噶尔丹堪称一代枭雄，是康熙帝一生“最大的敌人”，之所以康熙帝冒着危险会有三次亲征，主要原因是噶尔丹妄图借助沙俄势力分裂国家，所以表面看来是大清与准噶尔部的矛盾，其实从深层次来看实际却是大清与沙俄之间的矛盾，作为国战，岂能不被同样雄才大略的康熙帝所重视？要知道噶尔丹到底是个怎样的人，我们必须从当时的历史背景说起。
准噶尔部的崛起
曾经雄霸天下的蒙古铁骑在入主中原不足百年便被汉人打回了草原，而生活在贝加尔湖周围以狩猎游牧为生的卫拉特部趁势崛起，在首领也先的带领下，卫拉特部（瓦剌）成为蒙古各部中最为强大的势力，成为中原王朝最大的对手。
到了明朝中后期，蒙古草原各方势力重新划分，形成了漠南蒙古诸部、漠北喀尔喀蒙古诸部和漠西卫拉特蒙古诸部。“漠南蒙古”势力范围大致是如今的内蒙古，“喀尔喀蒙古”势力范围大致是如今的蒙古国以及西伯利亚一带，而“卫拉特蒙古”势力范围大致是北到唐努山，东至杭爱山，南至天山，西接无垠的大草原。
卫拉特蒙古在西迁之后分化融合，吸收了周边各突厥语系部落逐渐形成了和硕特、土尔扈特、准噶尔、杜尔伯特四部。
和硕特部首领有着黄金家族血统，故而在四部中地位最高，在卫拉特语中取“勇猛无畏”之意；土尔扈特意为“强大强盛”之意，这与其平时俘获的战利品和俘虏较多有关：准噶尔在卫拉特语中意为“左翼”，当年成吉思汗将卫拉特部分为左右两翼，准噶尔人属左翼，故称准噶尔；关于杜尔伯特的名称一直尚无定论，但大多数人倾向于“四兄弟”之意，传说也先有四子，长子后来分裂出去，为纪念四兄弟便为部族取名为杜尔伯特部。
卫拉特部在十六世纪末以和硕特部实力最强，其首领也长期被认为是卫拉特部首领，然而在十七世纪二三十年代，这种垄断被打破了，准噶尔部在常年经营富饶的伊利盆地后，其实力逐渐胜过和硕特，隐有新盟主之姿，其首领哈喇忽剌一生都在致力于使部落摆脱喀尔喀蒙古的影响，虽经历了无数次败仗也没有动摇其决心。
1634年，哈喇忽剌去世，长子巴图尔继承首领位，开始了准噶尔部的崛起之旅。清太宗天聪三年，准噶尔人“恃强侮诸卫拉特”，土尔扈特首领和鄂尔勒克受准噶尔部威逼，不得不率部离开土地肥美的雅尔远迁至俄罗斯伏尔加河流域求生存：崇德二年，和硕特部也受到准噶尔的威逼倾轧，率部离开乌鲁木齐前往青海。至崇德五年，聚牧于阿尔泰山、伊犁河一带的卫拉特部只剩下强大的准噶尔部和固守自己势力范围的杜尔伯特部，准噶尔部一家独大之势已然形成。
康熙四年，巴图尔去世，其子僧格嗣位，但是僧格这个台吉之位不被准噶尔高层认可，于是为此爆发了长时间的内乱。1970年，僧格最终被同父异母的兄弟车臣以及卓特巴巴图尔所杀，然后“并其众，收其妻妾”。僧格被杀后，车臣和卓特巴巴图尔一时大意，没有在第一时间攻占僧格领地，这样一来，僧格的妻子阿努便有了时间向外报信，三个年幼的儿子得以存活。
阿努向外的求助信，不久便跨越千山万水到达了西藏，这里有一个光彩夺目又兼备宗教权威和世俗魅力的人物即将走上卫拉特的政治舞台，他将一统卫拉特，征服天山南北，挑战大清王朝，他就是卫拉特部不世出的枭雄——噶尔丹！
雄才大略的噶尔丹
巴尔图一共有九个妻子，这九名妻子一共给他生育了十个儿子，其中噶尔丹是其第六子，与僧格一母同胞。噶尔丹在1644年刚出生时便被认定是“温萨活佛转世灵童”，十三岁时便被送至拉萨系统性学习佛经。
