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忧愤中离世。袁世凯的死意味着：由蔡锷领导的轰轰烈烈的护国运动已进入尾声。讨袁成功了，蔡锷的喉疾，却越来越严重，有时竟到了无法发音的地步。
蔡锷的老师、好友梁启超得知消息后，曾电邀在重庆的德国医生前来四川泸州为蔡锷治病。
蔡锷求学时照片
蔡锷在泸州接受治疗后，马不停蹄地拖着病体前往成都赴任，他之所以如此匆忙，是因为此时这里又起了战乱，非他去不可。
这一次前往成都，蔡锷是坐轿子去的。整整8日的颠簸后，他才抵达了成都。他抵达的当日，即7月29日，数万名老百姓到四十里外的地方夹道欢迎他的到来。老百姓看到他脸上的病容，却并不知道：他的生命已经只剩下三个月时间了。
蔡锷在成都十天里，大刀阔斧，整顿了四川军队，统一财政收支，制订军人、官吏奖惩条例等。他还频繁召开军政会议，繁重的工作，让蔡锷的身体越来越差。
未离开成都前，蔡锷就已经虚弱到“连三两步都走不了了”。在成都经过检查后，蔡锷被诊断为喉头结核。医生还告诉他：四川的气候不利于治疗。
8月9日，蔡锷离开成都，前往上海就医。此时，他的夫人潘蕙英和儿子蔡永宁也已从昆明出发，准备前往上海与之汇合。
从成都到上海的一路，蔡锷也着实受了不小的折腾，光路上的时间，就花去了近20天。好在，这一路还算顺风顺水。
抵达上海后，自知病情危重的蔡锷深居简出，谢绝了一切宴请和采访。为了方便治疗，他在虹口医院旁，租了一栋小楼住下来了。
很快，夫人潘蕙英带着儿子抵达了上海，久别重逢的喜悦，让蔡锷心情大好。潘蕙英严格说来是蔡锷的妾室，但在蔡家，她的地位却与原配刘侠贞完全平等。她受过新式教育，还曾参与过革命，多年来，她一直是丈夫背后的默默支持者。
潘蕙英与蔡锷
再见到一年多未见的丈夫时，潘蕙英心疼地发现：他与过去一身戎装，容光焕发的形象，简直判若两人。他面容清瘦，颧骨显得很突出，他脸上的皱纹已很深，嘴唇没有一点血色，就连声音也变得低哑了。
见面的当日，潘蕙英一个劲地掉眼泪，蔡锷见了却安慰她道：“贤妹，现在好了，讨袁成功，我已辞职隐退，我们可以一块好好地生活了。只是这些年，难为你为我遭了多少罪，受了多少苦。”
潘蕙英听到这儿心里并没有好受多少，她自己受多少苦没关系，她现在担心的是丈夫的病。蔡锷大概明白了夫人的心思，他补充说：
“我想，等我治好了病，我们回到长沙去住，或者干脆回到武冈山门老家去住。做点力所能及的事，看看书、写点文章，到黄泥江游泳，或网鱼，或到雪峰山采撷芦蒿，其乐无穷也。”
潘蕙英听到这儿，心情瞬间好了起来，她也跟着憧憬起未来的美好生活了。那日，重逢的两人还聊起了母亲、家人和老家的生活。
聊完后，潘蕙英还和蔡锷约法三章：从即日起，一切以身体为先，不可过度操劳。蔡锷听完后允诺说：“今后，我全听你的。”
潘蕙英抵达后不久，蔡锷挚友黄兴前来探病。那日，是蔡锷最高兴的一天，他和黄兴、陈天华、宋教仁曾在日本的大礁石上结盟。革命生涯里，他们一直守望相助。可叹，陈天华和宋教仁都已作古，四位盟兄弟，只剩下了俩。
“怎么消瘦得这样厉害，比在日本士官学校留学时清瘦多了。可见你举兵讨袁激战之苦啊，我的好老弟。”一见到蔡锷，黄兴就心疼地说道。
蔡锷听了这话，心里一阵辛酸，他叹了口气后说道：
“我从北京虎口逃生，长途跋涉，布满了风险，每走一步，我都甚为担心。袁世凯布下天罗地网，军警林立，万一有个闪失，那一切就完了。
“到了云南，带兵讨袁，最初公开宣布讨袁的，只有云南一省，势单力薄，能不能成功，我心里也没把握。那时，还得在士兵面前装出心中有雄兵百万，信心百倍的样子来提高战斗力。
“这场仗打得也着实不易，死伤惨重元气大伤……讨袁成功了，我的身体也拖垮了，命该如此”。
听到这儿，黄兴的眼泪已经在眼眶里打转了。身为革命者，他怎会不懂革命的艰辛。可听到病中的兄弟亲口讲述这些艰难，他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辛酸。
