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俄乌战争的附带影响，“现实主义”地缘战略思想学派在不少西方国家成为了攻击目标。“现实主义”地缘战略思想坚持认为，应该追求国家利益而非道德上看起来更高尚的理想，例如对开放贸易的承诺、国际法的神圣性和特定的价值观。现实主义者关注各个主权国家，特别是大国如何寻求生存并在世界政治中保持影响力。因此，现实主义似乎非常适合解释俄罗斯发起战争背后的必要性和利益计算。也正因为此，“现实主义”学派发现自己捅了马蜂窝。欧洲和北美的批评家们认为“现实主义”者在为俄罗斯的行为开脱，并以各种方式对“现实主义”流派及其杰出人物进行攻击，认为他们冷酷无情，甚至在道德上应受谴责。
政治学家约翰·米尔斯海默因其对俄乌战争起源的解释而招致了很多批评。作为一位毫不掩饰的“现实主义”倡导者，米尔斯海默坚持认为，美国及其盟国因为鼓励北约和欧盟扩大到俄罗斯传统势力范围，将俄罗斯这样的核大国逼到墙角，从而迫使俄罗斯不得不用战争进行反击方面负有责任。俄罗斯方面对米尔斯海默的观点进行了宣传，使得西方对米尔斯海默的批评愈发激烈。另一位现实主义者、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敦促乌克兰放弃领土以安抚俄罗斯，这也导致了对“现实主义”学派的一连串攻击。
但这些对“现实主义”批评是不公平的，也是缺乏学术素养的。针对“现实主义”的谩骂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区别：“现实主义”既是一种分析工具，又是一种政策立场。后者也许不符合西方目前普遍流行的“政治正确”，但前者却是最能够用来解释和预测现实世界走向范式。虽然“现实主义”学派本身绝非完美，但分析师可以通过它更有效地了解在一个日趋复杂的世纪中各个国家的行为动机和行为逻辑。
从 1960 年代到 1990 年代，国际关系领域被所谓的“范式战争”撕裂。学者们就如何思考以及研究国际政治的最佳方式争论不休。这些辩论是微妙的和复杂的，但基本上可以归结被为持有“现实主义”观点的人和不持有“现实主义”观点的人之间的冲突。
“现实主义”有多种分支。一些“现实主义”分析方法强调个别领导人的重要性，另一些强调国内政治和机构的作用，还有一些则直接关注国家之间的权力分配。例如，古典现实主义（人性迫使国家追求安全）、结构现实主义（由于不存在“世界政府”而迫使每个国家各自追求安全）和新古典现实主义（内部和外部因素的结合迫使国家追求安全）。
这些分支又有各自的子变体。例如，“结构现实主义”又分为防御阵营（各个国家通过阻止任何单一大国获得霸权来寻求安全）和进攻阵营（各个国家只要条件允许都必然寻求霸权以实现安全）。一些现实主义者会完全否认这个标签：英国历史学家 E. H. Carr 的作品显然具有“现实主义”倾向，但他永远不会承认这一点。
有些人认为，“现实主义”并不是一个严谨的理论体系，不是由它所规定的东西来定义，而是由它认为“不可能实现”的东西来定义。“现实主义”是悲观主义的学派，从不对国际关系思想抱有理想主义的“希望”。现代“现实主义”思想的第一部著作是《欧洲无政府状态》，英国政治学家 G. Lowes Dickinson 写于 1916 年。它强调国家出于恐惧，将寻求统治，并且“确实”地获得超越他国的优势。在 1920 年代和 1930 年代，现实主义者（尽管当时可能还没有被称为现实主义者）指出军备控制和裁军条约是徒劳的。他们是米尔斯海默的前辈。
1942 年，美国学者梅泽·泰特出版了《裁军幻觉》(The Disarmament Illusion)。这本书认为列强将不可避免地寻求保留其武装，其观点与后来的现实主义者汉斯·摩根索和肯尼斯·沃尔兹的主张非常吻合。在 1940 年代后期和 1950 年代，基辛格和摩根索指出，希望建立一个单一的世界政府，甚至仅仅是国家间和平共处都是不切实际的。在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现实主义者主要被认定为那些嘲笑希望国际制度（如联合国）能够解决全球问题的人。到 1990 年代，现实主义者开始批评如下“希望”：国际机构和民主的传播将迎来一个全球和平与繁荣的黄金时代，个别“失败国家”的骚扰不会改变大势所趋。
与 1990 年代流行并受到政策界关注的另一种理论（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概念）相比，“现实主义”的实际表现相当好。与米尔斯海默的核心作品一样，亨廷顿的论文是在冷战之后写成的。当时分析家和学者纷纷试图预测两极时代终结对世界意味着什么。与米尔斯海默专注于大国政治的回归不同，亨廷顿声称，文化差异，主要是宗教差异，将成为推动未来冲突的主要因素。亨廷顿实际上是在反驳米尔斯海默的理论。与强调国家主义的“现实主义”的相反，亨廷顿基于文化的理论预言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将保持和平关系。在亨廷顿看来，这两个国家属于同一个母文明。然而亨廷顿的这一预言并没有经受住时间的考验。