入藏之后，因为其身份特殊，所以受到了额外的关照，藏传佛教两名活佛亲自传授其佛法，“所语密，虽大宝法王、二宝法王不得与闻”，可见对其是相当重视的。噶尔丹学经十年，然后回到准噶尔主持宗教事宜，成为准噶尔部当仁不让的宗教领袖。
1669年底，噶尔丹出发前往西藏“熬茶”，朝拜布施，结果在他离开部落后不久，兄长们便互相决裂，亲哥哥僧格被杀。
当嫂嫂阿努前来报信请噶尔丹回去主持大局时，噶尔丹遂向活佛请求还俗，活佛对其说道：“杀运方兴，汝乃出也！”遂允许其还俗，回到准噶尔收拾乱局。
噶尔丹回到准噶尔后，首先迎娶了自己的嫂嫂阿努，以继承僧格的遗产，获得了岳父和硕特部首领鄂齐尔图等人的支持；接着四处奔走，收拾僧格残部。
不久后，在鄂齐尔图等人的支持下，噶尔丹出兵车臣部落。在战场上，噶尔丹亲率二十骑冲锋，在数千兵马中一举将兄长车臣擒拿，车臣部遂平定。击败车臣之后，噶尔丹又一路追杀另外一个兄长卓特巴巴图尔至青海，卓特巴巴图尔在忧惧之下病死，其子兵败后投奔清朝，1703年被封为贝勒，1724年晋封郡王。
噶尔丹这位“昨日既无自己领地，又无自己军队的喇嘛”就这样很快平息了内乱。他能够在短时间内平息内乱并不是借助了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而是其宗教领袖的特殊身份起到了巨大作用，也正式在这次平乱中他意识到自己身份的巨大作用，于是野心急剧膨胀起来，他没有停下用兵的步伐，而是以额尔齐斯河流域为根据地，厉兵秣马积蓄力量，不断向外蚕食。
1672年，噶尔丹已经完全掌控了准噶尔的局势，他沿袭了僧格的“珲台吉”称号。此时恰逢清朝的“三藩之乱”，噶尔丹认为可以浑水摸鱼占些好处，但被其活佛师傅阻止道：“非时，非时，不可为”，噶尔丹这才打消了南下的念头，转而继续经营准噶尔本部，采取“远交近攻”之策。
此时的噶尔丹已是雄心勃勃，他的目标不再是原本的稳定准噶尔局势，而是统一卫拉特各部，从而达到统一蒙古，成为大草原的霸主。然而打仗离不开经济的支撑，尽管噶尔丹一直与中原有贸易往来，但其贸易通道是掌控在岳父鄂齐尔图手里的，所以和硕特部越来越成为噶尔丹称霸草原的阻碍。
鄂齐尔图也意识到女婿的野心越来越大，于是在1675年集合重兵出巡，意图威慑噶尔丹，但他没想到噶尔丹羽翼已丰，正好缺一个对和硕特部发动战争的借口，于是卫拉特人内部之间的战争再次燃起。
此战的结果是鄂齐尔图大败，噶尔丹沿着鄂齐尔图逃窜的路线一路追击，包括伊犁在内的广大地区被噶尔丹纳入手里，虽然不服气的鄂齐尔图后来在巴音布鲁克组织了上万人马反扑，但此时的噶尔丹已经大势已成，这次反扑犹如飞蛾扑火，很快便被噶尔丹平定，就连老丈人鄂齐尔图也成为阶下之囚。
1677年，在噶尔丹击败岳父后不久，恐清廷对其用兵，于是便主动向康熙帝示好，“以阵获弓矢等物来献”。此时清廷内部的“三藩之乱”虽已接近尾声，但康熙帝认为此时不足以与噶尔丹翻脸，于是作同情状，表示“朕心不忍”，下令停收准噶尔的贡品，但同时康熙帝也对噶尔丹发出警告，不准其继续扩张势力，不得进攻青海和硕特部。
