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他的来访也象征着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从此中美外交正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不过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尼克松在与周恩来讨论建交之时,曾向周恩来提出了一个要求,即要求中国释放两个美国人,其中一个人叫做唐奈,另外一个叫做费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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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救这两个人,尼克松可是拉下了脸皮。

先是承认了他们在中国犯下的罪行,并恳求中国能够对此人宽大处理。

然后开始打感情片,对周恩来讲述他们的家人,即:唐奈的老母亲76岁了,希望在死前能见儿子一面,又说费克图身上一直患有疾病,他的亲人也希望他早日回归团聚。

周恩来在听到这些话后,出于人道主义原则的需要,同时也为了表达两国重归于好的诚意,答应了尼克松的请求,指示有关部门从轻发落了两人,之后两人按照罪行轻重,先后被释放了。

尼克松得知后,大喜过望,连连称赞周恩来是“当代最有才干的外交家之一”。

那这两人到底是何身份,当初又犯了何罪,竟然需要尼克松亲自出马来调解呢?这件事要想细说,我们还得从20年前的一起大案开始讲起。

其实自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的国防环境就很不乐观,隔海相望的国民党余孽一直对大陆虎视眈眈,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也不愿意看到新生中国的崛起。

刚刚建国的时候,我们想要自上而下地建立一套完整的反间谍体系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台湾方面以及美国方面屡屡派遣间谍势力渗透我国,使得我国当时的肃反运动一直非常频繁。

而在1952年,我国公安部门就破获了一起重大美国间谍案。

当时国家公安部电令东北公安部说:在长白山地区发现有不明来历的电台向外发报。

于是地方马上展开调查,探究长白山地区的电台是否是对手特务机关的移动电台,还有对手的间谍机关是否存在?

不过长白山地域非常辽阔,环境也很复杂,不仅到处都是高山密林,常年还被风雪所笼罩。再加上美国的小型化电台技术先进,想要第一时间摸清楚特务组织的电台部署在哪,是非常困难的时期。

不过若是没有办法成功破获间谍组织的电台,那将会严重影响到我国国内的信息安全和国防安全,尤其是当时仍处在抗美援朝的关键时刻,所以剿灭这些间谍是必须要做的。

随着东北地区公安部门的调查深入,调查人员从实践调查,还有当地民众那里得到了一些反馈。

——比如有人连续两次听到了飞机的轰鸣声;也有猎人在长白山的密林中发现了一些上面有外国字样的空罐头盒;甚至还有五位身穿志愿军军装的男子买走了山民们身上携带的物资。

这一切的一切都证明,长白山地区绝对有敌特势力潜入,而且他们还伪装成了志愿军。

在当时能够派遣飞机空投特务到长白山地区的,除了正在朝鲜战场上和志愿军正面作战的美国军队以外就没有别的势力了。

很明显,这些美国特务机关是想要在长白山地带建立间谍情报网络。

因此根据上级机关的指示,当时东北军区公安部负责人谭友林针对美军间谍的行动,立即展开了肃反运动。

他当时组织了人手,从发现罐头的地带作为重点搜索地区,在进山的所有道路上都设置岗哨,任何进出长白山山林的人都必须被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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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措施有两个作用。第一,让这些美国间谍知道他们已经被发现了;第二,他们轻装简行物资有限,这样也能困死他们。

而事实证明这一策略是非常有效的。

不久后,便有一个身穿志愿军军装并带着手枪的神秘人物来到了附近的公安局自首,他声称自己叫李军英,隶属于美国驻日本的间谍机关,代号为5774。

听到这个口供后,我方大惊,立即对其进行了更深一步的询问,最终得知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

