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政府目前面临的最大国内挑战是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的通货膨胀率都远低于2%，甚至在2020年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也是如此。为了缓解通胀压力，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取消对中国商品的关税。然而，美国政府内部的一些高级官员、共和党反对派和部分经济学家对此持有激烈的反对意见。
这些反对者同意关税对经济发展有负面影响，也是反全球化行为。他们承认，假设完全竞争且没有扭曲，自由贸易是帕累托最优解。经济效率可以通过利用比较优势、规模经济和廉价的中间产品来实现。消费者受益于低价和种类繁多的产品。而当征收关税时，稀缺资源被转移到效率低下的部门。有三个群体将受到主要影响：消费者、进口中间产品的生产商和利用全球供应链的跨国公司。
但与此同时，他们坚持认为维持对华关税的美国国家利益的好处远远大于损失。他们的主要理由如下：
一、关税对通货膨胀的实际影响有限。根据PIIE的估计，如果美国终止所有因为贸易战而设立的关税，通货膨胀率将一次性下降1.3个百分点。这对降低物价的影响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美国目前8.3%的通货膨胀率（截至2022年4月）主要是由食品价格上涨9.4%和能源价格上涨30%推动的，而不是由于对从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导致的。没有设置额外关税的欧盟同样经历了7.5%的通货膨胀。
二、关税可以有效减少对华贸易逆差和增加国内就业。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海量商品涌入美国市场给美国的产业、劳动力和家庭带来了严重冲击。自由贸易的全球化加剧了美国政治两极分化，并使少数实体，特别是跨国公司受益匪浅，导致再分配问题。由此造成的国内萧条加剧了民粹主义和两极分化等社会经济问题。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美国从2018年7月开始发动贸易战。由于重商主义心态，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实施了保护主义关税，部分阻碍了市场准入，希望保护某些行业和美国工人的岗位。其结果是美国对中国商品的平均关税从7%上升到19%，涉及价值3000多亿美元的商品。
关税立即产生了影响。据人口普查数据库报告，2018年从中国的进口额达到538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贸易赤字达到4200亿美元，而美国仅向中国出口1100亿美元。然而，2019年，进口和赤字分别急剧下降至4500亿美元和3440亿美元。与此同时，与之相对，截至2021初，美国的通货膨胀相对较低，而经济增长一直强劲，这表明对华征收关税对美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并不严重。
三、减少对中国工业品生产能力的依赖性以改善美国在中美对抗中的地位。鉴于美国已经将中国列为首要对手，且正在进行剧烈的全面的大国竞争，继续将很多很大一部分美国经济与中国挂钩可能会使问题复杂化。对华贸易依赖的安全风险可能远远超过经济利益。在这方面，政治学家、国际安全专家和战略思想家的意见应该压倒经济学家。
早在1945年，阿尔伯特·赫希曼就在其著作《国家权力和对外贸易结构》中阐述了贸易的两个方面：富裕和风险。贸易不仅提供更多的商品，而且还可以用来施加影响，甚至可以用作武器，如供应中断。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包括与所谓的“友好国家”进行贸易和控制贸易路线。大英帝国控制了大部分主要贸易路线。冷战期间，西方国家几乎没有与苏联集团进行贸易。美国目前从中国进口近6000亿美元商品，其中许多是日常必需品，但是却无法通过军事力量压倒中国或改善与中国的地缘战略关系，这是十分危险的。如果中国的利益受到威胁（如南海和东海以及台湾），这些供应可能会受到干扰，届时会导致更大规模的通货膨胀，或者使得美国政府因为顾忌经济利益而在地缘战略问题上处于不利地位。
四、通过与中国经济脱钩可以削弱中国的国力，或者打断中国的快速发展势头。在这个问题上，政治家与经济学家的观点不同。研究发现，由于负安全外部性，自由贸易在“丛林世界”中实际上是次优解。从贸易中获得的财富可以转化为军事力量和对手的其他影响力。由对手控制的供应链更容易受到破坏。因此，鼓励贸易向盟友转移将通过内部化安全风险来获取比经济利益更为宝贵的安全利益。由于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生产，为美国及其盟国生产日常产品的供应链越来越集中在中国。中美之间近40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和中国不断增长的工业能力正在增强其军事实力。
根据传统智慧，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减少了冲突，因为它改善了沟通，抑制了战争的可能性。因此，一些美国人警告不要升级紧张局势，以免破坏两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然而，另一些研究表明，相互依存不一定会阻止战争，有时甚至会导致冲突。如果存在不对称的相互依存关系（以贸易对GDP的比率或贸易不平衡来衡量），冲突就更有可能发生。当各国预计未来的贸易关系将是负面的，就更有可能希望通过采取军事行动来改变现状。
双边贸易数据显示，与美欧或美加经济关系不同，美中相互依赖的特点是中国依赖美国市场，而美国依赖中国供应商。如果发生突发事件，中国可能会以切断供应作为武器，如同俄罗斯威胁切断能源供应。由于双方都希望未来更具竞争力，更多冲突可能不可避免。因此，关税对于美国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五、关税可以保护美国一些关键产业的发展。美国人应该承认，中国以合理的价格提供优质产品，而关税损害了经济效率。然而，美国人需要的不是“公平”，而是“优势”。当美国政府发现美国公司在电信、半导体、机器人、无人机和新能源汽车等领域难以有效与中国公司开展竞争的时候，应该果断采用关税等产业保护手段来使竞争有利于美方。
六、关税是推动产业链转移和拉拢盟友的有效手段。贸易是一种影响力。美国发现越来越难以说服其他国家，包括其许多盟友，因为中国已成为其中许多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的贸易和投资使美国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有限援助相形见绌。中国正在领导最大的区域贸易集团——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并希望成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定》（CPTPP）的成员。而美国几年前退出了这一协定。
然而，美国仍有影响力。如果美国从中国进口的6000亿美元商品中有一半逐步转向印度、东南亚国家、拉丁美洲国家，美国将能够发挥巨大的影响力。由于这些国家大多生产附加值较低的产品，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可以最小化。此外，如果更多的终端产品（如iPhone）在印度和墨西哥组装，日本、韩国与中国的贸易也会减少。
关税是朝着这一方向迈出的重要战略步骤。之后，美国可能会与其盟友一起考虑征收“不友好”关税，就像碳关税一样。在国内因素和国际压力的推动下，部分去全球化可能不可避免。印度-太平洋经济框架或CPTPP可以作为一个有用的平台，但需要包括一项关于市场准入的规定。
总体而言，取消关税的反对者强调，由于中国能够在世贸组织规则下自由进入美国和全球其他市场，关税可以起到限制市场准入的作用。拜登贸易政策的核心宗旨应该是追求美国及其盟友的整体利益（不仅仅考虑经济问题）。
很多美国人认为，中国有一个取代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长期计划。流行于中国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认为，不安全的国际体系促使各国在感知到威胁时采取行动。而美国的“大战略”，其首要国家利益和目标是捍卫战后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
鉴于上述理论在美国政府和社会有着广泛的支持者，拜登政府能否顺利地取消对华额外关税，前景并不容过于乐观。美国政府和国会两党势必会就这一问题进行激烈博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