常年战争的准噶尔部也的确需要一段时间和平来缓冲，不管是不是康熙帝的警告真的起了作用，准噶尔部的确沉寂下来了。噶尔丹对实力庞大的准噶尔部进行了种种改革，并颁布多项法令招揽牧民、扩大生产，休养生息的准噶尔部在噶尔丹的带领下迅速恢复了元气，截止1679年准噶尔部已经发展成为拥有二十余万户，六十余万人口的超级部落，已经是名符其实的草原霸主。
噶尔丹的野心再次膨胀起来，虽然他有心南下，但看到清廷内部的政局已经趋于稳定，其内部也是名将频出，思虑再三噶尔丹决定保持对中原的和平，转而向叶尔羌、哈萨克用兵。到1680年秋，准噶尔骑兵一路攻克阿克苏、喀什噶尔、叶尔羌等地，叶尔羌汗国灭亡。
对于叶尔羌汗国的攻克，使得噶尔丹扩大了统治区域，同时也增加了税源地和兵源地，借助叶尔羌丰裕的财力，噶尔丹为自己的士兵锻造了精良的铠甲，此铠甲“轻便如衣，射可穿”，同时又用叶尔羌制造的火器训练准噶尔士兵，“令甲士持鸟炮短枪，腰弓矢佩刀”，这样一来兵强马壮的噶尔丹于1681年正式攻打哈萨克部。
哈萨克一直是准噶尔的劲敌，尤其在头克汗上任后励精图治，结束了哈萨克部多年的分裂和战乱，其国力蒸蒸日上，实力比之准噶尔也不多让。为了争夺巴尔喀什湖一带的牧场，哈萨克与准噶尔的流血冲突已经持续多年，至头克汗时期，准噶尔终于将这片牧场纳入囊中，而噶尔丹有着更大的野望——打通中亚贸易通道，控制东西方的贸易城市。
然而在名城赛里木，噶尔丹三次用兵皆败北，主要原因是噶尔丹引以为傲的卫拉特骑兵虽然擅长骑射，但其攻坚能力严重不足，故而才会接连吃败仗。
然而即便战败，噶尔丹却未失锐气，他派出使者威胁头克汗道：“不来降，则自今以往，年年用兵，夏天蹂躏农田，秋天烧庄稼。今年我未满四十，至头发白牙齿落，也决不罢休！”头克汗对此却不屑一顾。
1684年，噶尔丹又征柯尔克孜。他先派侄子妄策阿喇布坦攻击赛里木，噶尔丹自己却亲率奇师绕道将黑海北岸的小国家诺盖灭掉，从哈萨克背后长驱直入将其重镇塔什干攻克，至此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全部草原，都被噶尔丹控制，伊犁河谷更是成为他的私人领地。
正当噶尔丹攻略哈萨克之际，他听到对自己一个不利的消息，那就是喀尔喀土谢图汗将女儿嫁给了鄂齐尔图汗的孙子罗卜藏阿拉布坦，这明显是和硕特部和喀尔喀部结盟的表现，于是他停止了对哈萨克的攻伐，转而将目光对准东方。
1688年，噶尔丹以喀尔喀不敬活佛和无辜制造杀戮为借口，向漠北大举进攻，同时将自己治所从伊犁迁至阿尔泰山，并驱使杜尔伯特部为其屯田，且耕且牧，供给本部粮饷。
噶尔丹率兵三万越过杭爱山，先在特穆尔击败土谢图汗之子，继而其弟在额尔德尼沼打败了哲布丹尊，随之噶尔丹向东攻略车臣汗牧场，最后于尼列图与土谢图汗展开了一场决战。
此时的喀尔喀其实面临着俄国和准格尔的双重威胁，俄国哥萨克步步紧逼并在其境内建起了堡垒，土谢图汗为了抵制俄国蚕食不得不派重兵前去驱逐，而噶尔丹的进犯使其首尾不能兼顾，只好分兵凑出五千人与噶尔丹决战，在绝对的兵力劣势下，土谢图汗最终大败而逃，五千人仅余八人幸免于难。
自土谢图汗兵败后，车臣汗也随之被击败，喀尔喀各部民众恐慌异常，纷纷舍弃庐帐，南下奔逃，昼夜不绝。
