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初，福建上杭农民赖茂基叫来两个儿子，对他们说：“我现在身体越来越差，恐怕也在不了几年了，家中墙里面埋有一个木盒，你们现在去把它挖出来。”
两个儿子面面相觑，这么多年从未听父亲提起过家里还藏有宝贝。早年父亲当牛贩子，难不成藏了一些银元？他们按照父亲的指点，把墙壁凿开，发现一个差不多两块青砖大小的木盒。
打开一看里面并不是什么金银珠宝，而是几本泛黄破烂的小册子。他们不解地问：“你藏着这东西干啥？”
赖茂基说：“我听说国家在征集革命文物，你们把它交到县里面去吧。”
两个儿子不解地问：“人家征集的是文物，你这破东西又不值钱，就别耽误别人工作了。”
赖茂基一再坚持，儿子们才把盒子里的东西交出去。
盒子里面装的其实是四份文件：1930年闽西特委翻印的毛泽东著作《调查工作》；第二次执委主任联席会议决议案；互济会决算表；纪念广州公社拥苏运动宣传提纲。其中最有价值的当属《调查工作》一文。
今天很多人都熟知毛主席的两个论断“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就是出自《调查工作》一文。
这两句话在今天看来平淡无奇，然而当年先烈们在艰难探寻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对于出路在哪里，应该怎么走的问题，尚未有统一的认识。毛泽东大胆地提出这两个论断，颇有石破天惊之感。
这篇文章回答了当时中国革命和党内亟需解决和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在学界，普遍把这两个论断的提出，看作是毛泽东思想初步形成的标志。
然而，如此重要的文章，尽管毛主席本人非常爱惜，仍在战乱中遗失。毛主席一直心心念念，却始终未能再见到他。1951年，有关单位在编辑《毛泽东选集》第1卷时，通过多方查找，也未能找到该文，最终未能收录。
直到1961年初，也就是农民赖茂基捐出文物四年之后，这篇文章才重新回到毛主席手上。他看后非常高兴地说道：“过去到处找，找不到，就像丢了小孩子一样”“失散多年的孩子终于找回来了”。
他还坦诚地说：“我对自己的文章有些也并不喜欢，这篇我是喜欢的，是经过一番大斗争以后写出来的。”
毛主席这篇重要的文章到底是经过了怎样的“斗争”才写出来的？它又是如何落到一个农民手里的？为何在赖茂基捐出文章4年后，它才回到毛主席手里？
1927年，是中国革命失败之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叛变，中共各地组织遭到极大的破坏。那是革命道路上最黑暗的时刻，以后的道路怎么走、党该怎样建设、群众该如何发动、部队要怎么管理……？
一系列严重的问题摆在大家面前。对于革命工作，大家都是“大姑娘上轿”，只能按照自己的认识艰难探索。
此时，毛泽东领导发动了秋收起义，把起义部队带上了井冈山，开始将工作重心从城市转移到农村。随后，朱德等人也将起义部队带上井冈山，合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
经过一个时期的休整和发展，革命力量又开始壮大。1929年初，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走下井冈山，开辟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革命形势进一步稳固。在这种形势下，党内“左”倾思想又开始冒头。
共产国际从1929年2月到10月连续三次向中共发出指示，要求坚持“以城市为中心即刻开展武装革命暴动”“继续发展对资产阶级地主反动势力的进攻”“还要与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斗争”。
这些指示显然脱离了中国革命的实际。但在共产国际指导下，中共内部“左”派风盛行，出现了“唯书”“唯苏”的教条主义。他们坚持以城市为中心发动工人暴动，使大革命失败后好不容易保存下来的力量再次遭受重大损失。
在国统区内，许多地下组织因为急于组织暴动而暴露了自己，这显然正中敌人下怀。随后，11个省委机关陆续遭到敌人破坏，武汉、南京等大城市的地下组织几乎全部瘫痪。红军在进攻大城市的战斗中也受到较大损失，丢失了洪湖和右江等根据地。
古田会议
共产国际和党内“左”倾思想盛行，毛泽东却坚持从实际出发，主张把共产国际的经验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因此，他不断遭到指责，被批评为“机会主义”，还受到了纪律处分，甚至被撤掉红四军前委书记的职务。
