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可怜的“一月皇帝”
如前所述，万历一朝，混乱不堪。三大征全胜，萨尔浒战役却是惨败，丧失了帝国野战精锐，也奠定了明朝覆亡的基础；皇帝自己挑选接班人不得，只能以四十年不上朝不批奏折抵制文官系统，可惜也没什么鸟用，大明帝国照常运转，太阳照常升起。
说回万历继承人之争。福王朱常洵是皇位的强有力竞争人选，除了他妈妈郑贵妃深受万历宠爱之外，他哥哥朱常洛是万历偶然临幸宫女王氏所生（王氏是太后宫里的，此前万历调戏宫女被太后责罚了一番，可见有报复成分）。母亲出身卑微，自己长得也不行，朱常洛当然不受他爸爸喜欢。无甚作为，在位也只有一个月，因此被称为“一月皇帝”，但是明朝三大案居然都与他有关。
且看——
万历的皇后王氏、昭妃刘氏自万历六年（1578年）册封后，都无子嗣。
万历九年（1581年），万历在其生母李太后的慈宁宫中私幸宫女王氏，后来王氏有孕，万历忌讳这件事情而不敢承认，但在内起居注中记载了这件事情，并有当时赏赐给王氏的实物为证，再加上李太后盼孙心切，最后被迫承认这件事情。
万历十年（1582年），册封宫女王氏为恭妃，于万历十年（1582年）八月生子，是为皇长子，取名常洛。
国本之争
明万历正宫皇后没有子嗣，众多嫔妃中对郑氏尤为宠爱，万历十二年（1584年），晋封为贵妃，产下皇二子朱常溆，可惜夭折。皇帝对她宠爱不减，万历十四年（1586年）正月初五生皇三子常洵。随后郑氏便晋封为皇贵妃，并借机乞求皇上立皇三子朱常洵为太子，自己则做皇后。两人写下合约，在道教庙宇中立誓。万历的承诺，违背了祖制和礼制，当然引起重大的政治危机。
郑贵妃
皇帝专宠郑皇贵妃，迟迟不立太子。朝中大臣纷纷猜疑，担心郑氏谋立皇三子，损害国本。他们争相提及皇储问题，奏折累计成百上千，无不是指责后宫干政，言辞之间矛头指向郑皇贵妃。皇帝置之不理，仍旧宠爱郑氏。
为了平息皇储争议，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十月，皇帝终于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三子朱常洵为福王，争国本事件最终落下帷幕。这场万历年间最激烈复杂的政治事件，总计逼退内阁首辅四人（申时行、王家屏、赵志皋、王锡爵），部级官员十余人、涉及中央及地方官员人数达三百多位，其中一百多人被罢官、解职、发配充军。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有谣言说皇帝想要换太子，矛头指向郑皇贵妃，结果皇帝株连逮捕者甚众。到了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又有进言，说郑皇贵妃以及福王将要谋害皇太子，结果皇帝仅仅是让福王就藩，但被郑贵妃暗中阻止了。
再说那位不幸的恭妃王氏仍旧当着实际寡妇，见不到皇帝，整日以泪洗面，流泪度日，渐渐双目失明了。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王氏薨逝，大学士叶向高建议厚葬，可是皇帝居然不同意。再进言，皇帝才勉强同意追谥皇贵妃。
梃击案
梃击案更是匪夷所思。一个平民拿着木棍可以闯入皇宫，逢人便打。
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初四（1615年5月30日），一名三十多岁的男子张差手持枣木棍，闯入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逢人便打，伤及守门官员多人，一直打到殿前的房檐下，内官韩本用将持棍男子抓获，宫内才平静下来。事发过后，张差供认系郑贵妃手下宦官庞保、刘成差遣。郑贵妃为免心腹受罪，向皇帝哭诉。但是太子差点遇害，朝中大臣们议论纷纷，皇帝无奈，说这件事最好是你向太子争取谅解。郑氏跪拜太子，太子慌忙回拜。最后，万历与太子不愿深究，以疯癫奸徒为罪名，杀张差于市，由于人证消失，庞、刘二犯有恃无恐，矢口否认涉案。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六月一日，明万历密令太监将庞保、刘成处死，全案遂无从查起。史称“梃击案”。
《明史》中未曾证实这一案件，但郑贵妃企图夺嫡之事确有此情。李三个人觉得，此系明朝政府做了关键词屏蔽。
红丸案