俄国侵略者乘喀尔喀兵败时对土谢图汗进行诱降，不少首领有就近投奔俄国之意，在这关键时刻，哲布丹尊坚持爱国立场，对众人说了一番话。
俄国素不信佛，俗尚不同我辈，异言异服，殊非久安之计，莫若全部内徙，投诚清廷，可邀万年之福。
于是，在哲布丹尊的建议下，土谢图汗率领台吉三十余人、喇嘛班第六百余人、户两千、口两万等喀尔喀族众请求内附清廷。
康熙帝闻之，急命大臣阿喇尼前往抚慰，发归化、张家口、独石口储粮“以赈其乏，且足其食”，又名费扬古、明珠等大臣前往送白金、茶布“以给其用”，最后将这些内附的蒙古人安置在科尔沁草原，使喀尔喀部众“皆安居得所，循法度乐休养”。
与此同时，噶尔丹上疏向清廷提出“若哲布丹尊等来投天朝，或拒而不纳，或擒以付之”，但康熙帝派使者至噶尔丹处传谕道：“朕统御宇内，来归之人，若不收抚，谁抚之乎？”然后责令噶尔丹退回本土，归还喀尔喀牧地。
然而噶尔丹却一意孤行，继续发动战争将车臣汗国全境吞并。
对于噶尔丹的桀骜不驯，康熙帝并没有着急出兵，鉴于喀尔喀内附的数十万众散乱无序，康熙帝觉得有必要“训以法度，俾知礼仪”，于是在1691年召开了著名的“多伦会盟”，妥善地解决了同在科尔沁草原的扎萨克图汗和土谢图汗之间的矛盾，并按照旗制将这些人整顿，使其战斗力大增。
三征噶尔丹于噶尔丹的落幕
从康熙十三年（1683）年起，噶尔丹每年都要派使者到俄国进贡，在其向喀尔喀蒙古用兵时，俄国不仅对他支援了先进的燧发枪等武器，更有大批俄国军队带着大量火器火炮协同噶尔丹作战，所以土谢图汗与车臣汗败的并不冤，因为他们面临的并不单单是噶尔丹，更有俄国这个大势力。
康熙帝自始至终都对噶尔丹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早在康熙二十七年七月他便派出了和硕裕亲王福全、侍卫内大臣佟国维、费扬古、尚书阿喇尼等人密切关注噶尔丹动向，还派出军队奔赴张家口、归化等地驻防，并指示他们“境上切宜防守”。
康熙帝的警惕并非无的放矢，很快噶尔丹便再次带兵东侵，发生了第一次清廷与准格尔的战争。
- 一征噶尔丹
康熙二十九年五月，噶尔丹带兵四万沿着克鲁伦河南下，扬言“借兵俄罗斯，会攻喀尔喀”。康熙帝一边命尚书阿喇尼带兵前去备战，一边召集俄国使团对其发出警告称要切实履行好业已签订的《尼布楚条约》，致使俄远东军不敢轻举妄动，但还是派出大量雇佣军携带火器加入到噶尔丹的军队中。
至六月十四日，噶尔丹的军队已经横扫喀尔喀部和车臣部，兵锋推进至乌尔会河东岸。
康熙帝看到战争已不可避免，遂以裕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恭亲王为安北大将军出喜峰口，但清军匆匆集结，尚缺少火器、马匹、粮饷等，一直等到七月四日才出兵。而在清廷援军抵达之前，乌尔会河只有阿喇尼轻装上阵的两万清军，面对噶尔丹的火器，清军凭借弓、矛抵挡了半日便溃败，噶尔丹趁机推进，是年七月底兵锋已经到达离京城只有七百里的乌兰布通，而此时清廷援军也赶至此地，双方在乌兰布通开始对峙。
“乌尔会河战役”清军的惨败导致蒙古各部更加畏惧噶尔丹，甚至连清军面对装备大量火器的准噶尔军也产生了无力之感。噶尔丹则豪气冲天，不再畏惧大清这个中原王朝，狂妄道：“今虽临以十万众，亦何惧之有”？
