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先生在美国师从实用主义大师约翰·杜威，所以胡适先生的学术思想，富有实用主义的精神。胡适思想影响了民国诸多学人，造就了胡适的思想地位。著名学者余英时先生说：胡适的学术，后人已经超越了他，所谓后浪推前浪，这是肯定的，但是胡适的思想在当时没人超越也并没有过时。
著名学人余英时先生与老师钱穆夫妇
1948年，在北平围城中，胡适选择南下，随后在蒋介石建议下，以独立身份访问美国，于是胡适从被争取的对象变为战犯。
11月8日， 郭沫若在 《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 《文化艺术界应开展反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斗争》， 发出了批判胡适思想的号召。
这是新政权第一次大规模的思想批判，滞留大陆的学人对批判胡适表现不同，态度不同，有的沉默，有的反对，有的表里不一，呈现一派耐人寻味的知识分子画面。
第一类，是善于揣摩高层心理，积极批判的知识分子，表现最为明显的是郭沫若、王若水等。
对郭沫若的为人和品行，胡适是了解的。在公开场合，胡适针锋相对的直接斥责他是“文化奴才”。所以对于郭沫若的表现，胡适并不意外。对王若水的批判，胡适是不屑一顾的。
第二类，是被迫批判的知识分子。他们多数是胡适的好友与学生，这类知识分子有顾颉刚、贺麟、金岳霖、周一良、罗尔纲等。
这些人在报纸上批判胡适是一回事，而内心深处对胡适的看法则是另一回事。这些人写的批判胡适的文字与其内心深处的胡适形象并不符合。
贺麟教授
例如北大中文系教授章廷谦说：“汤老头子（汤用彤）的病还不是批判胡适搞出来的。”章廷谦还对王瑶说：“胡适的实用主义在当时是好的。”王瑶良久未作答复，最后说：“是呀。”
贺麟说：“胡适与曾国藩在政治上都反动，但“他们的文章、道德不坏”。又说：“胡适无论如何，你总得承认他在几年内写了几百万字，这样的精神总值得我们学习吧。”
对于这一类的知识分子，胡适充分理解并同情。
第三类，是保持沉默型知识分子。主要是钱钟书、周作人、吴晗、千家驹、陈衡哲夫妇等，他们没有对胡适落井下石，保持了学人和做人的底线。
“如果我们没有了说话的自由，至少我们可以沉默。”钱钟书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在大陆如火如荼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中，我们没有看到钱钟书的文字；
对于胡适的弟子吴晗，令人可怜又可恨，但在批胡运动中，他也没写批判自己老师的文字；
陈衡哲（近代第一位女教授）夫妇与胡适
同样保持沉默的还有周作人。对胡适，周作人并非没有看法，但他只是不想跟风投机而已。
胡博士亦非可全面抹杀的，所云学者成分多，亦是实话。胡君的确有他的可爱之处，若其喜谈政治（当初却以不谈政治为标榜）自然也有他的该被骂的地方，唯如为了投机而骂之，那就可鄙了。
第四类，是坚决反对批判胡适的知识分子。这方面的知识分子凤毛麟角，最能彰显学人风骨和士子气节，这类人有陈寅恪、容庚和陈门弟子刘节。
1949年之前，容庚对胡适、俞平伯等人的《红楼梦》研究，写过非常犀利的批评文章，不过他们的分歧是学术分歧，学术的辩论并没有影响他们的交情。到了1950年代，当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开始批判胡适的时候，容庚却公开表示反对。从这一件事我们可以看出容庚的个性。他把政治批判和学术争鸣分的还是很清楚的。
反对的人还有陈寅恪先生，陈寅恪是1949后唯一继续高举“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知识分子，跟胡适一样，陈寅恪对那些趋势善变的知识分子，深恶痛绝。正是有了这样的精神气节，当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批判胡适的时候，陈寅恪等人不仅坚决不批，还为胡适辩护。
刘节教授
刘节教授是陈门弟子，陈寅恪对刘节的影响，除了学问，还有气节和人格。从刘节教授的一些“惊人之语”，他的真话，也可以折射出老师陈寅恪的影子。
刘节直言：批判胡适，搞坏了学风，百年后自有定论。
大陆对胡适思想的清算运动没有让他多么痛苦，他对唐德刚说基本上不值一驳，虽然对少数人的一味谩骂和无限上纲表示愤怒，但对朋友们的，他基本上都去寻找其中合理肯定的一面，胡适曾说：
“这些谩骂的文字，也同时使我感到愉快和兴奋……我个人四十年来的传播文明常识的一点努力，也不是完全白费的。”
曾在外交部供职、胡适的忘年交叶公超先生曾说：
“刻薄是与适之的性格距离最远的东西。他有一种很自然的谆厚，是朋友中不可多得的。前几年大陆上在‘清算胡适之’的时候，他收集了许多篇文章，拿出来给我看。他说想写一篇总答复。我劝他不必。我说一个处女怎好和一群强盗打交道，况且文字在政治斗争中并不是最有力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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