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谁更适合担任淮海战役的军事总指挥？
这是一个广大军事历史爱好者一直在讨论的话题。
但这却是淮海战役的一个核心问题。不同的历史人物起着不同的作用，所占据的层面也不尽相同。值得从各个方面去论证、剖析一下。
淮海战役规模宏大，纷繁复杂，在进行过程中的不断变化，才是描述此战役的复杂之处。每个历史人物对这场战役每个阶段的影响力，才是本文主题的核心所在。
作者正在创作的淮海战役三部曲，要达到主干清晰、骨肉丰满，不是三篇合计三万多字的文章就能得其精髓、窥其全貌的。
淮海战役本就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此篇算是淮海战役一个番外篇。也算是一篇论文。
没有这个番外篇，就难以理解淮海战役的精髓所在，是淮海战役一个重要的补充。
淮海战役是一场以徐州为中心，地跨江苏、山东、河南、安徽四省的大战。其战役规模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是。在世界军事史上，都堪称奇迹的经典战例。
数一数二
有八十万国民党军队，六十万共产党军队以及五百万民工，经过六十六天惊天动地的鏖战，中国共产党最终取得完胜，一举拿下长江以北的半壁江山。
这是一场决定两党命运的终极决战，此战过后，毕其功于一役，江北乃至全国，再无大仗。中国共产党通过二十七年的奋斗，终于实现了问鼎中原的梦想。
而此战之后，国民党有规模的精锐主力丧失殆尽，再也没有有效的军事力量，能够阻止共产党军队横扫天下了。
淮海战役是一场规模空前的大决战，其规模之大、变化之多可以说举世罕见。不是一两个高级将领就可以从全局角度统筹兼顾的。
因此，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淮海战役总前委。以统筹领导，协同。
指挥
谁都知道，这场震古烁今的战役建议者、发起者、组织者和指挥者，是没上过任何军校、士兵出身的粟裕。
整个淮海战役的绝对主力又是陈、粟的华东野战军。当时，陈毅调往中原局，粟裕以代司令员的职务，执掌着华野的军、政大权。
毛泽东也曾经说过:“淮海战役，粟裕第一功。”
所以有很多人都认为，或者从表面上看，淮海战役总指挥应该是粟裕。
甚至关于淮海战役军事总指挥任命的问题，一度在网上引起了争论。非专业军事历史爱好者一度认为，粟裕主宰了整个前敌战场。
但是，如果深入研究一下这段历史，考证一些有迹可循的方方面面，就会觉得当时任命刘伯承任淮海战役统筹全局的军事总指挥，在各方面确实是最合适的安排。
这样的任命，深厚的资历固然是一方面，但绝不是主要因素。
事实证明，历来讲求实际的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在重大问题上任命上，是绝不会论资排辈的。三番五次要粟裕独当一面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战略高度和战术风格，在淮海战役军事总指挥的任命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是为了工作达到目的而不计个人得失，尤其是在战场上。而正是刘、陈、邓、粟、谭的各司其职、精诚团结，才发挥出相得益彰的效果。
而在刘伯承正式进入中原战场之前，粟裕就曾经建议中央军委，由陈毅、邓小平统筹指挥淮海战役。
然后再仔细注意一下刘伯承元帅在整个解放战争中的棋局对弈，就会发现他的每一颗落子，都点在了战略层面的最关键节点上。所走的每一步，都是事关全局，非同小可。
再说粟裕负责着淮海战役的绝对主力华东野战军的前敌指挥，如此规模巨大、纷繁复杂的统筹和协调则不能兼顾。
就淮海战役的演变进程和规模而言，界历来有“小淮海”和“大淮海”之称。
军史
尤其在这场规模空前、复杂多变以及战略意义无出其右的大决战里，刘、陈、邓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而其中刘伯承攻占宿县，以及一系列的“神走位”，更是直接把战役推到了战略决战的层面。
粟裕是淮海战役的发起者，华东野战军是淮海战役的绝对主力。
但把“小淮海”推到“大淮海”、把大歼灭战演变成战略决战的是刘、陈、邓率领的中原野战军。