原来这个代号5774的特务是受美国间谍组织委派,和其他四名间谍在队长文世杰的带领下,一块空投到了长白山。

当然了,当时和他们一起来的还有另外一支小队,也是五人,只不过不在同一个地点。

他们这股小势力,代号分别是文队、沈队(都是队长化名中的第一个字),一直隐藏在深山密林中通过自己架设的电台,与美国驻扎在日本的间谍机关直接联系。

而本次的任务是在中国东北地带建立所谓的游击基地,长期刺探和收集情报,在必要时刻还可以破坏东北地区解放军所修建的机场或者是其他的军事设施。

只不过这批特务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美国特务,因为他们都是台湾方面的中国人。

该组织虽然是美国中情局下属的一个第三方间谍组织,但因为美国人在中国大陆实在是太容易被辨认出来了。

所以美国无法直接派遣自己的精锐特工进入中国,吸收一些原先国民党军统人员或者是军队人员担当美国间谍刺探情报是他们认为最好的选择。

当时美国方面要求他们在长白山成功建立游击基地外,要立即开始刺探当地的情报,然后再想办法返回日本,正式向美国间谍机关做直接汇报。

为避免出现问题,他们来之前还很细致地规划了三条去日本的通道。

第一个是通过空取器,当美国运输飞机再次抵达附近上空的时候,利用空取器牵引到飞机上最终回日。剩下的两条路线则分别是从上海返回日本,或者是从香港返回日本。

李军英提供的这几条消息如果属实,那么必定能够全面摧毁这个间谍机制。

因此谭友林在听完汇报后马上做出了明确指示,先对其口供进行了反复核实,然后迅速组织搜捕分队,针对他所供出的营地以及逃跑路线提出了几条方案,誓要将两支特务小队全部擒获。

当然也要尽全力保证活捉这些特务,因为这些特务口中所蕴含的情报更有价值。

由于准备充分,所以在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之下下,两支间谍小队先后被摧毁,除了两名敌特分子在顽固反抗中被当场击毙以外,剩下的的特务都被活捉。

随后,当地公安机关还分别对他们进行了突击审讯,这些后来被逮捕的间谍供词与李军英的供词基本吻合。

不过(文队)谍队长化名文世杰的张载文却供出了一条新的关键线索:他们在被捕六天之前与美国间谍机关进行了一次电台联络,而按照美国间谍机关规定,每七天要复电一次,当时距离复电还只剩最后一天的时间。

在得知这个重大消息后,谭友林与其他东北地区的公安机关领导们经过商讨后决定放长线钓大鱼。

——即利用美国间谍组织还不知道这两支间谍小队已经被歼灭的信息差优势,引诱美国飞机前来,最终争取把美军的间谍飞机也给击落。

在第七天到来以后,被俘特务牛松林用电台以间谍小队队长张载文的名义,和位于日本的美军间谍机构取得了联系,并且发出了一系列的假情报。

由于编的一切都很合理,所以美军间谍机构并没有发现任何破绽,还对张载文小队在长白山所获得的所谓成果表示十分满意,同时敦促他么这只间谍小队马上回日本汇报具体的情报。

但在公安机关眼皮子底下的牛松林当然不会听从了,于是他按照公安机关的要求回电道:东南沿海地带已经被戒严,想要通过上海和香港返回日本是没有可能的,要求美国间谍机关马上派出飞机接回小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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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来就是当时逃跑路线中的一种路线,所以位于日本的美军间谍机构也的确上当了,回电称他们很快会派遣飞机来接间谍小队。