黄兴
那日，斜躺着和黄兴聊天时，蔡锷脑子里突然意识到：黄兴比以前苍老了好多，他的情况似乎比自己好不了多少。有一瞬间，他甚至有了不好的预感。
黄兴走后不久，梁启超前往探病，他力劝蔡锷“前往日本治疗”，理由是：那里的医疗条件更加先进。一旁的潘蕙英也竭力支持他前往日本治疗。
9月9日，即蔡锷去世前两月，他在夫人的陪同下，前往日本接受治疗。走之前，他的喉咙已经痛到“经常不能说话了”。
到达日本后，蔡锷进入了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所属医院福冈医科大学医院就诊，和以前看病时一样，他特地在医院附近租了房子。这一趟随行的，依旧有他的副官何鹏翔等人。
治疗期间，蔡锷的病情并未得到任何好转。这个结果，让蔡锷心里非常郁闷。不知为何，到日本后，他总想去以前他与黄兴等人结拜的礁石处看看。
一日，蔡锷终于忍不住带着夫人沿着海岸，走到了礁石处。远远地看到那块大礁石后，蔡锷心情非常激动。他当即在海岸边停下，并盘腿坐下，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一直呆呆地望着翻滚在大海里的那块大礁石。
潘蕙英早已知道：那块礁石就是他们当年结下同盟的地方。她还知道，青年时代，怀揣报国之志的他们，曾无数次和爱国青年们在那块礁石上谈论国事、畅谈理想、抒发个人抱负。
因为懂得，所以， 蔡锷盘腿呆望礁石时，潘蕙英一直默默在旁边陪着，她也和他一样，呆呆地望向那块礁石。
不知过了多久，蔡锷才终于说话了，他的声音激动而低沉：
“警世疾呼的陈天华，他写的《警世钟》、《猛回头》等，都是在宣传革命思想，热情歌颂中华民族的伟大，愤怒控诉清廷卖国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滔天罪行。
“是他指出‘只有反抗、奋斗才是救国救民的道路’，这些充满革命激情的文章，震撼和唤醒过多少爱国志士、投入救国图强的战斗。
“可是，目睹当时中国革命屡遭挫败，他悲愤极了，决心用自己的死来震惊和唤醒自己的同胞，于1905年12月8日在此跳海自杀。”
陈天华
听到这儿，潘蕙英震惊了，她先前只知道陈天华是为革命蹈海自尽，却不知道：此地就是他的命殒之地。她的眼眶瞬间湿润了。
“壮志未酬身先死，满腔热血付东流！”蔡锷怀着无限悲痛的心情低声对身旁的妻子诉说着。
潘蕙英深深被感动着，身为革命者中的一员，她的心此刻已完全被那悲壮的情景所震撼，泪眼模糊中，她仿佛看到陈天华向大海奔去的身影。她用手绢捂着嘴，尽量不让自己哭出声来。
“不止陈天华，黄兴为了革命也做了极大的牺牲，他的身体已经不好了，每次养病，他也从不闲着。他多次革命多次失败，还一直受排挤……”说着说着，蔡锷的声音哽咽了。
“黄兴积劳成疾了，身体不好，可他只有40来岁，来日方长，我希望黄兄能养好身体，再图东山再起，为重建民国、振兴中华出力，使苦难、黑暗的祖国，早日富强起来。”说这段话时，蔡锷的声音低沉中有力量。
潘蕙英听出来了，丈夫将革命的希望寄托在了黄兴的身上。此时此刻，她的心情也变得格外沉重了。
那天，他们一直在海岸边，待到很晚才回去。之后的日子，蔡锷还是回到了医院，继续毫无疗效地治疗。
蔡锷与潘蕙英在日本治疗期间所摄
10月31日，即蔡锷去世前8天：开创民国的功臣黄兴，突然在上海病逝了。这个消息对蔡锷而言，犹如万里晴空下的一声霹雳，一下子就把他击倒了。
得到黄兴病逝的确切消息后，蔡锷就陷入了半昏迷状态。潘蕙英和孩子围在他身边，低低地啜泣着。医生、日本友人们及亲随副官、护兵也都围绕在他的床前，守护着他。
在所有人的精心呵护下，蔡锷于第二天早晨慢慢苏醒过来了。可再度醒来时的他，身体已非常虚弱，他的脸色惨白，两颊瘦削，呼吸紧促、困难。
见他醒了，潘蕙英忙去倒了一杯水，喝下水，并服下几片药后，蔡锷吩咐副官带着永宁外出玩，只留下蕙英陪他在房内，安心静养着。
