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周在岐阳：西周王都新说——从宝鸡最新考古发现说起

这段时间，笔者一直在研究西周都城的问题。正好，今天（1月25日）出来的新闻说，周原遗址发现了内城面积达175万平、外城面积达520万平的巨大城址。而根据笔者研究，周原遗址正是当今学术界在寻找的西周都城。然而，周代都城在当今学术界一直没有被确认，究其原因，是大量的学者的注意力被有关西周历史时期的两个“历史神话”所牵制了。这两个神话，一个是洛邑神话，一个是周公神话。同时，如何认识丰镐在西周时期的历史地位也对西周都城研究有巨大的影响。以上三个问题互有联系，导致西周都城研究变得极其复杂。

周原遗址

在司马迁作《史记》的时候，学者们对西周都城的地望已经搞不清楚。比如，《史记·周本纪》说：

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综其实不然。武王营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复都丰镐。至犬戎败幽王，周乃东徙于洛邑。所谓“周公葬毕”，毕在镐东南杜中。[1]

当时，学者们争论的焦点之所以集中在丰镐和洛邑，这是因为《诗经·文王有声》有武王“宅是镐京”和《左传·宣公三年》有周成王“定鼎郏鄏”（即洛邑）的记载。从目前的考古材料看，丰镐和洛邑地区虽然都发现了比较多的西周文化遗存，但是两地的这些考古文化遗存都不足以令人信服地将其中一处视为王都。虽然学术界一直希望在考古上有所突破，然而无论是丰镐地区还是洛邑地区，考古均已历七十余年，如果西周王都果在其中一处，为什么却迟迟无法发现令人信服的证据。与此相映成趣的是，在传统上被视为先周地区的周原遗址，考古学家却发现了大规模的西周文化遗址。

来自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网站

周原遗址主要分布在今陕西省宝鸡市的岐山和扶风两县境内，距离西安七十余公里。从地理上讲，这里属关中平原西部，在岐山之阳，南望终南山。周原遗址面积超过30平方公里，出土青铜器超过2200件（笔者的初步统计），西周甲骨数万片。目前，已经发现带四个墓道的大墓九个，并且拥有大量的建筑基址群和复杂的水网系统。[2]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李学勤先生就说：“周原遗址对于周代考古的意义不下于殷墟之于商代。”[3]这是十分正确的。然而，为什么学界又无法确认周原遗址为周都呢？原因就在于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洛邑和丰镐在西周时期的历史地位极其突出。特别是洛邑在西周时期的地位，更影响到人们对夏文化分布以及“中国“概念流变的理解，而这也正是笔者关注西周都城研究的重要原因。

先说丰镐。目前，丰京遗址和镐京遗址考古已经取得很大的成绩，发现了西周时期的辟雍。而辟雍在《诗经》中是有明确记载的。根据学术界的研究，丰京遗址总面积为8.62平方公里，镐京遗址面积为9.2平方公里。虽然这里也有发现建筑基址，但其规模和数量均不能与周原相比。此外，丰镐虽然在西周金文、甲骨文中也有记录，但总体上出现很少，且地位显得不够突出。这种现象与考古所见和文献记录均不相称。

丰镐遗址保护图

从西周金文来看，在金文中周天子经常活动的一个地方叫做蒡京，这里有辟雍（邢侯尊），有大室，有学宫，可以乘舟、钓鱼、会见诸侯，[4] 这与《诗经》等传世文献对丰镐地区的描述非常吻合，并且丰镐遗址范围内的张家村、普渡村多次出土带“蒡京”铭文的青铜器，因此，蒡京极可能就是对丰镐的统称。蒡字从旁，旁字从方。秦人统一六国后，称辟雍为镐池，并把镐池作为上林苑的一部分，在这里修建了阿房宫。进入西汉时期，汉武帝又把以镐池为基础的水体扩张成为昆明池，并修建了西汉时期的上林苑。因此，西周时期的丰镐更可能与秦代的阿房宫、西汉的上林苑相当，属周天子的离宫别苑。[5]虽然周天子也常在这里办公、会见诸侯、宿寢、娱乐、祭祀，但不能认为就是周天子的行政中心。

邢侯尊，又称麦方尊

如果丰镐不是周天子的行政中心，那么，洛邑又是否可能是周都呢？从考古情况看，洛阳地区的西周文化遗存尚不及丰镐遗址的规模，更不能与周原遗址相比。当今学术界对西周洛邑的研究很多，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西周金文中出现了大量的“成周”一名，且其地位在金文中超过丰镐、蒡京、宗周等地，而仅次于“周”。特别是1963年从宝鸡成仓贾塬出土的何尊，明确提到周成王在成王五年迁宅成周。而在传统观念上，学界认为西周时期的洛邑就是成周。

出土于宝鸡的何尊

西周时代曾营造洛邑，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在《尚书》中，洛邑只被称为“新邑”、“东国洛”、“洛师”、“兹洛”等名，从来不被称为“成周”。西周金文中虽然大量出现成周，但正如彭裕商[6]、臧振[7]等学者所说，没有证据证明西周金文中的这个成周就是洛邑。

