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夏本纪》不载“后羿代夏”，有什么玄机？

《史记·夏本纪》记载：

夏后帝启崩，子帝太康立。帝太康失国，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太康崩，弟中康立，是为帝中康。帝中康时，羲和湎淫，废时乱日。胤往征之，作《胤征》。中康崩，子帝相立。帝相崩，子帝少康立。帝少康崩，子帝予立。帝予崩，子帝槐立。[1]

史记书影

众所周知，《夏本纪》的这部分内容缺载了“后羿代夏”和“少康复国”两大重要事件。对于这种情况，后世学者多有诟病。如傅斯年说：

夏后一代的大事正是和这些夷人斗争，此事现在若失传，然一把经典的材料摆布起来，这事件十分明显。可惜太史公当真不是一位古史家，虽羿浞少康的故事，竟一字不提，为其作《正义》者所讥。求雅训的结果，弄到消灭传说中的史迹，保留哲学家的虚妄。[2]

傅斯年像

杨向奎以唐代之安史之乱、清代之太平天国比拟羿浞少康之纷争，也认为《夏本纪》不载羿浞之事“确是太史公的失策”。[3]

除了这些批评，还有一些学者尝试以司马迁的疏略来解释。比如，唐人孔颖达说：

羿在夏世为一代大贼，《左传》称羿既篡位，寒浞杀之。羿灭夏后相，相子少康始灭浞复夏政。计羿、浞相承，向有百载，为夏乱甚矣。而《夏本纪》云：“太康崩，其弟仲康立。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都不言羿、浞之事，是马迁之说疏矣。[4]

司马贞、张守节为《夏本纪》作注，其说亦与孔氏相类[5]。通观《史记》一书，引用《左传》之文极多。显然，司马迁不将“少康中兴”放进《夏本纪》，以疏略来解释并不能令人信服。乾嘉之时，考据大兴。清人齐召南将《书序》百篇与《夏本纪》进行比照研究，试图考其原委，亦只能阙疑。他说：

《史记·夏本纪》于后相见灭、少康中兴略不言及，诚如颖达所讥。……夏统中绝者四十年，起自一成一旅，遂能殄灭过、戈，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自古中兴之君未有功业极盛如少康、后杼，中兴之臣未有忠勋并懋如靡、有鬲、虞思、女艾者也。《书序》百篇并无其事，抑独何哉！[6]

逮及清季，康有为发表石破天惊的《新学伪经考》，提出《左传》和《夏本纪》中有关少康中兴的记载均为刘歆窜入的观点。他说：“《夏本纪》无夏中亡而少康中兴事，此何事也？而史公于述《本纪》若不知而于《吴世家》乃叙之邪？其谬不待言。然此事亦非全无来历。” 接着，康氏在引用《离骚》后说：“盖战国多杂说，史迁所谓‘言不雅驯’者，歆入之于《左传》，并窜之于《史记》耳。”[7]

承康氏之遗绪，顾颉刚与童书业著成《夏史三论》一文，于1936年在《燕京大学史学年报》正式发表。该文断言“今本《左传》里关于少康中兴故事的记载是光武以后的人影射了光武的中兴故事而杜造的”。[8]

从孔颖达、司马贞、张守节到齐召南、康有为、顾颉刚、童书业，诸氏所论，无论是诘史迁之疏，还是断少康中兴之事为作伪，实际上都基于一个共同的信念，即承认少康属于以大禹为始的夏王世系中的一员。基于《夏本纪》的记载，把少康政权称为夏自然是一个无须讨论的问题。然而，从先秦及大多数的两汉文献来看，少康政权是否应称为“夏”，或者说少康和杼是否应当放入以禹为始的夏王世系中，实际上仍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李学勤认为，《夏本纪》之所以不采《左传》襄公四年、哀公元年后羿、寒浞事迹，是因为“司马迁于纪（指《夏本纪》）、表（指《三代世表》）中仅据《尚书》，包括当时新发现的逸《书》，而《书》中未见羿、浞之事，这便是纪、表失记有关史迹的原因”。[9]

李学勤先生像

《夏本纪》所载刘累学扰龙以事孔甲之事，即见于《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而不见于《尚书》，故李学勤先生之说仍须讨论。那么，更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从先秦文献的记载中去寻找答案。

《左传·成公八年》记载，赵氏遭“下宫之难”，晋景公将赵氏之田赐予祁奚。同时，赵氏余脉赵武随其母庄姬（景公之姐）入住晋公宫。韩厥谏晋景公道：

三代之令王，皆数百年保天之禄。夫岂无辟王，赖前哲以免也。[10]

