都的意思，但这种说法其实在先秦两汉文献是同样得不到证明的。

综上所说，西周时期的洛邑只是周王朝在东方建立的一个比一般都邑更大的城邑，它并不具有“西周王都”的地位；何尊铭文中的“中国”乃与位于关中平原的周原遗址有关，与洛邑并没有关系。《尚书》的“土中”本指东土和西土间的夹缝之地，并不宜理解为“天地之中”。洛邑“成周”称号的获得始于平王东迁之后，故伏生传《尚书》二十八篇均不见称洛邑为“成周”的记录。如以上之说可用，则宋江宁先生提到的西周洛邑研究所面临的困境也就自然消失了。

从上引文献来看，洛阳地区“天下之中”称号之由来，应滥觞于西汉时期，（有趣的是，《史记·货殖列传》同时也把定陶和三河地区称为“天下之中”，这表明司马迁笔下的“天下之中”并不具有神圣性。）而其观念之大盛则可能在东汉时期，究其原因，这应与东汉王朝定都在洛阳有关。但值得注意的是，东汉时期出现的《周髀算经》仍称洛邑在天中之南十万三千里，[12] 《河图括地象》等汉代纬书则视昆仑为“天下之中”，这表明东汉时期对洛阳“天地之中”的建构并没有获得一致认同。就此而言，洛阳的“天地之中”固然是古代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一种价值建构，但这种建构显然不能作为预设观点应用到三代研究之中。

[1] 宋江宁：《文献、金文和考古资料在西周史研究中关系的讨论——以洛阳西周时期成周、洛邑、王城的研究为例》，《三代考古（五）》，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年。

[2] 唐兰：《何尊铭文解释》，《文物》1976年第1期。

[3] 许宏：《最早的中国》，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4—5页。

[4] 何景成：《西周王朝政府的行政组织与运行机制》，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年，第77—81页。

[5] 梁晓景：《西周建都洛邑浅论》，《中国古都研究（第四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99—213页。

[6] 朱凤瀚：《〈召诰〉、〈洛诰〉、何尊与成周》，《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第5页。

[7] 叶万松，张剑，李德方：《西周洛邑城址考》，《华夏考古》1991年第2期，第75页。

[8] 宋江宁：《关中盆地史前到秦汉时期的中心区转移现象考察》，《南方文物》2017年第4期。

[9] 邢义田：《试释汉代的关东、关西与山东、山西》，《秦汉史论稿》，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

[10] 辛德勇：《汉武帝“广关”与西汉前期地域控制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第2期。

[11] 许宏：《最早的中国》，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88页。

[12] 程贞一，闻人军译注：《周髀算经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版，第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