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星堆文明的历史身份，无论是民间还是学术界，都存在一种很常见的说法，即认为三星堆文明是一个没有被文献所记录的文明。这种说法真的符合事实吗？笔者研究中国古史特别是三星堆文化多年，对于这个问题，笔者想分成三个部分来谈一下：
第一、对“三星堆没有被记载”的思维模式的一种推测
根据我个人的理解，这种说法大都预设了一个前提：古代文献记录的各个王朝都在中原地区，中原地区发现的考古文化代表了中华文明的主流特征；而三星堆的文化特征与中原地区所见考古文化的特征区别比较明显，且四川地区属于传统上的边缘地带（古代西南夷地区）。
在这种思维模式下，当中原地区发现比较重要的考古文化时，许多学者的习惯反应是从历史文献中去找记录，比如，滕州商奄说、二里头夏都说、陶寺尧都说、石峁黄帝都城说等观点就这样被自然地提了出来，尽管这些观点并无出土文字材料佐证。
同样地，受上述思维模式的影响，当三星堆在成都平原被发现的时候，人们的第一反应自然是惊讶：传统的西南夷地区，怎么会有如此发达的文明？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人们尝试去寻找文献记录来确定三星堆的身份，其习惯思路是：先去找古代文献中有关“蜀”的记录，其次是找四川地区本身存在的地方志文献，如《华阳国志》、《蜀王本纪》。请注意，这个思路实际上又隐含了一个前提：古代四川地区在古代文献中的最早记录名称是“蜀”。
实际上，如果我们稍一分析，就会发现上述预设存在很多问题：比如，以“蜀”为四川地区自古以来的称呼，这首先就得不到甲骨文的有力证明。我们知道，甲骨文中有记录蜀，但目前我国学界绝大部分学者都不认为甲骨文中的这个“蜀”与三星堆有关。这些学者有此看法的一个重要理由是，甲骨文中的“蜀”与丘商有同版现象，而丘商被认为就在今河南的濮阳，故这个“蜀”不可能远在四川。
因此，如果笔者上述说法不误，那么就可以说，所谓的“三星堆没有被文献记录”的看法实际上是受传统的“中原中心观”思维支配的结果，其本身并没有得到证明。
第二、三星堆文明曾被历史文献记录的证据
我们知道，三星堆的历史身份目前学界还没有搞清楚，这本身就意味着存在两种可能性：第一，三星堆没有被历史文献记载，所以大家研究三星堆的历史身份无从着手；第二，三星堆是有被历史文献记载的，但由于受某些因素的影响，目前学界还没有办法把这些文献与三星堆联系起来。那么，我们是否有证据证明三星堆是有被历史文献记录的呢？
（1）我们知道，《山海经·海内经》把“都广之野”称为天地之中，类似记载也出现在《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中。据蒙文通、杨慎、吕子方等学者研究，《山海经》中的“都广之野”就是成都平原。在许多古代文献中，《山海经》的“都广”也被记作“广都”，而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成都平原正有“广都”。又按《山海经》记载，都广之野有供众帝往来天地的通天神树——建木，同时，《山海经》还记载了若木、扶桑等神树；而三星堆出土的多株青铜神树被大量学者认为就是《山海经》提到的神树。如果说三星堆是一个未被记载的文明，这该如何解释呢？
（2）过去，我国学者传统上依据文献的记录，把五帝时代看成我国文明时代的开端。在《山海经》、《吕氏春秋》、《五帝德》等古代文献中，与五帝有关的许多传说都涉及蜀地。比如，传说中黄帝曾娶嫘祖，而嫘祖传说的大本营四川盐亭正好发现了三星堆文化类型的遗存。再比如，传说中五帝之一的颛顼出于蜀地若水，然后在空桑称帝。而从上古音来看，空桑这个词与《华阳国志》对三星堆地区的古代称呼“瞿上”正好相合，此外，从先秦时期到晋唐时期，我国大量学者均认为大禹出生在西羌甚至具体落实到汶川。以上这些传说如果没有三星堆文化发现，我们还可以说不足为信。但随着三星堆的出现，谁又敢肯定地说这些传说没有反映一些真实的历史背景呢？
（3）楚辞、《华阳国志》和《后汉书》等文献都曾提到蜀地或西部的纵目人传说，而三星堆出土的纵目人像也印证了这一记载。如果说三星堆是没有被记载的文明，这又当如何解释呢？
因此，我们并没有足够的理由认为，三星堆是没有被历史文献记录的。更大的可能是，三星堆被历史文献记录了，但现在学界对于这些记录与三星堆的联系还缺乏研究。笔者研究先秦史多年，正是利用了大量先秦资料，才提出了“夏商并行”、三星堆即先秦人观念中的夏文化（注意：不是《史记》体系下的“夏”）的观点。因此，在笔者看来，研究三星堆不是没有被记录，而是三星堆研究中的基础需要重新审查：比如，《史记》的三代历史架构。
第三，三星堆为什么不断挖出如此震撼的东西。
这个问题的出现，与上面的问题是常常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 这个问题仍与上面提到的预设思维有关。下面，举一个例子来说明。
我们的学者在寻找夏文化时，许多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郑州商城是商文化。但正如安金槐等考古学家所指出，二里头文化三、四期与郑州商城文化具有一致性，如：二者陶器之作炊器者均有鬲、甗、深腹罐、鼎和甑，作饮器者均有爵、斝、尊和盉，作食器者有豆和簋，作盛器的有以圜底器为主的盆、罐、大口尊、瓮、缸，另有卷沿盆形澄滤器和器盖。同时，二者的陶质也主要是泥质灰陶和砂质灰陶，并有一些砂质红陶，器表纹饰也是以绳纹为主。（安金槐：《豫西夏代文化初探》，《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79年第1期）因此，安金槐、许宏等学者均把二里头三、四期甚至全部看成商文化。但一些学者为了强调夏、商文化的区别，他们往往会更强调二里头文化与郑州商城的文化的差别。根据这个现象来看三星堆的“震撼”，我想就容易理解问题之所在了。
三星堆之所以“震撼”，是因为它出土的青铜神树、青铜人头像、青铜动物等器物与中原地区的考古文化以青铜容器为主的特征有明显差异。这种差异本身反映的是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多元性。
这种多元性，正如元朝文化与宋朝文化的差异、明朝文化和清朝文化的差异一样，都是正常的。若大量学者如笔者所见，认为三星堆就是先秦人观念中的“夏文化”，那么这种差异性就将是学者们在研究夏商文化区别时所求之不得的内容。更何况，三星堆文化在拥有自身特色的情况下，也在使用与中原地区类似的大量容器类器物，如青铜尊、青铜罍等。因此，我们固然可以说三星堆的震撼令人兴奋，但更应该说，这种“震撼”的特色性文化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最佳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