鉴于乌尔会河大败，康熙帝也收起了轻视之心，令各处守将擅自开战，并“多派精兵，尽发火器”，从盛京、满洲、西安、北京抽调劲旅，无论从火器数量上和人员数量上，彻底压倒了噶尔丹，唯一不足的是火器质量不如噶尔丹罢了。
八月一日，清援军尽聚乌兰布通，统帅福全看到敌军数万骑兵居然“依林沮水”，以万驼缚足卧地，背加箱垛，士兵阴伏于下发射枪炮，号之为“驼城”，于是他以炮火营为先锋，对着敌军“驼城”猛攻。
在激烈的炮火下，驼城散乱，清军步兵骑兵乘势猛攻，佟国纲又率左翼绕山横击，敌军终于逐渐溃败，经过大半天的战斗，准噶尔军大败，噶尔丹乘夜逃遁，而清军也损失严重，侍卫内大臣佟国纲战死。
此战福全本可扩大战果，一举将噶尔丹覆灭，但战至夜时，侍卫内大臣阿密达以及索额图、明珠等人力主撤兵，并扬言皇帝不会因为撤兵而处分将官，福全也认为佟国纲战死，清军吃了大亏，让全军休息才是正确的决定，于是当夜决定撤兵，全军仓皇撤退，将佟国纲拼死打出的好局面给浪费掉，他们哪知道这时的噶尔丹已经是穷途末路，只需要一个冲锋便可除去这个祸患，然而福全的这个撤军决定将会给清廷带来多大的后患。
康熙帝对此大为愤怒，等福全班师回朝之日，随同福全出征的大臣二十三人，除死去的佟国纲和迈图二人外，其他官员均被“依议治罪”。康熙帝直接指出福全的荒谬，称其“擅自收兵，以致穷寇逃遁，且未经请旨，率兵擅回哈马尔岭内……伊等不战，乃大误也！”
对于未能捕杀噶尔丹，康熙帝深以为憾，直至六年之后，康熙帝决定御驾亲征。
- 二征噶尔丹
噶尔丹逃走后，虽反复立誓表示“不犯中华皇帝属下喀尔喀以及众民”，但康熙帝认为其“为人狡诈，不可深信”，对他保持着高度警惕，部署重兵于张家口、独石口、大同、宣府等地，准备随时出征，并派侍郎额尔图传谕给噶尔丹道：“嗣后不得擅犯归附之喀尔喀一人一畜，若再违誓言，妄行劫夺生事，必务穷讨，断不终止”！
噶尔丹哪里肯安分度日，从康熙二十一年起，他再次得到了俄国的军事支持。俄国托博尔斯克行政长官尤金派出使者频频与噶尔丹联系，甚至在这年冬天二人秘密会晤。康熙帝对于噶尔丹这些小手段烂熟于心，他特地召蒙古各部王公齐聚多伦，开展了清朝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大阅兵，并宣布喀尔喀蒙古归于大清版图，表示谁与喀尔喀作对就是与大清作对。
然而得到俄国支持的噶尔丹再次狂妄起来，不仅要求清廷将“喀尔喀七旗发回故土”，同时不断劫杀清廷派往蒙古各部的使者，并扬言要“将大举内犯”。
康熙帝深知噶尔丹这股分裂势力“一日不灭，则边陲一日不宁”，遂力排众议，准备再次亲征。针对噶尔丹“生性狡黠、久习战斗、见易则进、知难而退、来往飘忽、踪迹无常”的战斗特点，康熙帝认为孤军进剿难以彻底歼灭噶尔丹，决定分三路进军，实行“大纵深大包围战略”。
康熙三十五年春，康熙帝下诏亲征，他调集十万大军分东、西、中三路出征噶尔丹。东路由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率领的东三省之精兵沿着克鲁伦河进征；西路军由抚远大将军费扬古由陕甘出兵宁夏，向土拉进发；中路军则由康熙帝亲自统领，由独石口北进，与费扬古会师于土拉。