这段话的意思是，三代之君都能保持数百年国运；其间虽有邪僻之君，但均能依赖先君的贤明而得以免除亡国的命运。约言之，三代均无国祚中断之事。又《国语·周语下》晋太夫叔向言：

吾闻之曰：“一姓不再兴。”[11]

又《逸周书·太子晋》言：

自太皞以下，至于尧舜禹，未有一姓而再有天下者。[12]

以上三条材料表明，一个朝代不会两度兴盛是春秋时期普遍存在的历史认识。然而，《左传》说后羿“因夏民以代夏政”，《天问》说“帝降夷羿，革孽夏民”，《后汉书·东夷传》说“太康失国，四夷背叛”，这些材料众口一词，皆言夏祚在后羿时已尽。换言之，按春秋时代的观念，少康复国、后杼中兴之事与大禹时代的“夏”已然无关。李旻先生在谈到夏代的这段史料时也指出：

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王朝曾经在国祚中断百年后成功复辟。如果我们不去追究少康传说的历史性，而把这个历时近百年的复国故事当作一个新兴政权的建国叙事，那么这个复兴夏祚的努力就是一个历史上反复出现的政治传统的开端－－许多政权以夏为号，昭示其历史正当性。[13]

仔细研读《左传》有关少康和后杼的记载，其实我们也很难断言《左传》作者有以少康为夏王的观念。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用《左传》涉及“少康中兴”事件的两条原始记录来加以说明。

左传文盛堂藏本

第一条来自《哀公元年》伍子胥的论述。该条材料称少康、后杼“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这说明少康、后杼确实把自己建立的政权视为对“夏”的延续。但需要明确的是，后杼、少康把自己建立的政权称为“夏”实质是为了“昭示其历史正当性”，并非因为其与大禹时代的夏属于一个权力系统。正如后来的东汉对西汉、蜀汉对东汉一样，也都是通过继承“汉”这个名号来确立自己的历史正当性。所以，后来蔡邕在言及光武中兴时才会套用《左传》的话说：“祀汉配天，罔失旧物。”[14]

第二条材料来自《襄公四年》。在这条材料中，魏绛说后羿“因夏民以代夏政”，事实上也是承认夏祚已亡。少康曾娶妻于有虞氏，而《虞人之箴》言夷不用德，又言“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意思是说羿虽然占有了夏人原来的土地，但由于崇尚武力，已经不能恢复夏家之德了。质言之，《虞人之箴》虽然承认后羿称帝的事实，却不承认他可以代表夏家。

再从《左传·僖公三十一年》的记载来看，宁武子曾提到姒姓的杞、曾二国对夏后相均不进行祭祀，这说明太康之后的所谓夏王同样不被杞国、曾国承认。因此，笔者认为司马迁不使用“后羿代夏”、“少康中兴”这些史料的合理解释是，这些史料与其所构筑的《夏本纪》体系无法调和，而不是因为他没有看到“一姓不再兴”以及“少康中兴”等这些先秦材料。

值得注意的是，《尚书》中有关夏代的内容，不含有“少康中兴”及其后的任何历史事件，这表明《尚书》同样不把“少康中兴”及其以后的历史视为夏代历史。此前，笔者已经在相关文章中提到，《尚书》、《墨子》和《竹书纪年》均以黄帝为夏代开端，这与《史记》以禹为夏代开端判然有别。本文的研究则进一步表明，先秦人的观念中的夏代本亡于后羿之手。至于“后羿代夏”与“成汤伐桀”是什么关系，笔者在《夏商并行论：广汉三星堆遗址、成都金沙遗址为夏文化的22条证据》中曾提到，这两大事件实际上是同一事件的不同版本。关于这个问题，笔者今后仍将做进一步讨论，这里暂不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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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史记》卷二《夏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5—86页。

[2] 傅斯年：《夷夏东西说》，载《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一种《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国立中央研究院，1933年，第1112页。

[3] 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0页。

[4]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57C页。

[5] 《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6─87页。

[6] （清）齐召南：《尚书注疏考证》，《续修四库全书》第44册，第91页。

[7] 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古籍出版社，1956年，第41页。

[8] 吕思勉、童书业编著：《古史辨》第7册下，第233─256页。

[9] 李学勤：《夏商周年代学札记》，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55页。

[10]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905A页。

[11] 《国语》卷三《周语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14页。

[12] 黄怀信，张懋镕：《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100页。

[13] 李旻：《重返夏墟：社会记忆与经典的发生》，《考古学报》2017年第3期，第306页。

[14] 《全后汉文》卷七十五《光武济阳宫碑》，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8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