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他的著名小说《故乡》中，成功地塑造了一个“辛苦麻木”的普通农民形象—闰土。这小说中的闰土，就是以他的朋友章闰水为原型塑造出来的。
章闰水，又名运水，小名阿水，1879年农历闰三月出生，又因“五行缺水”，故名闰水。他比鲁迅大两岁，住在离绍兴城不远的道墟乡杜浦村。他们在儿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893年2月26日(农历除夕)，鲁迅的曾祖母戴老太太以七十九岁高龄去世；这一年的春节，鲁迅家又轮到九世祖“佩公祭”的值年，祖像、供品和祭器就临时移置在新台门“仁房”的大书房里。由于“过新年”、“办丧事”、“值年祭”这三件大事夹在一起，因而周家人来客往，显得热闹非凡。
为了防止祭器丢失，鲁迅家的短工章福庆（闰水的父亲），在征得鲁迅父亲的同意下，让他的儿子闰水来看管祭器。闰水是一个十分英俊可爱的小农民，长着一副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着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这是因为他父亲很爱他，怕他死去，所以在神佛面前许了愿，用银项圈将他套住。
闰水见人很怕羞，只是不怕鲁迅，没有别人的时候，便和鲁迅说话，不到半天，彼此就熟悉了。他俩哥弟相称，十分亲热。以后，闰水常随他父亲进城来周家运草灰去做肥料，因鲁迅后来去南京读书了，所以彼此很少见面。
1900年的春节，闰水进城来周家拜岁，鲁迅也从南京返家度假，彼此分别多年，今又重逢，自然倍感亲热。鲁迅殷情地款待这位童年时的好友，热情地挽留他在家多住几天。这时闰水已成了家，由于婚姻是父母一手包办的，所以婚后生活很不幸福，暗恋着同村的一个寡妇。
他意欲背叛封建礼教，与并不相爱的妻子离婚，和那位寡妇结合，但又慑于舆论的压力和家境的贫困，心里犹豫不决，感到十分痛苦。
这年正月初六天气晴朗，鲁迅陪同闰水去游南门的塔山，俯瞰古城绍兴的大好风光，观赏稽山镜水的秀丽景色。鲁迅的热情相待，唤起了闰水对童年时代的美好回忆，使他沉醉在童年时纯洁无私的绵绵情谊之中，暂且抹去了郁结在他心头的苦闷阴影。
第二天，鲁迅又陪同闰水去逛大街，到了大江桥，闰水看到测字摊，又勾起了他婚后不幸的苦闷，就怀着占卜凶吉的心理，测字先生说的一些“混沌乾坤”等语。但富有江湖经验的测字先生大约看出了闰水的神情，末了竟厉声说道：“勿可着鬼介着！”闰水听了精神恍惚，垂头丧气。鲁迅见了颇觉好笑，说他瘟了，还学着测字先生的话来取笑他，使得闰水很窘。
当时，鲁迅对这一事件只觉得有点好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他对社会本质认识的不断深化，促使他从闰水祈求个人生活的逢凶化吉、摆脱厄运的自欺心理，突然触发了他对生活的一种新颖而独到的见解：压在闰水身上的不光是贫困，还有几千年来封建思想的因袭重担，它扭曲了闰水的性格，使这位曾经引导他冲破狭隘天地的纯洁无暇的少年，变成了一个一心祈求神灵庇护的愚昧麻木的青年了。
鲁迅与闰水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19年12月。鲁迅这次退回绍兴，是告别自己的故乡，携眷北上，定居北京，闰水闻讯后即带着儿子启生进城帮助鲁迅搬家。这次重聚，意味着他们的诀别。
惜别之情，再次激起了他们对童年生活的美好回忆；人间的沧桑，又使他们感到无限的感慨和惆怅。生活的煎熬，环境的逼迫，使得中年的闰水脸上布满了深深的皱纹，脸色苍老灰黄，眼睛周围被海风吹得又红又肿。他头戴一顶破毡帽，身穿一件薄棉衣，浑身瑟索着，两手像松树皮似的粗苯，开裂，完全不是当年手拿钢叉、向猹刺去的英俊勇敢的小英雄形象了。
此时的闰水已经离婚，为此章家破费了不少钱，忍痛卖掉了两亩沙地，靠租种十多亩地来养活全家。沉重的经济压力，使得闰水的家境每下愈况，穷困不堪。闰水的深刻变化，后来就成了鲁迅创作小说《故乡》的重要契机。
1919年12月24日下午，鲁迅“以舟二艘奉母偕三弟眷属”离别故乡绍兴，闰水带女儿阿花再次进城，在东昌坊口的张马河为鲁迅送行。鲁迅乘坐的船只徐徐驶过“三味书屋”的石板桥，闰水目送着船只慢慢远去，直到消失在水天连接处，才带着女儿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张马河。闰水后来曾对自己的子女说：
“我要不是为你们这班小人拖累，早跟周家到北京去了。”
他们分别了，从此各居南北，遥相思念。
1930年，绍兴发生大旱灾，闰水一家只收了二斗秕谷，灾难的降临又使他想起了鲁迅：
“要是周家还在绍兴，我们就不会这样受苦了。”
1936年9月，闰水身患“背疽”，卧床不起，因无钱医治，疮化脓，烂得足有碗口那样大，仅过了个把月时间，病魔终于夺走了他的生命。临死前，他仍念念不忘鲁迅， 叮嘱子女：
“ 想办法给周先生带一点干青豆去， 他是好人。”
命运的恶神无情地鞭打着闰水的一生， 使他像压在大石底下的小草一样，默默地生长、萎黄和枯死， 然而却改变不了他质朴的心灵和诚实的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