光宗继位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万历驾崩。八月，皇太子朱常洛即皇帝位，大赦天下，宣布改元泰昌。泰昌元年（1620年）八月初一日，泰昌帝朱常洛在登基大典上，行走、仪态正常，没有疾病的症象1。泰昌帝做了几件大事，他在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和二十四日，各发银100万两犒劳辽东等处边防将士，罢免矿税、榷税，撤回矿税使，增补阁臣运转中枢，“朝野感动”。一个是补发饷银，一个是免除被人诟病的矿税撤回矿监，再一个就是弥补他老爹的债，把文关系统补足补齐，使得内阁可以正常运转。
不幸的是，朱常洛举行登基大典后仅十天，也就是泰昌元年（1620年）八月初十日，就一病不起。第二天的万寿节，也取消了庆典。为什么呢？还是跟郑贵妃有关。这家伙给皇上送了八名绝色女子，皇帝体弱不堪，于是得病²。
八月十四日，泰昌帝病重，召内官崔文升治病。崔文升本是郑贵妃宫中的亲信太监，朱常洛即位以后，升为司礼监秉笔太监。这是不是很奇怪？本来是一辈子的竞争对手，做皇子时处处被陷害，登基后却处处听命郑贵妃。陪侍姬妾是郑贵妃进献，连最重要的秉笔太监也是郑贵妃宫里的。
朱常洛患病后，郑贵妃指使崔文升以掌御药房太监的身份向皇帝进“通利药”大黄。大黄相当于泻药。所以，接下来的一昼夜，朱常洛连泻三四十次，身体极度虚弱，处于衰竭状态。案发后，大臣们对于崔文升进药的资格和所进药物是否符合医学原理两点，对其进行猛烈的抨击³。
泰昌元年（1620年）八月二十八日，朱常洛召英国公张惟贤、内阁首辅方从哲等十三人进宫，让皇长子出来见他们，颇有托孤的意思并下令将崔文升逐出皇宫。 注意，对郑贵妃的人还是宽厚有加。
泰昌元年（1620年）八月二十九日，鸿胪寺丞李可灼说有仙丹要呈献给皇上。太监们不敢做主，将事情禀告内阁大臣方从哲。接着，内阁大臣们进乾清宫探视朱常洛。朱常洛此时已着意安排后事，将皇长子交由阁臣小心辅佐，又问起自己陵墓的营建事宜。在安排好一切之后，朱常洛问：“有鸿胪寺官进药，何在？”方从哲说：“鸿胪寺丞李可灼自云仙丹，臣等未敢轻信。”朱常洛自知命在旦夕，遂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命李可灼入宫献药。到中午时分，李可灼调制好一颗红色药丸，让皇帝服用。朱常洛服完红丸后，感觉还好，让内侍传话说：“圣体用药后，暖润舒畅，思进饮膳。”傍晚，朱常洛命李可灼再进一粒红丸。尽管御医们都表示反对，但是朱常洛坚持要再服一颗。于是，李可灼再让皇帝服用了一颗红丸。服后，朱常洛感觉安适如前，没有什么不良反应。
泰昌元年九月初一日（1620年9月26日）五更，朱常洛驾崩。于是，廷臣纷纷议论，指定李可灼、红丸是致皇帝暴毙的罪魁，而且还牵涉到方从哲。不过，方从哲、李可灼对于朱常洛服药，本就是抱着一试的希望，对于朱常洛的死并不要负什么责任。后来，内阁大学士将进药的前后始末详细地在给熹宗的奏疏中说明，才使方从哲摆脱了困境。红丸，其实与嘉靖皇帝当初服用的红铅丸类似，是用妇人经水、秋石、人乳、辰砂调制而成，性热，正好与当初崔文升所进的大黄药性相反。本就虚弱的朱常洛，在最后的岁月连遭性能相反而且猛烈的两味药物的折磨，便暴毙而亡。
明光宗朱常洛在位仅仅一个月，年仅三十九岁。
至于移宫案，发生在光宗死后，李选侍死活不愿意迁出新任皇帝所居宫殿。此事并不复杂，就不赘述了。
明光宗登基一个月便死去，史上籍籍无名。但，由于此人并非万历首选接班人，文官系统、后宫及郑贵妃等各方势力的角逐带来了国本动摇。
随之，熹宗继位，却开启了九千岁魏忠贤专权时代。明朝对宦官约束很严，但是却出现了三个宦官专权时代，英宗王振，武宗刘瑾，熹宗魏公公，尤以魏公公权势登峰造极！看似偶然，实则必然，下文接着再讲。
注释：
1、“玉履安和”，“冲粹无病容”。
2、《国榷》记载：郑贵妃“进侍姬八人，上疾始惫”。《罪惟录》也记载：“及登极，贵妃进美女侍帝。未十日，帝患病。”
3、给事中杨涟说：“贼臣崔文升不知医……妄为尝试；如其知医，则医家有余者泄之，不足者补之。皇上哀毁之余，一日万几，于法正宜清补，文升反投相伐之剂。”杨涟认为，朱常洛本来身体就虚弱，应当进补，而崔文升反而进以泻药，其心叵测。当时，朱常洛生母王氏外家、原皇太子妃郭氏外家两家外戚都认为其中必有阴谋，遍谒朝中大臣，哭诉宫禁凶危之状：“崔文升药，故也，非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