淮海战役自粟裕起不假，但中原大战却迟早要打，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粟裕的“斗胆直陈”、改变了中央军委已经形成的决议后，提前引发了这场大战。
粟裕最初提出的淮海战役构想，是徐州以东的两淮到海州的区域作战，就是界的“小淮海”概念，而不是全歼徐州之敌的“大淮海”决战模式。
军史
有一点可以肯定，淮海战役发起之初，国、共两党的领袖、包括建议发起者粟裕都没有想到，这场战役会打到这么大规模，会打出这样的结果。
毛泽东的话，证实了这一点:“战役发起以前，我们已估计到在第一阶段会消灭敌人十八个师。但对隔断徐、蚌，使徐州之敌完全孤立，迫使其决战这两点，那时我们尚不敢做这样的估计。”
注意“隔断徐、蚌”，就是攻占宿县。从徐州沿津浦路南下至蚌埠的中间，就是宿县。切断徐、蚌，等于把整个徐州之敌南撤之路也切断了，完成了一个大的战略包围。
从而迫使蒋介石孤注一掷，摊牌决战。攻占宿县，是“大淮海”的最重要关节点。
把淮海战役打成战略决战，粟裕同样也没想到。他在淮海战役中至关重要的战略地位，是从他的“斗胆直陈”，改变了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一个已经形成决议的战略决策。
这个改变，是具有战略意义的改变。
因为毛泽东所设想的胜利之路，原本是另外一条。
（二）
如果说是粟裕将军推动了淮海战役的开展，那么刘、邓大军则可以说不惜一切代价执行了毛泽东的战略意图，推动了整个解放战争的开展。
因为，全国大势的攻防转换，是从千里跃进大别山开始的。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转折”。
一九四七年三月，蒋介石调集六十五万大军进攻陕北和山东，毛泽东被迫放弃延安，全国各地的根据地也被压缩到了极限。
如何扭转严峻的不利局面，是转战中的毛泽东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面对国民党军队势在必得的高压进攻，雄才大略的毛泽东自然不会按对手的节奏应对，反手一剑，刺向国民党要害部位。
他一边转战陕北，一边电令晋冀鲁豫野战军（1948年5月后改为中原野战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华东野战军和陈赓的太岳兵团配合，把战场引到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区。
此时的刘、邓大军是共产党在全国战场上最大的一支军事力量。具有战略意识的刘伯承也深知此次军事行动的重要性和战略高度，以及将要付出的代价。
但刘伯承毅然义无反顾地命令大军，在三百里正面上一举突破国民党军“黄河防线”，发起鲁西南战役。经过二十八天连续作战，取得歼敌四个整编师六万余人的重大胜利。
之后，刘邓大军分三路挥师南下，开始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直捣国民党统治腹心的壮举。为了轻装前进，把重型武器全部丢弃。
千里转战，面临层层截杀，且无根据地可以依托，无重武器可以作战。但最终成功地到达大别山地区，达到了战略目的。
在老百姓不了解共产党和解放军的情况下，深入敌后创建根据地是何等的艰难。再加上国民党军调集重兵围堵，其艰难困苦远非常人所能想象。
此次千里跃进，经过十个多月的艰苦作战，歼敌三十余万人，解放县城一百余座，开辟并扩大了中原解放区，形成三路大军互为犄角、机动歼敌、逐鹿中原的大好局面。
但刘、邓大军却元气大伤，从十二万锐减至五万。但此次军事行动的作用，却是居功至伟。损失虽大，但却是扭转全国性战略态势的伟大胜利。
它把国民党全方位的进攻体系，全部拉散。使得共产党在全国态势的战略架构，处于有利地位。国民党军队再也不能全力进攻，而不得不处于防守态势。
刘、邓大军以自身惨重的代价，为全国的解放战争做出了不可估量的卓越贡献。毛泽东把以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战略进攻称作中国革命“历史的转折点”。
一年过去，这个战略行动显示出了丰硕而具有决定性的效果。