我们知道，历史上的许多名称都存在因时迁移的现象。比如，宗周一名，向来认为在西周时期是用来指丰镐，但是《左传》和《穆天子传》都出现了用“宗周”来指东周王室的情形。如《左传·昭公九年》：

叔向谓宣子曰：“文之伯也，岂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来，世有衰德，而暴灭宗周，以宣示其侈。诸侯之贰，不亦宜乎？其王辞直，子其图之。”

叔向所谓的“文”指晋文公。这里的宗周就指春秋时期的周室政权。又比如《昭公二十四年》载：

六月壬申，王子朝之师攻瑕及杏，皆溃。郑伯如晋，子大叔相，见范献子。献子曰：“若王室何？”对曰：“老夫其国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嫠不恤其纬，而忧宗周之陨，为将及焉。今王室实蠢蠢焉，吾小国惧矣，然大国之忧也。吾侪何知焉？吾子其早图之！《诗》曰：缾之罄矣，惟罍之耻。王室之不宁，晋之耻也。”献子惧，而与宣子图之。

这同样是以“宗周”来称东周王室。因此，成周一名是否和“宗周”一样，存在着因时迁移的情况是不能不考虑的。实际上，从传世文献看，确有称周原地区为“成周”的情况。比如，《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

周公在丰，病，将没，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离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让，葬周公于毕，从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

周公像

文王、武王均葬于周原遗址的毕地，这是有明确记载的。[8]比如《逸周书·作雒解》记载，武王克殷“既归，乃岁十二月崩镐，肂予岐周。………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毕。”陈逢衡：“肂，与‘殔’通用。《小尔雅》：‘埋柩谓之肂。’”[9]可见，按《鲁周公世家》的记载，成周无疑就在周原遗址范围内。根据《尚书大传》的说法，周公平管蔡之乱后才有筑成周的事情。然而，《史记》卷三十七《卫康叔世家》却说：

管叔、蔡叔疑周公，乃与武庚禄父作乱，欲攻成周。

顾颉刚对于《史记》的这一记载，颇不能理解。他说：

史公明知成周与丰、镐有别，又明知周公葬于镐京东南，而乃自乱其例，以成周称丰、镐，何粗率之甚也？鲁、卫两《世家》称丰、镐为成周，与《穆天子传》为洛阳为宗周正同。战国、秦、汉人于古史知识不过尔尔。[10]

这是按《周本纪》说，把周公所葬的毕放在了在丰镐地区，故顾氏有此说。实际上，按《鲁周公世家》和《卫康叔世家》的说法，成周在周原地区，也是周成王行政的地方，这与《左传》提到的周成王在岐阳大会诸侯是正好吻合的。

周成王在岐阳大会诸侯，目前已经有四件青铜器提到，有学者称之为岐阳四器。[8]而后来形成的《王会篇》称周成王大会诸侯在成周，这也表明，成周就在周原。周原遗址在岐山之阳，由南远望可见秦岭的终南山。终南山，在《左传》中也叫中南山。这说明，周原地区本来就拥有“中”的名称。《诗经·民劳》称西周都城为“中国”，与之相适应的，《诗经·吉日》又称周都所在地为“中原”，并与漆、沮之水相联系（“漆沮之从，天子之所”），而漆、沮二水正好流经周原遗址的核心区域。这说明《诗经》和《左传》一样，均视周原地区为西周时代的“中国”。

漆水、沮水均流经周原遗址

出土于宝鸡的何尊记载，周成王五年迁宅成周，并称之为“中国”。按照《诗经》、《左传》的记载，据此推定周原遗址即西周时期的“成周”或者说“中国”本是顺其自然的。然而，受洛邑即成周观念的影响，大量学者把何尊的成周判定为洛邑。可是，这与周王大量活动于关中平原的历史事实不符。这一点，也为大量研究何尊的学者所承认。比如，马承源说：

历史的事实是，西周时期除了平王东迁洛邑以上，不仅成王没有迁都的事，以后也没有这回事。[12]

因此，他把何尊的“迁宅”解释为营造洛邑，而不理解为迁都。唐兰肯定周成王有迁都之事，但又无奈地说：

不知由于什么原因，周王朝的政治中心，还是在宗周，一直到幽王时西周王朝覆灭，平王才真正东迁。[13]

李学勤教授在研究何尊时更明确地说：

从文献上看，周武王所计划而在成王时建成的新邑成周，在西周二百多年间只处于陪都的地位，历代周王从未长居于此。[14]

据此，他引用清末学者简朝亮先生的意见，认为洛邑的“宅兹中国”只是以洛邑为东都，并未有迁都之事。杨宽先生同样说：

西周时代自从营建成周以后，始终东西两都并立，周天子经常居于镐京（即宗周）听政，有时也来到成周处理政务，西周金文就有“王在成周”的记载。无论古文献和西周金文中，都不见有迁都成周的踪迹，更不见有还都宗周的迹象。[15]