四月初十，前方有消息传开，据说噶尔丹“有兵两万，又借俄国火器兵六万”，佟国维、索额图等人请求康熙帝班师，康熙帝大怒道：“大将军费扬古与朕约期夹击，今朕失约即还，则西路兵将如何？”中路军遂继续前行。
噶尔丹欲故技重施，在克鲁伦河再次布下阵势，想击清军一个立足未稳。然而当他在孟纳尔山瞥见军中悬挂着皇帝龙旗时，噶尔丹大惊失色道：“是兵从天而降耶？”急忙传令部队，尽弃庐帐器械、甲胄，拔营而逃。
当中军至克鲁伦河时，噶尔丹已逃遁多时，康熙帝急派领侍卫内大臣马思喀为平北大将军，率轻骑两千向巴彦乌兰方向追击，同时又谕令费扬古领兵速进，截其归途。
此时康熙帝所带之中军所带的八十日口粮将要吃完，负责送粮的于成龙迟迟未将军粮送到，无可奈何之下，五月十四日康熙帝带着中军主力回师。劳师动众不远千里，最终却未能与噶尔丹一战，康熙帝心情异常沮丧，他咒骂喀尔喀草原道：“除了草之外，在万千事物中无一好处！”
此时的康熙将希望全部寄托在费扬古身上，他对近臣道：“倘若费扬古兵至，噶尔丹即亡矣！”那么费扬古能把握这次全歼噶尔丹的机会吗？
当噶尔丹逃窜了五昼夜至特勒尔济口时，抚远大将军费扬古率领的西路军也到了昭莫多，在这里费扬古截断了噶尔丹的归路，一方为了逃命，一个为了全歼，两军死拼，双方皆死伤无数。在这战争僵持时刻，费扬古看到敌人后军不动，估计必是妇女牲畜，于是将压阵精兵和沿河伏兵分两路派出，“一横冲入阵，一袭其辎重”，一时间噶尔丹兵马首尾不能相顾，遂仓皇逃窜，“其颠坠下崖者，河沟皆满，所弃帐如蓬麻”，清军乘胜追击，至三十余里方归，这就是著名的“昭莫多大捷”。
在这次战役中，噶尔丹军被阵斩两千余人，被生擒三千余人，其余驼马、牛羊、兵器等不计其数，就连噶尔丹最大的助力，妻子阿努也死在乱军之中，噶尔丹仅余十数骑逃遁，至此噶尔丹元气大伤，短时间内再无能力侵犯喀尔喀和清朝。
捷报发至康熙处，康熙帝大喜之余命费扬古留防科图，保护喀尔喀草原被俄国人乘虚而入，同时他亲自撰写碑文立于昭莫多，碑文云：
天心洪佑，剪逆推凶，困兽西窜，膏我军锋，一鼓而歼，漠庭遂空，磨崖刻石，丕振武功。
“昭莫多之战”是康熙帝亲自制定的一次成功的围歼战，这一战给了噶尔丹以致命打击，同时也震慑了不断妄图侵吞蚕食我国北方领土的俄国，所以说此战对统一北方，稳定边疆局势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那么噶尔丹遭此大难，还敢再次骚扰其他部落吗？
- 三征噶尔丹
噶尔丹经过两次惨败，其精锐尽失，部族中的牲畜财产也所剩无几，就连他的老巢也被侄子妄策阿拉布坦所占领，其属下也分崩离析，阿尔泰山西堵部、天山南路回部、青海、哈萨克先后摆脱了他的控制，一时间天下之大竟无他的容身之处，只好在塔米尔河流域流窜。
噶尔丹的处境越来越困难，其部署“食用缺乏，天时寒冽，溃散逃亡及冻饿而死者甚多，又火药军器遗亡殆尽”，于是原本附庸在准噶尔的部落纷纷离他而去自谋生计，这些人大多在脱离噶尔丹后第一时间便投靠了清朝。