潘蕙英的情绪已非常不好，她从医生那里得到的消息并不乐观，她知道：丈夫这次，是抗不过去了。蔡锷对自己的身体很了解，他劝夫人道：“如果自己真的死了，这也是天命，自然规律，不必悲伤。”
之后的几天里，蔡锷经常昏睡过去，醒着的时间里，他一直在想黄兴，和他们未完的革命事业。期间，他还从前来探望他的云南省议会议长赵坤那儿，得到了坏消息，赵坤告诉他说：
“你一离开四川，川军将领刘存厚和督军罗佩金之间，争权夺利、角逐权势，发生了内讧，一场火拼，在省城成都双方展开血战，死了不少战士和平民百姓。哎。”
四川再度陷入混乱局面的消息，让蔡锷忧愤不已。他愤慨地道：
“北洋军阀尚未清除，南方革命党内又出现了新的军阀。这新旧军阀的混战将何日是尽头，国家何日才能统一起来？”
蔡锷为之付出所有心血的国家，何日才能走上繁荣富强？如今，这个问题的答案，他已给不出。他恨，恨自己这病着的躯体，恨自己只能眼睁睁看着国家分裂、军阀各霸一方的混乱局势，而无能为力。
忧心国事的同时，蔡锷还忧心着黄兴的丧葬事宜，他挣扎着在病榻上亲自为黄兴拟写唁电，他还含泪作《哭黄克强》挽联一副，联曰：
“以勇健开国，而宁静持身，贯彻实行，是能创作一生者。
曾送我海上，忽哭君天涯，惊起挥泪，难为卧病九州人。”
这副挽联，成了蔡锷此生的绝笔。蔡锷之绝笔，竟是英雄哭英雄，这，大概是世人没想到的。
蔡锷与黄兴
写完后，蔡锷立即函托住在上海的友人张嘉森，前往灵堂送挽幛并代表自己祭奠黄兴。一切安排妥当后，蔡锷的力气也全部花完了。
奄奄一息之际，蔡锷很想自己的故乡。他的故乡武冈州（今洞口县）山门的老家是真美啊，屋前是蜿蜒多姿的黄泥江，碧波荡漾。屋后，是清幽秀美的青山，江水山色、钟灵毓秀。
想到老家时，蔡锷的心里感受到了安宁。就在想老家的当口，他的脑子里模模糊糊出现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身影，这个人，正是他的母亲王氏。
“白发人送黑发人啊！”蔡锷轻轻叹道，潘蕙英握住他的手后，他看了看夫人，又想到了原配夫人刘侠贞，女儿铸莲、淑莲及蔡端他们，此时，他也悲哀地想到：他们已经一两年未见了……
蔡锷、潘蕙英（左）、刘侠贞（右）与孩子们合影
“今后，我不在你们身边，一切都靠你们自己保重。”蔡锷喃喃地道。潘蕙英流着泪点头，她知道：他的这番话，是在做诀别了。
11月7日晚，即蔡锷去世前一日，他感慨地对身边的副官何鹏翔等人道：
“作为一个民主革命斗士，一个职业军人不死于对外作战，不死于沙场，而死于病室，不能为国家作更大的贡献，这不能不说是人生一大遗憾。”
听到他的这番话后，副官们都发出了啜泣声，他觉得遗憾，他们何尝不是如此认为呢！
11月8日，即蔡锷去世当日凌晨，他口授了遗嘱，后来，这份遗嘱由蒋方震、石陶钧、何鹏翔等记录，并致电全国：
“一、愿我人民、政府协力一心，方有希望之积极政策；二、意见多由于争权利，愿为民望者，以道德爱国；三、在川阵亡将士及出力人员，恳饬罗、戴两君核实呈请恤奖，以昭激励；四、锷以短命，未克尽力民国，应行薄葬。”
口授遗嘱时，潘蕙英听到他的声音越来越低，她的心如刀绞。说完“薄葬”二字后，她眼看着他的头慢慢垂下去，完全没了声音……
潘蕙英像疯了一样伏在蔡锷身上，撕心裂肺地边哭边喊：
“松坡，松坡，我伤心的夫君啊！”
蔡锷遗容
黄兴辞世仅仅8天，蔡锷亦随之而去。他们的接连离去，是对革命的极大打击。
蔡锷去世后，潘蕙英为了表示对夫君的无限敬仰和永远缅怀，剪下蔡锷将军的一绺头发，把它梳在自己的发髻里，永久不变，直到终年。此后一直到离世，她终生未再嫁。
蔡锷辞世4天后，国会决定：追授蔡锷为上将军，并举行国葬。1917年，他的灵柩被运送回了长沙，并被葬在了长沙名山岳麓山上。
关于蔡锷的死，陈炯明所书挽联，大约是对其最好的总结了：
“两君子，首造共和，再造共和，遥睇周原咸释赐。一周间，先逝七日，后逝七日，九歌楚些为招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