总之，学术界普遍不赞同周成王曾迁都洛邑的观点，但对何尊的“迁宅成周”却无法提供有说服力的解释。臧振先生在这方面已做相关评论，可参阅。实际上，赞同周成王曾迁都洛邑的学者，面临的问题是相当多的。比如，《召诰》、《洛诰》把周公、召公卜宅洛邑的时间均指向“七年”。这个七年，过去一直被理解为成王七年，但何尊却说成王在成王五祀居成周。因此，这些学者只能把《召诰》、《洛诰》中卜宅洛邑的时间解释为周公摄政七年，然后把周公归政成王的次年视为周成王元祀。[16]然而，从大量的传世文献和出土西周青铜器佐尊看，周公并未被列入周王世系。并且，无论从传世文献还是禽簋等西周金文来看，早期都提到周公相成王，至少在战国时期才出现“周公摄政”的记录，因此，周公是否曾经摄政本来就是一个大有疑问的问题，[17]在这种情况下，把《洛诰》的七年视为周公摄政纪年更不能产生说服力。

禽簋铭

西周时期的重器令方彝和令方彝提到，周王将册命周公之族的明保为卿事寮，于是明保来到成周，接受册命。次日，明保来到京宫进行祭祀，第三日，又到康宫祭祀。而康宫在西周青铜器中又总是与“周地”相联系的。由此可见，成周应当就是周地的一部分。而大量的学者囿于成周在洛邑的认识，认为洛邑也有康宫。然而，笔者检遍《殷周金文集成》发现，除了令方彝和令方尊的成周涉及“康宫”，其他涉及“成周”的大量青铜器铭文均再没提及“康宫”。并且，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中，“康宫”也没有与东周王室发生过联系。因此，如果认为洛邑也有康宫、甚至认为洛邑有大量的西周宗庙，这不但在考古上无法支撑，从金文材料上同样说不过去。反之，把成周放在已经发现大量建筑基址群的周原地区，这个问题就自然不存在了。

在西周金文中，周天子活动最多的地方，一个是成周，另一个就是周。我们知道，周原这个词最早出现在《诗经》中，这也是最早被称为“周”的地方。因此，学术界普遍肯定，周原遗址最初被称为“周”。在西周金文中，康宫普遍与“周”联系。同时，昭宫、穆宫、厉宫、夷宫、周庙等西周宗庙、宫室建筑均只与“周”相联系，而绝不与“成周”相联系。这种情况表明，周与成周虽然关系密切，但并不是一回事。考虑到与“周”联系着大量的宗庙，我们有理由认为，西周金文中的“宗周”和“成周”极有可能都属于周原遗址即“周”的一部分。只不过，“宗周”是宗庙中心，“成周”是行政中心，而周则是统称。实际上，检视西周金文也可以发现，“成周”确实常常与政务相联系，而涉及宗庙祭祀者极少。

质言之，西周时期之宗周、成周均在今周原遗址，只不过，宗周、成周、周的内涵有别。传统上被认为是周都的丰镐在金文中被统称为“蒡京”，其地位类似于秦之阿房、汉之上林苑，属周天子的离宫别苑，亦可视为周都的一部分。西周时期的洛邑在出土材料中被称为“新邑“，周人亦称为“郏鄏”，总体上在西周文献中出现得不多。两周之交，平王东迁洛邑，洛邑始获得“成周”、“宗周”、“王城”诸名，文献因此出现将洛邑的“成周”之名推及西周时期的现象。及王子朝之乱，在周敬王请求下，晋带领诸侯在狄泉筑城（今汉魏洛阳城城址），故狄泉城亦被有“成周”之名。从考古材料和文献材料来看，这个脉络均历历可考。

[1] 《史记》卷四《周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9月第1版，第170页。

[2] 宋江宁：《关中盆地史前到秦汉时期的中心区转移现象考察——兼论周原与沣镐遗址内涵差别巨大的原因》，《南方文物》2017年第4期。

[3] 李学勤：《青铜器与周原遗址》，《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1年第2期。

[4] 黄盛璋：《关于金文中的“蒡京、蒿、丰、邦”问题辨正》，《中华文史论丛》第四辑，1981年。

[5] 冯时：《西周蒡京与殷周宛祭——殷周苑囿与祭灶传统》，《中原文化研究》2019年第6期。

[6] 彭裕商：《新邑考》，《历史研究》2000年第5期。

[7] 臧振：《西周丰镐成周说》，收入《古史考论·西雍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6月。

[8] 臧振：《也谈“武王葬毕”》，《文博》2004年第5期。

[9] 黄怀信，张懋镕：《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548-550页。

[10] 顾颉刚：《顾颉刚读书笔记》第七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09页。

[11] 丁进：《岐阳四铭所记岐阳之盟史实辨析》，《学术月刊》2021年第7期。

[12] 马承源：《何尊铭文初释》，《文物》1976年第1期。

[13] 唐兰：《何尊铭文解释》，《文物》1976年第1期。

[14] 李学勤：《何尊新释》，原载《中原文物》1981年第1期。收入《新出青铜器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6月第1版。

[15] 杨宽：《释何尊铭文兼论周开国年代》，《文物》1983年第6期。

[16] 朱凤瀚：《〈召诰〉、〈洛诰〉、何尊与成周》，《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

[17] 彭裕商：《周公摄政考》，见氏著：《西周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2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