在听闻噶尔丹“困穷已极，糗粮庐帐俱无，四面已无去路”的情况下，康熙帝明确告诉噶尔丹“尔愿归降，应早及来…否则今岁即不擒汝，来岁当复发兵追讨，必不中辍”，然而康熙帝得到的回应却是使者被杀。
康熙三十五年九月，康熙帝再次前往归化城，驻跸鄂尔多斯，召大将军费扬古进行对噶尔丹的第三次征剿。
经多半年的部署，康熙帝认为已经封住噶尔丹向外逃窜的所有路线，于是令大将军费扬古和领侍卫内大臣马思喀两路进军，欲将噶尔丹完全困死在塔米尔河流域的萨克萨特里克附近。
此时的噶尔丹已经是众叛亲离，就连出去征粮的儿子也被地方首领擒获交给清军，甚至他的侄子妄策阿拉布坦也向康熙帝表示“愿以擒杀噶尔丹首自效”。
事情发展到如今，康熙帝预料噶尔丹下场必不会像以前一样可以逃窜，“噶尔丹无所逃矣，或降或擒或自尽，否必为我所擒”，果然不出康熙帝的预料，随着清军包围圈的缩小，噶尔丹在“亲率数人随处飘遁”的困境之下，“惊闻清军到来，寝食俱废，反复思维，无计可逃”，于是在三月十三日在阿察阿穆台附近服毒自尽。
1698年九月十二日，噶尔丹的遗骨抵达北京，被悬挂于城门楼上示众，随后遗骨被捣碎撒在刑场之上。康熙帝视噶尔丹为自己“最大的敌人”，但却三次出塞未能将之擒获，最终只能以这种方式宣告自己的彻底胜利。
噶尔丹的小儿子被擒获之后送往北京，先是被游街示众，因其年龄较小后被拘禁在理藩院待成年后再行斩首，然其到了京城“无忧无虑，贪吃贪玩”，康熙帝说他是“侯斩之人，自有侯斩之福”，后来赦免了他，还让他做了一等侍卫，其姐姐也未遭到处罚，被许配给一名二等侍卫为妻，噶尔丹的后人都安安全全的过完了后半生。
康熙帝三征噶尔丹所取得的胜利，是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的，不仅扫除了漠北、西北地区这一大不安定因素，更是稳定了清廷对喀尔喀、卫拉特蒙古的统一管理，更重要的是具有巩固边防、对外反侵略的积极意义，而且康熙帝在围剿噶尔丹的战争中，有效团结了众蒙古部族，筑起一道抗击沙俄南侵的铜墙铁壁，正如他所说“本朝不设边防，以蒙古部落为屏藩耳”。
结语
不得不说噶尔丹是一个传奇人物，只不过在他国力鼎盛之时恰恰遇到了同样雄才大略的康熙帝，而更让他众叛亲离、黯然落幕的是他企图挟俄分裂，引狼入室，这也是他失败的根本原因，如果不是这样等待他的或许是另外一种命运，或许历史对其将是另一种记述。
康熙帝平定准噶尔后，吸取了经验和教训，决定“兴黄教以安众蒙古”，这也成为清廷的国策，而此国策的由来就是从噶尔丹这个卫拉特部宗教领袖兼政治领袖身上得到的灵感。但康熙帝对其蒙古恩威并施，“因其教不改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乱则声讨，治则抚慰”，有效地加强了大漠南北及青海蒙古的有效管辖，为之后彻底解决准噶尔问题创造了良好条件，所以说“噶尔丹是康熙一生的敌人”并非无的放矢，而是这个人的确有着影响、煽动蒙古的手段和力量，从康熙帝对待他的认真态度便可看出。
参考资料：《康熙传》、《清朝统一准噶尔史实研究》、《噶尔丹博硕克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