然而革命的实践证明，毛的主张是正确的。直到1929年底的古田会议上，他才重新当选红四军前委书记。只是此时，道路问题仍然困扰着大家。为了防止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错误，毛非常想找到一个典型的城市，深入调研，分析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探寻正确的革命道路。
1930年5月，毛泽东率红四军来到赣、闽、粤三省的交界处寻乌，这里是三省商品流通的枢纽。在此组织政权，开展革命工作，对于巩固赣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为此，毛泽东在寻乌进行了为期20天的社会调查。这次调查非常全面而深入，包含了寻乌20多个行业的状况，就连妇女佩戴的首饰价格都有描述。
正是通过这次调查，他弄清了当时的富农问题和城市商业情况，为后来制定正确的革命路线奠定了基础。调查结束后，他撰写了8万多字的《寻乌调查》。还站在哲学高度，把自己的调查经验进行总结，写出了5000多字的《调查工作》一文。他在文章中写道：
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至于如何纠正本本主义？他提出“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与文章开头的“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遥相呼应。这也是中国革命先驱第一次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在文章中，他还介绍了自己的调查方法。
寻乌调查
此后毛泽东还把这篇文章带到上杭，交给闽西特委，在红四军和中央苏区少量印发。毛对这篇文章非常喜爱，一直带在身边。
1933年，国民党调集百万兵力开展第五次大“围剿”，其中50万兵力直接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央红军被迫转移，在转移途中，毛主席丢失了他心爱的文章。
赖茂基所在的村正是当年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范围，他本人也是一位1929年入党的老党员。当年为了支持革命工作，他把自己的家让给红军用作兵工厂，生产枪支弹药。他以牛贩的身份为掩护，为红军秘密传送了许多重要情报。大儿子也因参加革命工作而牺牲。
红军主力长征后，赖茂基偶然发现家中有一本《调查工作》，再仔细一看作者毛泽东。他凭政治觉悟认为，这是一份重要资料，不能让它损坏，更不能让它落入敌人之手。
赖茂基用油纸将这些资料包好，装进一个木盒子里。爬上屋顶，把木盒藏在墙角上的一个洞里，并把洞封好。
当时茶地已经沦陷，如果让敌人发现家中藏有中共资料轻则坐牢，重则杀头。但赖茂基并没有害怕，他坚信红军还会回来，革命终有一天会取得胜利。
事实上，敌人曾数次到赖茂基家中搜查，搜走了他家许多值钱的东西，却始终未能发现藏在墙洞里的那篇文章。直到数十年后，他让儿子把木盒取出来，文章才重见天日。
后来，文章在被保存在龙岩地委党史办的一个文物库房内，他们并不知道毛主席正在急切地寻找这篇文章。
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成立后，每年派出工作人员到全国各地收集革命文物。1958年10月下旬，三位工作人员来到龙岩发现了毛主席的文章。此后，这篇文章被送到中央革命博物馆展厅陈列。
由于不了解文章写作的背景，当时这篇文章并没有引起注意。直到中央政治研究室的一位同志在展厅里发现了这篇文章，并借办公室研究。
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同志认真研究后都认为这是一篇重要文章，最后由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当时还担任研究室副主任）送到毛主席手上。
主席看了之后非常高兴，他仔细修改了文章中的错别字，把文章标题改为《反对本本主义》，并作了批示：
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叫它做‘本本主义’。……看来还有些用处，印发若干份供同志们参考。
为了对赖茂基表示感谢，毛主席吩咐地方同志把他接到北京来。但遗憾的是，赖茂基已经病逝。如果没有他大胆地保存这篇文章，我们很可能再也无法看到如此惊世之作，也对那段红色历史要少几分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