由于刘、邓大军挺进中原牵扯了国民党的视线和兵力，全国的解放军已经从容完成了各方面准备，相继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全面防御，解放战争节奏大大加快。
而由此说明了刘伯承所占的高度，以及在整个整个解放战争中战略层面所起的作用，淮海战役军事总指挥应该非刘伯承莫属的原因之一。
此时的中原地区已经成了前沿阵地，国民党部署了大量重兵集团，对共产党部署在中原地区的军事集团、特别是刘邓大军形成很大威胁。
“抗日战争快不动，解放战争拖不得。”已经东渡黄河，进入河北的毛泽东为了加快解放战争的进程，随即有了再一次战略跃进的构想。
恰逢刘、邓此时致电毛泽东，希望以友军的行动，调动中原野战军当面之敌，以大范围机动作战，吸引中原之敌回援，减轻刘、邓在大别山的压力。
毛泽东计划另派一路大军南渡长江，进一步把战场引入长江以南的国民党统治后方核心地区，建立根据地，把敌人战线拉长，将敌人重兵集团分散开来，然后集中优势兵力陆续加以歼灭。
“变中原为华北，变江南为中原”。依次层层往敌占区推进，各个击破，直至全国解放。
1948年1月，通过军委常委会研究，计划从华野现有的七个纵队中，分出三个纵队由粟裕挂帅，组成“东南野战军”南渡长江，并相继制定了编制序列及干部组成名单。
而粟裕经过近三个月的仔细考虑，他认为南下渡江属于无依托作战，没有根据地，整个过程中势必会损失一半以上部队。
况且分兵后，江北的兵力也会大大削弱而面临巨大危险。分兵后两个战场的歼敌困难会无限放大，与其这样，不如集中优势兵力在黄淮地区打大的歼灭战。
4月，在河北城南庄的中共书记处扩大会议上，粟裕“斗胆直陈”，打动了中央军委，打动了不会轻易被说服的毛泽东，同意了暂不过江、留在江北打大歼灭战。
而同意的只是“暂”不过江，言外之意你先打，视情况而定，打不好还是要继续执行军委决策南渡长江的。
随后的豫东战役，粟裕一战便完成了中央军委给他下达的歼敌数字，这才让毛泽东下了在江北打大歼灭战的决心。
要知道给粟裕下达的歼敌数字与自己的兵力相当，装备又不如对方。不拿出过人的气魄和自信，以及险中求胜的胆量，是很难完成这个“军令状”的。因此，豫东战役虽歼敌九万多，自己也付出了三万多人的代价。
然而，粟裕这次的“斗胆直陈”，直接引发了在横跨四省的广大地域上，那场规模巨大的战略决战，其作用非同小可。（详见本文作者另外一篇《粟裕的一次“抗命”，直接引发了中国战争史上一场旷古烁今的决战》）
再加上淮海战役中，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绝对主力歼敌最多的战绩，才有了毛泽东的赞誉:“淮海战役，粟裕第一功！”
（三）
而在淮海战役尚未开始之前，刘伯承又随即接连埋下两个堪称战略意义的伏笔，那就是“洛阳战役”和“襄樊战役”。
刘、邓大军克服了千难万险站稳了脚跟，华中“剿总”白崇禧组织了十五个整编师又三个旅的兵力，近二十万大军开始了对大别山地区全面围攻。
1947年11月下旬，刘、邓认为大别山区回旋余地狭窄，粮食困难，不便于大兵团进行回旋机动作战。在邓小平一再要求和坚持下，由他率主力部队留在大别山，在内线进行游击战，牵住敌人。
另以刘伯承率领野战军机关带部分部队跳出包围圈，转入外线，进攻大别山以西的桐柏、江汉一带，实施战略展开，由此来打破白崇禧的围攻。
而刘伯承率领第一纵队，出外线挺进淮西。经过几次战斗，把淮河变成了中原解放区的内河，并且成功地实现了与华野的陈士榘、唐亮兵团，和陈赓、谢富治兵团在平汉线胜利会师。
“变中原为华北”的战略构想，刘伯承功不可没。
眼看刘伯承纵横平汉线，白崇禧不得不从大别山调出13个旅前来“围剿”。他一调兵，大别山的围攻也就不攻自破了。
但邓小平在敌重兵“围剿”下内线的转战和周旋，其艰难困苦可想而知。
到1948年2月转出大别山，刘、邓重新会合时，从大别山转出的部队喜悲交织，泪流满面。如果不是依旧迈着整齐的步伐，很难将之称之为“部队”了。
他们衣衫褴褛、面容憔悴、须发如荒草，但目光依然坚定。
从他们这种形象的背后，也隐示着一个令人心悸的伤亡数字。因此不需要再举更多的例子，发更多的感慨，他们此刻的形象所代表的是，为实现伟大的战略转折，刘邓大军所付出的艰难和困苦、英勇和牺牲。
他们用鲜血染红了中原大地，也把中国共产党军队在全国范围内，由防御带人了进攻的同时，也把根据地扩展到了中原。鲜血没有白流，汗水没有白洒……。
刘、邓聚合后，他们深远的眼光又会盯在哪里呢？
