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三代王都，目前唯一被确认的王都是商代的殷墟。夏、周二代王都之所以难以被确定，各有其复杂的原因。夏文化的探索，目前遭遇的困难比较多；相对来说，确认周都的条件目前比较充足。
目前，学术界提出的周代王都地点主要集中在三处：一处是位于关中平原西部的周原遗址，一处是位于西安市西南郊的丰镐遗址，还有一处是位于河南洛阳瀍河两岸的西周遗址。
以上三处遗址，学者根据对传统文献的理解，目标主要集中在丰镐地区和洛阳地区。而从考古情况来看，周原遗址则拥有绝对优势。周原遗址主要分布在宝鸡扶风、岐山境内，总面积达到30多平方公里，拥有岐山凤雏、扶风云塘-齐镇、扶风召陈三大基址建筑群，发现了九座王级大墓，拥有面积超过500万平方的巨型都邑，出土了数千件青铜器，拥有发达的水网系统。而丰镐遗址总面积不到20平方公里，洛阳的西周遗址面积则为6平方公里，均不能与周原遗址相比。
总的来看，目前学界利用金文材料的研究虽然比较多，但由于受文献困扰，使得有一些问题变得异常复杂。其原因就在于传世文献往往受到后世的修饰，而今天我们并不清楚这种修饰出现在什么地方。因此，本文试着单纯利用金文材料，来对周都问题进行一下分析。
笔者主要利用的资料是殷周金文青铜器数据库，主要方法是通过对含有“周”、“宗周”、“成周”、“（王）在成周”等铭文的资料进行统计分析。现在，笔者先把相关统计数据列在下面：
（一）根据笔者的检索，目前已经公布的含铭文的西周青铜器共计6944件，其中有出土信息的不足3000件。在这不到3000件青铜器中，陕西为1238件，河南为485件，山西为382件，山东为265件，湖北186件，北京为90件，其他省份均较少，此不具。可见，陕西拥有的西周青铜器数量比河南、山西、山东三省的总和还要多，处于绝对的垄断地位。
（二）周人兴起之地为“周”，其国称“周邦”或“有周”。笔者统计到含“周”字铭文的西周青铜器共有290件，其中有出土信息的，陕西为109件，河南为12件，北京为7件，山西6件，辽宁、山东、内蒙古各1件。陕西仍然处于绝对的垄断地位。
（三）含“宗周”铭文的48件，其中有出土信息的，陕西为22件，河南6件，北京2件，山西2件。陕西仍然处于垄断地位。
（四）含“成周”铭文的共101件，其中有出土信息的，陕西23件，河南11件，北京4件，山西6件，辽宁1件。陕西仍处于绝对优势。
（五）西周王都究竟在哪里，关键的一个指标，还是要看周王在哪里的活动最多。据此，笔者以“王在”为关键词进行统计，结果发现含“王在”铭文的西周青铜器共有238件，其中有出土信息的，陕西99件，河南3件，山西2件，湖北1件，山东1件，内蒙古1件。陕西仍然处于绝对的垄断地位。仅据这一点便可知，在以”成周“为西周王都之称的前提下，把洛邑视为西周的“成周”的传统观点已然不攻自破。
（六）熟悉西周金文的朋友知道，西周时期含“王在宗周”、“王在成周”、“王在周”铭文的青铜器比较多。目前，学界普遍认为西周时期的“成周”在洛邑，而笔者的研究结果发现是在周原（见笔者此前在网易号发布的文章）。为此，笔者特别以王“在成周”为关键词进行检索，结果共统计到26件青铜器，其中有出土信息的，陕西为13件（周原遗址为7件），山西为2件，而洛阳地区则一件也没有发现！
