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的六日战争（第三次中东战争）已经过去了55年。很多人已经遗忘了这场战争爆发的战略环境和戏剧性的危机气氛。大部分人只能模糊地记得以色列人取得了一场重大胜利，并且与目前的巴以冲突直接相关。事实上，这场战争是整个阿以冲突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回望这场战争，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清晰的结论：战争胜利依然是构建民族国家生存和发展基础的重要因素。
这场战争改变了冲突的主要焦点：战前，阿拉伯国家的目标是彻底抹除以色列国家的存在。战后，阿拉伯国家的目标是夺回失去的领土。在1948-1949年以色列独立战争期间，没有任何阿拉伯国家失去领土。根据1947年联合国分治计划，本来应该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但遭到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人的拒绝。1967年的六日战争使得埃及、约旦和叙利亚在西奈半岛、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惨遭领土损失。这迫使三个主要阿拉伯国家不得不转变其长期战略，从民族冲突转变为领土争端。而领土争端相对来说意味着留有谈判余地。
以色列的压倒性胜利迫使阿拉伯世界开始接受其存在的现实。这一新的进程不是承认以色列的合法性，也不是和解，而是接受痛苦的现实。直到1967年，大部分阿拉伯世界都认为以色列的存在是历史的反常，很快就会在战场上被纠正。至于阿拉伯国家在上次战争中的失败，通常被各种阴谋论所掩盖。然而，1967年的失败是如此惨烈，以至于阿拉伯人不得不面对现实：以色列人将继续留在中东，并拥有一个自己的国家。到目前为止，这一认知进程仍在继续，并在整个阿拉伯世界被不同程度地接受。
战争结束时，以色列控制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领土，并首次控制了“可防御的边界”：使西奈半岛成为与埃及之间的一个广阔缓冲区，将约旦河西岸的8.7英里宽“窄腰”增加了30多英里纵深，占领戈兰高地将以色列北部大部分地区排除在叙利亚的直接攻击范围之外。虽然没有再次先发制人，但是新的边界使以色列能够挺过1973年赎罪日战争的突然袭击。不过，1967年失去的领土加强了阿拉伯发动战争的动机，为1973年的战争播下了种子。
六日战争改变了以色列和整个犹太民族的安全感。仅仅20年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犹太人经历了一场劫难，这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鲜活的记忆，对第二次大屠杀的恐惧显而易见。当时刚刚建国19年的以色列仍然时刻处于不安全感笼罩之下。以色列的拉比将公园和其他公共空间作为墓地，为大规模伤亡做准备。全世界的犹太人都在为以色列的生存而努力，他们迫切需要证明以色列的存在不仅仅是一个短暂的历史偶然。当六日战争结束时，散居在外的犹太人为自己的犹太身份感到骄傲，并对在美国的犹太人势力产生了重大影响。犹太人对以色列的认同变得更加现实和直接。
战争的另一个直接后果是粉碎了通过“土地换和平”迅速结束冲突的希望。战后仅三个月，阿拉伯联盟在喀土穆举行的年度首脑会议上宣布了 “喀土穆三不”——不承认以色列、不谈判、不和平。与此相对，以色列为长期占领阿拉伯国家的领土做好了准备，各方立场都变得强硬。
尽管如此，战争是通往和平道路上的一个关键阶段。1973年的战争大大加快了阿拉伯国家接受以色列存在的进程。如果以色列在完全出其不意的情况下仍不能被击败，那么阿拉伯人收复1967年丢失领土的唯一现实希望就是通过外交手段。这将需要十年的时间和另一场战争，但六日战争为1979年与埃及达成和平协议奠定了基础。与最强大的阿拉伯国家实现和平改变了以色列的战略环境。缺少埃及，阿拉伯人事实上就难以再对以色列发起常规军事行动。自从与埃及实现和平以来，阿以之间没有发生过重大战争，这并非偶然。
“土地换和平”方案最终在埃及取得了成功。尽管以色列愿意在2000年从戈兰高地撤军，但叙利亚不愿意签署和平协议。巴勒斯坦人拒绝了三项在西岸和加沙基本上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的提议（2001年两项，2008年一项）。
这场战争还对美以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为后来出现的“特殊关系”奠定了基础。1960年代，美以关系相当有限。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将以色列视为一个弱国，并担心以色列可能成为其道义和战略负担。鉴于阿拉伯人在数量上的优势和石油财富，这是美国不愿承担的负担，尤其是在冷战高峰时期。1967年后，美国意识到以色列已成为一个军事强国，美以军事关系开始扩大，直到1973年的真正转折点。随后伊朗脱离了美国的轨道，使得美国更加依赖以色列推行其中东政策。目前的制度化战略关系直到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才完全形成。
1967年的战争强化了以色列对自力更生和战略自治原则的基本信念。当时，苏联断绝了与以色列的关系。以色列的战略盟友法国不久就放弃了它。美国宣布中立。事实上，美国未能履行确保以色列在红海自由航行的承诺，是以色列决定宣战的一个关键因素。
这场耻辱性的失败削弱了阿拉伯政权，尤其是埃及领导人阿卜杜勒·纳赛尔的政权，放松了他们对巴勒斯坦民族运动的控制。1968年，亚西尔·阿拉法特成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领导人。1974年，阿拉伯联盟在拉巴特首脑会议上承认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结束了埃及和约旦代表他们的历史。对西岸的占领使得巴勒斯坦问题成为以色列的一个“国内问题”。直到1967年，大多数巴勒斯坦人要么生活在埃及控制下的加沙，要么生活在约旦河西岸。而在战后，他们大部分处于以色列的实际管理之下。
六日战争开始了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问题上的政治分歧和僵局。几十年来这种分歧和僵局持续加深。战争结束后不到两周，以色列提出从西奈和戈兰撤军，以换取和平与安全。然而，以色列内阁决定对西岸问题保持沉默，这反映了早期已经存在的政治分歧。对许多犹太人来说，2000年来首次控制了古代以色列的整个土地，包括圣经故事的主要发生地和犹太教的核心耶路撒冷，意味着预言的实现和弥赛亚时代的开始。对其他人来说，这标志着以色列社会中出现了宗教和民族主义势力，这些势力对国家未来构成威胁。
战争结束后，最初的定居点主要设计用于防御目的，以确保对原有边界以外的关键地区的控制。在“三不”背景下，这些地方宗教热情高涨，逐渐遍布整个地区。定居者运动已成为以色列最具动员性和唯一强大的政治力量，能够将其意愿强加给其他公众，使得在外交解决方案的性质上存在分歧。
通过在西岸定居，以色列正在把自己变成一个两民族国家：以色列人和约旦河西岸占总人口40%的穆斯。民意调查毫不含糊地表明，绝大多数以色列人，远远超过90%，反对“两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结果。许多人认为，以色列今天面临着一个二元选择：要么给巴勒斯坦人投票权，这样以色列国家将失去其犹太特征；要么剥夺他们这一权利，失去以色列的民主国家特征。目前的僵局不能无限期地持续下去，但现实生更加复杂。以色列人将投票支持以色列议会，巴勒斯坦人将投票支持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就像他们今天有权做的那样，或者投票支持一个未来的国家。真正的问题是无法分离并达成“两国分立”的解决方案。
六日战争结束五十五年后，以色列已成为一个公认的国家，其存在已不再令人怀疑。以色列与包括六个阿拉伯国家在内的更多国家建立了关系，并与其他国家建立了非正式关系。六日战争确保了以色列在物质方面的生存，但也带来了很多新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