洛阳，自古以来就是中原军事重镇，陇海线上的三省要冲。拿下洛阳，既可以切断国民党军中原与西北的联系，又可以使解放军中原根据地与华北根据地连成一片。
最重要的是，在即将开展的战略决战中，可以为中原战场提供更为广阔而深远的后方依托。而对国民党军来说，就会失去从郑州到西安的枢纽，使国民党中原、西北两个战场同时陷入孤立和被动。
1948年3月8日，刘伯承、邓小平签发了攻击洛阳的命令。攻击部队由华野的陈士榘、唐亮兵团，和陈赓、谢富治兵团担任。当日扫清外围，9日攻占城关，13月日突入城内，14日全歼守敌国民党军青年军206师，活捉师长邱行湘。
除了以上的战略作用，拿下洛阳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试图以此调动牵制敌人，呼应掩护华东野战军执行中央军委命令，准备南下渡江的行动。
而此时的粟裕，一边做渡江的各种准备，一边在思考着此次军事行动的利害得失。反复思考后，在陈毅的鼓励下，鼓起勇气于4月18日向中央军委发出了著名的“子养电”（军委于22日收到）。
随即应中央军委的命令，到河北城南庄去阐述理由。在回华东野战军司令部驻地时，朱德总司令一起来到了濮阳。
朱德此行目的是交接和整风。由于中原要打大仗，中原局和中原军区的领导需要加强。但各方面干部的缺乏，以及中原野战军要分兵，缺乏军事主官的情况，中央决定让陈毅率一部分干部到中原军区、中原野战军工作，让粟裕独挑华东野战军大梁。
大兵团作战，军纪要严。整风的目的是就是鉴于陈毅调走后，让华野几个资深纵队司令员，务必服从和配合粟裕的军政指挥工作。
资历和威望的影响力，历来不管在任何地方、任何团体都是客观存在的。
即使是在共产党这样注重实际、精诚团结的队伍中，虽然没有影响大局，但也时常存在。统一命令，服从指挥，对下一步即将开展的大战，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淮海战役军事总指挥的任命，资历虽不是主要因素，但也未必不是原因之一。
中野打下洛阳后，陈毅率领一大批干部，来到了中原野战军与刘、邓会合。
中原野战军如虎添翼，在4月中旬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宛西、宛东战役，使国民党不得不放弃许多中小据点，把兵力集中在徐州、郑州等几个孤立的战略要地。
这又是一步战略性质的妙手好棋，把敌人划零散为集中分割开来，为淮海战役这场战略决战创造了先决性条件。
粟裕于5月底东渡黄河，准备发起了豫东战役。预计先歼灭邱清泉的第五军，但邱清泉往机警地率部队向西北方向进入山东，与其他部队抱成一团。
粟裕经过思考，果断地甩开邱清泉的第五军，掉头向西直扑开封，于6月22日，当时的河南省会开封被华东野战军攻占，震动了蒋介石。
在吸引了邱清泉、胡琏、区寿年、黄百韬兵团前来驰援开封后，粟裕果断放弃开封，展开运动战包围了区寿年兵团。豫东战役正式开始。
在这个时刻，华中“剿总”白崇禧企图派主力北援。中央军委命令中原野战军牵制南线之敌，配合华野开展大规模歼灭战。
刘、陈、邓遂决定发起襄樊战役。
此举一举两得，其一可以牵制白崇禧部不敢北上夹击华野；其二才是战略性的，拿下襄阳，在淮海战役打到最关键时刻，即使蒋介石再三催促，白崇禧也不敢派出一兵一卒进入淮海战场。非但如此，白崇禧还将蒋介石嫡系的宋希濂兵团也扣在了华中。
国民党方面的派系斗争固然存在，但军事层面才是决定性的，起码起到一定作用。因为，这是襄阳的战略地位所决定的。这是一个军事常识性问题。
7月16日黄昏，经过十四个昼夜的激战，中原野战军以伤亡三千七百人的代价拿下襄阳，歼敌两万一千人，活捉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长官康泽，副司令长官郭勋祺。
此战使解放军控制了汉水中游，威胁了国民党军的总后方，有力牵制了武汉白崇禧集团。这一战役的重要性，在即将开展的淮海大决战中真正显示出来。
刘伯承高远的战略眼光，和绝妙的战术素养，又一次得到了证实。
（四）
淮海战役军事总指挥的任命，战略高度占比很大，而战术风格从很大程度上，也是决定性因素。
战术风格各有不同，各有各的优势和劣势。在各个战场和不同对手的应对，都不尽相同，缺一不可。但作战风格像烙印与标签，每个人都有其独到之处。