收到这个消息后,东北反特联合指挥部经过实地考察,最终确定了伏击美军间谍飞机地点,并让牛松林回电给美国间谍机关,把公安部门所设定的机场坐标给报了上去。

最后就等着美军间谍飞机前来“送死”了。

在那天,公安部队于零下20多度的雪地里面部署好了一切,静候着美国间谍飞机的到来。

不过当时率先来的是一架美军运输机,它一直在地点上空盘旋,之后也没有直接下降,反而是投下了一个大包裹,包裹里面装有各种物资,还有两份命令,然后就走了。

第一份命令是一些嘉奖令,对我们而言没有实际价值,重点的是在第二份上面,因为第二份写出了他们空取的步骤,即第一次试飞路线,第二次才正式空取。

很明显这些美国间谍还是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

谭友林认为美军间谍如此谨慎小心,我们也不能贻误战机,所以要求我军在第一次美军飞机试飞时就直接把它打掉,以防生变。

很快,美军飞机在盘旋几圈以后,突然开始由北向南快速俯冲,于是东北反特指挥部迅速下令所有部队做好战斗准备,随时向美军飞机开火。

但是根据现场传来的消息,美军飞机最终从伏击圈的外围左侧飞过,因为飞机并没有找好空取的角度,所以重新飞回了天空,于是只能再次等待时机了。

在20分钟以后,美军飞机再一次回到了现场并且投下了照明弹。

飞机随后从北部向南部快速下降,在距离空降场只有200米高度的时候,这已经是最佳击落方位了,于是谭友林下令让部队开火,随后附近部署的高射炮,高射机枪和轻重机枪齐射,最终击落了这架间谍飞机。

飞机中一共有四人,除了两人毙命后,当地的公安部队还幸运地抓获了两名美国间谍。

——因为当时飞机并不是在空中直接爆炸的,是在撞上了树以后解体坠毁的,所以他们二人被巨大惯性从裂缝中甩出,保住了一条命。

这是东北公安机关反特的一次辉煌胜利,而东北反特前线总指挥部也受到了中共中央东北局以及国家公安部的表彰。

毕竟他们这次在东北打下美军间谍飞机,而且还俘虏了两名美军间谍飞行员,这确实是出了一口恶气,让美国吃了一个哑巴亏,因为美国可一直不承认在中国边境地带搞间谍活动。

当然,这两名被俘的美国间谍最开始也是矢口否认。

他们都声称自己是民用航空公司的人员,说本次的飞行任务是希望去北韩地带运回一名飞行员,只不过不小心迷航进入到了中国。

口供看似是无懈可击的,看得出他们早就已经做好了或许会被抓的准备。

但是他们的谎言随后就被拆穿了。因为李军英和其他的间谍早就已经被捕获了。

在他们的指正之下,其中一位美国人只能无奈地承认自己的名字叫约翰.唐奈,隶属于美国中央情报局。

这个唐奈虽然只有22岁,但却是耶鲁大学的高材生。

作为美军中的年轻翘楚,他在美军军界中地位不低,也很有潜力,这次间谍活动就是由他所策划的,而“文队”这支间谍小队也是他本人选中,然后来到长白山的。

而另一位间谍的名字叫理查德.费克图同样是出身于名校,他在1952年6月才刚刚从波士顿大学毕业,也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精挑细选的间谍。

在本次间谍行动中,两名美军间谍都是重点犯人,其中更加年轻的唐奈是首犯,而费克图则是从犯。

随后我国司法机关按照相关法律依法惩处了这两名美国间谍,唐奈被判处了无期徒刑,而费克图则是被判了20年,这两名被美军捧在手心里的翘楚都在我国接受了法律的制裁。

不过当我国通过国际新闻渠道将审判美国间谍的消息传到了全世界之时,美国政府却公开否认了这两个间谍是属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

而且他们还在抗议声明中说:这两名美国人仅是美国陆军部在日本的雇佣文职人员,他们早在1952年11月份的一次飞行中牺牲了。对于他们如何落到中国手中,他们表示并不知情。

这样的回复相当于是把屎盆子扣在了我国身上,认为是我国不分青红皂白囚禁了这两人。不过这样的狡辩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美国在中国周边恶意策划军事间谍活动是证据确凿的事情。

明眼人都看得出,美国方面此举也只是死鸭子嘴硬骗骗自己而已。总而言之,这对于美国政府来说绝对是重大的丑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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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时刚刚上任的美国新任总统艾森豪威尔还不得不亲自出面,向这两位美国间谍的家人保证,他们会通过一切方式把这两位美国间谍带回家。