据此，我们可以判断出，无论是金文中的“王在周”、“王在宗周”，还是“王在成周”，都是以陕西为中心的，以洛邑为西周之成周并不可信。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一点，笔者又对出土于洛阳含“成周”的青铜器进行检查，结果发现多件均含有“殷成周”的字样，比如1929年出土于洛阳马坡的作册申卣铭文说：
惟明保殷成周年，公錫作冊申鬯、貝。申揚公休，用作父乙寶尊彝。冊殻（《集成》5400）
而“殷成周”的意思，就是到成周进行觐见。因此，作册申卣铭文的意思就是：明保到成周进行朝见的这一年，明公赐给了作册申鬯酒、海贝。作册申赞扬明公的美德，于是铸造了这件青铜卣，用来告诉祖先父乙。关于“明保殷成周”这件事情，在同出于1929年洛阳马坡的作册令方尊、作册令方彝中还有更详细的记载。作册令方尊铭文说：
惟八月辰在甲申，王令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受卿事竂。丁亥，命夨告于周公宫。公令诞同卿事寮。惟十月月吉癸未，明公朝至于成周。诞令舍三事命，眔卿事寮，眔诸尹，眔里君，眔百工，眔诸侯：侯、甸、男，舍四方命。既咸命，甲申，明公用牲于京宫；乙酉，用牲于康宫。咸既，用牲于王。明公归自王。明公赐太师鬯、金、小牛，曰：“用祷。”赐命鬯、金小牛，曰：“用祷。”廼命曰：“今我惟命汝二人大眔夨，奭佐佑于乃寮以乃友事。”作册令敢扬明公尹厥贾，用作父丁宝尊彝。敢追明公赏于父丁，用光父丁，隽册。（令方尊，《集成》6016；令方彝，《集成》9901）
作册令方尊
这则铭文翻译成白话文就是：在八月甲申这一天，周王（在周城）颁布了以周公子明保为卿事寮、管理三方事务的命令。四日后（丁亥），周王派遣作册虞把任职命令传达给周公宫（洛邑）。十月癸未这一天（丁亥后第56天）早上，明保来到成周。周王于是正式为明保举行册命仪式，命令明保掌卿事寮，管理诸尹、里君和百工以及东方诸侯的侯、甸、男等（指迁居在洛邑的殷商遗民）。册命仪式结束后的第二天（甲申），明保到京宫进行祭祀；第三天（乙酉），到康宫进行祭祀。这些祭拜完成后，又到周王处进行祭拜。从周王处回来（洛邑）后，明保对太师、作册令虞等人进行了赏赐。于是，作册令虞铸造了令方尊来纪念这件事情。
由此可见，洛阳出土的令方尊、令方彝以及作册申卣等含有“成周”铭文的青铜器其实恰好证明洛邑不是西周时期的成周。同时，令方尊也证明了一点，康宫与成周非常近。而在大量的西周青铜器铭文中，康宫均与“周”联系而罕与“成周”联系，而据应侯视工钟铭文可知，周与成周绝不相同。因此，笔者曾在以前的文章中指出，成周只是周城内部的一个区域。当前学术界普遍以洛邑为成周作为研究前提，结果就出现了这样奇怪的观点，认为西周有三个王都，即成周洛邑、宗周丰镐和歧周周原，并认为三个地方都有周人的大量宗庙。显然，这在考古材料上是找不到证据的，我们也看不到这方面的文献依据；同时，康宫不见于东周王室所铸的青铜器，也可以说明洛阳并不存在西周时期的宗庙、宫室。
正如上文所见，西周时期是周公家族明保的驻地，同时这里有大量的殷商遗裔。出土材料也表明，洛阳出土的西周青铜器缺乏周王活动的记录，而是以含父乙、父癸、父乙先等具有殷商遗裔特征称谓的青铜器为大宗。特别是以“父乙先”称谓的青铜器极多，因此有学者指出，西周时期生活在洛阳地区的殷商遗裔有先族。先族，在传世文献中也被写成侁、莘等，而《吕氏春秋》说有莘氏小臣伊尹出生在伊水，很可能正是对这一文化背景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