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贡》，是我国先秦经典《尚书》中的一篇，传说为大禹所作（今天的学者多认为是战国时代的作品），为我国最早的综合性地理文献。
尽管其全篇仅1189字，但内容却十分丰富，详细记载了“九州”的划分、山川的方位和脉络、物产分布、土壤性质、以及“五服”制度等，承载着大量上古历史信息，对后世影响巨大。
九州山川实证总图（宋·程大昌《禹贡山川地理图》）
其中，“五服”是《禹贡》的重要内容之一，它提出了一种以王城为中心、圈层式的政治经济治理体系：
王城位于中心；
王城以外的五百里，属于“甸服”，这是王畿之地。
在甸服内，按照与王城远近距离的不同，向天子纳粮的形式也不同——
距王城100里之内的区域，将庄稼割下来就可以交上去；
100~200里的区域，要上交庄稼的穗头；
200~300里的区域，上交谷子；
300~400里的区域，上交粗粮；
400~500里的区域，上交精粮。
这样安排显然是有深意的，考虑到了运输成本等问题——
距王城100里内的地方，可以将庄稼连秆带穗上交，运到王城再加工，王城的加工条件更好，效率更高；
超过100里就要在当地进行不同程度的加工，否则，如果还是将庄稼连秆带穗地交上去，运输成本太高。
五服图
甸服以外的五百里，为“侯服”。
侯服内的百姓，主要为天子服各种劳役，以及担任戍守之责。
侯服以外的五百里，为“绥服”。
其间300里以内，“揆文教”，要设立掌管文教的官员，来推行文教；
300~500里，“奋武卫”，操练武事，以备保卫天子。
正如有学者指出，侯服和绥服是大小诸侯所在的区域，仍属于“中国”的范围，其使命是推广中华文化，保卫天子和诸侯的安全。
绥服以外的五百里，为“要服”。
要服以外的五百里，为“荒服”。
要服和荒服，是蛮、夷、戎、狄等外族人居住的地方，也是“中国”流放罪人之处。
对于这套“五服”制度，长期以来学术界争论不休。
有的学者认为，这只是一个假想的制度，在历史上并未实际存在过；
有的认为这是一个理论模型，在现实中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还有的则认为，这个所谓的“五服”制度，纯系后人所伪托。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五服”制在历史上曾实行过，但是后来消亡了。
华夏人文始祖之一——大禹
无独有偶，两千多年后，1826年，德国农业经济学家约翰·杜能在其所著的《孤立国》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农业区位论”，与《禹贡》中的“五服”制度，尤其是“甸服”，颇有相似之处。
该理论首先假定有一个与外界没有联系的孤立国，它全是沃土平原，平原的中央有一个都市，周围是农村；都市所需的农产品都由乡村供给，乡村所需的加工品则由都市提供。
在这种假设下，杜能提出了各种产业的分布范围，或者说它们的区位，把都市外围按距离远近划出了6个环带，这些环带后来被称为“杜能环”——
第一个杜能环叫做“自由式农业区”，距离都市最近，主要生产新鲜蔬菜、牛奶等。这些农产品需要尽快运抵城市，否则容易腐败而失去价值。
第二个杜能环为“林业区”，供给城市用的薪材、建筑用材、木炭等。由于这些产品重量和体积均较大，从经济角度需要在城市近处（第二圈）种植。
杜能根据当时的价格计算，如果在第二圈生产粮食，则没有生产木材的利润大；而第一圈之所以不能发展林业，也是因为新鲜农产品的生产比木材生产具有更大利润。
《孤立国》
接下来，第三圈为“轮作式农业区”，以谷物（麦类）和饲料作物（马铃薯、苜蓿等）的轮作为主要特色。
第四圈为“谷草式农业区”，为谷物（麦类）、牧草及休耕轮作地带。
第五圈为“三圃式农业区”，这是距城市最远、也是最粗放的谷作农业区。
所谓三圃式农业，是将农家近处的每一块地分为三区，第一区黑麦，第二区大麦，第三区休闲，三区轮作。
第六圈为“畜牧业区”。
杜能的研究告诉我们：
农业土地利用类型和农业土地经营集约化程度，不仅取决于土地的天然特性，而且更重要的是依赖于其经济状况，其中特别取决于它与农产品消费地（市场）的距离。
《孤立国》首次系统地阐述了农业区位理论的思想，被视为农业区位理论的开山之作，杜能也被学界尊为区位理论的鼻祖。
“五服制”与“孤立国”
通过比较不难看出，《禹贡》中的“五服”理论，尤其是其中关于“甸服”部分，与杜能的学说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当然，“五服”的设计还比较粗糙，由于记载简略，也只能说是具有了区位思想的萌芽；不过，考虑到它比杜氏理论的提出要早两千多年，不能不对中国古人的智慧感到由衷的敬佩！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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