最终得到“现实主义”学派各分支共同认可的是这样一种观点，即拥有武装的主权国家是现实世界中无法回避的事实，国际合作不仅困难而且在根本上是徒劳的。从本质上讲，各国都在尽可能追求自身利益，因此希望国家间合作能够为冲突和竞争提供持久解决方案是愚蠢的。
这就是描述“现实主义”思想的大概框架，括米尔斯海默的作品对此进行了主要论述。“现实主义”将国际政治视为一个悲惨的游戏。在这个游戏里，即使战争还没有普遍爆发，也意味着各国政府必须专注于保障自身的国家安全——即使以牺牲自由和繁荣为代价。泰特在《裁军幻觉》中很好地捕捉到了这种情绪：“对现状不满的国家可能实际上并不想要战争，甚至可能害怕战争，并且可能与对现状满意的国家一样不愿意冒险诉诸武器；但尽管如此，他们不会自愿放弃获得更多优势的任何可能性。”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理论，通过强调约束人类主观能动性的客观机制而获得说服力，包括人类的先天性（摩根索）还是全球权力的分配（华尔兹的）。打个比方，“现实主义”的作用是不断指出因为重力的客观存在，所以人类不可能不借助机器就飞起来。“现实主义”可以用来较为有效地解释各个国家的外交政策选择或为什么会发生战争等具体事件。
作为一种理论，“现实主义”可以非常有效地解释国家之间的关系。但是它同时也是一种政策立场。当被纳入政策考量时，“现实主义”理论就变成了“现实主义”政治。简单来说，现实主义地缘战略政策认为国家应该遏制其对手(现实的或潜在的)并寻求相对收益，而不接受对其在国际事务中的行动自由的任何超国家安排和制度限制（包括道德约束本身，除非将道德约束视为利益变量中的一种进行权衡）。
作为理论和作为政策的现实主义之间的区别出现在关于核扩散的历史辩论中。在 1980 年代初期，华尔兹认为核武器的扩散会带来更大的和平。他摒弃了坚持认为只有限制这些武器的扩散才能确保一个更安全世界的传统观点。他的说法随后遭到了一些人的严厉指责。他们简单地强调，核武器的扩散将使世界变得更加危险。
在提出论点时，华尔兹进行了理论上的观察和描述（战争的可能性随着威慑和防御能力的提高而降低），然后将其应用于核武器（核武器极大地提高了一个国家的威慑和防御能力），最后推导出了一个关于政策制定者应该如何看待核武器扩散问题的建议：应该欢迎而不是害怕更多核扩散。正是在这最后一步，华尔兹从描述国际政治问题走向了试图影响国际政治。前者是描述，后者是建议。它们都有其理由，但不应混淆。对世界事件的特定理解并不必然导致特定的政策反应。导致华尔兹为核武器的扩散辩护的相同因素可能导致相反的“处方”，因为一个国家的安全目标也可以在没有核武器的情况下实现（例如，躲在另一个国家的核保护伞下）。“现实主义”理论有助于描述世界，但其推导出的建议并不总是被政策制定者所接受。
作为政策的“现实主义”也体现在目前关于美国是否应该采取“有节制”的外交政策的辩论中。“有节制”的外交政策旨在反对自由国际主义。自由国际主义认为，美国必须在必要时对外军事干预，以促进和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相比之下，“节制”派要求美国减少其全球干预，并竭力避免卷入与直接国家利益无关的问题。
与关于核扩散辩论一样，“现实主义”在关于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应如何行事的辩论中的作用，不能与用“现实主义”来描述美国的外交政策相混淆。“现实主义”可以较好地解释为什么美国会发现自己处于特定的地缘政治局势中，但它关于美国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如何行动的建议并不一定就是正确的，也并不一定就会成为政治现实。
关于乌克兰问题的辩论长期以来也一直存在着“现实主义”学派的声音。早在1993年，米尔斯海默就在《外交事务》写道，基辅应该保留其在苏联解体后继承的核武器储备，因为莫斯科有朝一日可能会寻求重新征服乌克兰。大约 20 年后，米尔斯海默试图解释为什么北约东扩和将乌克兰纳入联盟的承诺会引发俄罗斯的军事进攻，即在 2014 年夺取克里米亚半岛。这两篇文章都集中在政策处方上，而不是简单地描述俄罗斯、乌克兰，美国、欧盟、北约的地缘战略行为动因和逻辑。
尽管人们可能不同意这些论点，但值得指出的是，它们反映了作为政策的“现实主义”，而不是作为理论的“现实主义”。“现实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将仅限于解释危机发生的原因。
这也并不意味着说“现实主义”或任何一种理论能够为俄乌战争爆发提供唯一的解释。其他解释比比皆是，包括民族主义的力量、政权类型的差异以及特定领导人的特征等等。但“现实主义”为理解这场战争提供了一个有用的理论框架。事实上，“现实主义”的持久魅力在于它能够提供一个清晰的基线，让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这个世界现在是，并且很可能始终是一个充满痛苦和绝望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