随后美国国务院命令他们驻日内瓦的总领事向我们中国的驻日内瓦总领事,提出了所谓的口头抗议,并以“道义不符”为理由,要求我方立即释放两位美国间谍。

但这两名美国间谍都已经承认了自身真实身份,这样的抗议完全就是无理取闹,所以我国并没有理会。

但美国方面并不甘心,他们有要将此事给炒作弄大的态势,后来还竟恬不知耻地将这起间谍案与朝鲜战俘问题联系在一起,说中国的此举行为是违反了朝鲜停战协定,要提请联合国大会讨论。

周恩来总理在得知此番情况后,指示道:“判决美国间谍是我国内政,有我们自己的法律尊严,与联合国何干?至于敌人大骂,我们才不怕!对危害我国家的外侨,要按我国法律办,一定要判刑,对其中表现好的,可另行对待。”

而在看到中国不是那么好惹之后,美国竟然还让联合国秘书长来华以访问之名来斡旋,要求帮忙索回美国间谍。

在1955年,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与周恩来先后展开了4次会谈,不过周恩来在会议中始终强调坚持独立自主处理的原则,向其表示这是中国的内政,不接受美方的请求。

但我方也不是没给联合国秘书长面子,并不是啥都没有答应,在维护我国法律与主权的前提下,表示了允许这两名美国间谍的家属前来中国探望。

这其实也是周恩来总理的一个计策。

因为当时自从这两名美军间谍被俘之后,美国一直都在媒体上丑化我国形象,表示我国政府有一直虐待美国囚犯的行径。

而周恩来让美军家属亲自探监,让他们的家人亲眼看看我国改造的成果,也相当于是亲手打美国政府的脸了。

不得不说,周恩来这个“反客为主”用得真是高明,即给了联合国秘书长面子,让哈马舍尔德不虚此行(好歹有了突破性进展);同时还将使得美国政府更加被动了。

美国政府当然不会答应让美国间谍家属来到中国了,于是他们采用各种借口想蒙蔽想要来华探监的家属们,但美国政府的公信力在美国民众面前早就已经一文不值了,他们的谎言哪里能一直忽悠成功。

因此,后来这两名美国间谍的家人先后数次成功来到中国探监。

在这里他们看到了自己的儿子一直都在接受学习,有时是阅读一些文学书籍,有时也会看一些政治读物,我方还时不时的会派指导员与他们谈心,保证他们能够与世界不脱轨。对此,他们的家人还是相对满意的。

不过美国方面始终不服软,想将这两名间谍接回国,他们还曾异想天开地打算设计一个周密的突击计划,让海军陆战队到北京去营救二人,只不过这个计划因为太冒险被叫停了。

之后的很多次中美外交会面里,美国方面始终会拿这两名间谍是抗美援朝时期战俘来说事,但其实这两名战俘除了是抗美援朝时期抓捕的之外,与抗美援朝没有任何关系,他们并不是军方派遣,而是中情局。

用周恩来总理的话来讲,他们完全就是特务。因此,尽管美国一直不松口,但因为不占理,所以始终没有成功。

时间眨眼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中美关系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加上两个间谍的家庭情况也的确属实,所以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他们才有机会重新获得自由。

回国后的唐奈,不久回到了校园,然后攻读了哈佛大学的法学博士学位,后来在美国的一个州当上了律师,之后又顺理成章的成为了一名法官,专门处理青少年案件,日子也算是重新好起来了。

在1983年,唐奈被还携带着自己的妻子和孩子访问中国,受到了中国的友好接待,还参观了中国很多城市。

至于罪行稍微轻一些的费克图,他释放的时间要比唐奈早一些。回国后,他先是找了份假释官的工作,方便照顾年迈的父母,之后回到了母校波士顿大学担任体育事务副主任,也算是重新回归了正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