刘伯承与粟裕都是惊才绝艳的优秀将领、常胜将军。此次的对比只是评价，无褒贬之意，只是在都非常优秀的基础上，看更加适合某一方面而已。
兵本无常形，何来高下之分？取胜为王道。
“精算师”林彪曾经评价他和粟裕的战术风格:
“我们两个由于经历不同，而形成了不同风格。我因为长期以来，肩负保卫党中央的重任，又是毛主席直接指挥的主力，我的担子很重，打仗较为慎重。一般情况下，有了七成把握才打，只有五六成把握，风险太大，不能打，等到有了八九成把握，又会失去战机，无仗可打！而粟裕同志呢，长期远离中央孤军作战，一般情况都是在敌人包围的态势下打的仗，不冒险就无法生存，养成了他敢于冒险的特点。”
每逢粟裕的作战案例，林彪必是仔细整理研究，评说：“尽打神仙仗！”。这个无法解释的非常规形容词，不知道是不是“神险仗”的谐称。
粟裕善用奇兵，善打险仗恶仗，纵观其战绩，从七战七捷，到孟良崮战役，再到豫东战役和鏖战碾庄圩，无一不惊，无一不险。
他敢于下常人所不敢下的决心，敢于在万马军中取上将人头，经常人少的动不动敢包围人多的。用兵胆子之大，经常把敌人惊得目瞪口呆。
豫东战役被他俘虏的老相识区寿年，也无不善意地对粟裕表达:“粟司令艺高胆大，我很是钦佩。但是你用兵胃口太大太狠，早晚要吃大亏……”粟裕笑而不语。
“胃口太大”是建立在很高的军事指挥素养上的。出其不意，想常人所不敢想，本身就是一种很高的战术谋略。“战神”可不是白叫的，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在整个解放战争中，歼敌最多，战果最大。
刘伯承则善用奇谋妙计，善打巧仗，应对方法变化多端。
能从宏观上把握战场态势，这大概跟他深厚的资历有关。从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到红军总参谋长，一直位于统筹全军的职务，战略意识的高度自非常人所及。
另外，足智多谋是刘伯承的标签。抗日战争时期任129师师长时，七亘村两伏日军就是一个绝好的例子，日军做梦也想不到八路军会在同一个地方重复设伏两次。其精妙绝伦的战术，让国民党军惊叹、日军胆寒。
在蒋介石刚刚发动内战之时，他组织了上党战役，歼敌十三个师。随后又打了平汉战役，歼敌二个军，接着战陇海，下定陶，挥师南下，千里跃进。而后，襄樊战役仅用三千多人的代价，歼敌两万一千人。
在刘伯承的军事生涯中，指挥的每一场仗，都是以极少的伤亡，换取最大的战果。他作战灵活机智，变化多端，对拼命战和消耗负气的打法比较排斥。
他精于兵法，料事如神，素有“军神”之称而享誉世界军坛。
尤其对战略认识的高度，在共产党众多将领中，更是拔群出萃。对战略意图的领会和权衡，我个人认为，甚至超过十大元帅中，排名第三的林彪。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刘伯承权衡利弊，依然决然地不惜代价，促全大局。虽损失巨大，却被毛泽东称为:中国革命“历史的转折点”。
相比于刘伯承，林彪在执行毛泽东“南下北宁线”夺取锦州、关门打狗的战略构想时，却显得患得患失、瞻前顾后。使双方的“大略之争”，竟然持续了八个月之久。
除非事关重大，决定全局的关键战略步骤，毛泽东一般是不会干涉各大军区、各大野战军的具体作战朝向和部署，多数只是规定一个方针，即便意图有明显的偏向性，也多是也是建议、商议的口吻。
但对林彪的犹豫，毛泽东最后用了前所未有的严厉口吻，再加上罗荣桓的劝解，林彪才下定决心听命军委决定，部署展开锦州攻坚战。（见本文作者另一篇《战锦方为大问题——解读毛泽东盘活解放战争全局的战略性胜负手》）
不过，用兵谨慎本就是林彪的特点，从白山黑水打到天涯海角，三大战役独领其二，林彪超群绝伦的军事才华毋容置疑，其战功之大，亦无出其右。
林彪之前也并没有在统筹全军的岗位上，做过部署和协同工作，有时难以领会毛泽东的战略高度。但在军事指挥、战术发明和实施上，确实卓尔不群，出类拔萃。
在此仅就强调战略意识方面，与本篇主角刘伯承做一个对比，无厚此薄彼之意。而从战略意识综合作战风格方面，看淮海战役军事总指挥的任命，相信读者已有答案。
肯为战略做出牺牲，体现出刘伯承识大体、顾大局的高度战略意识。实际行动上，刘伯承在战役中，堪称“神走位”的铺垫和助攻，将淮海战役推向了另外一个高度。
（五）
济南战役激战正酣之时，粟裕就提出了发起淮海战役的构想。
粟裕的建议，是南下出兵徐蚌线，攻占淮阴和淮安的同时，在两淮到海州、新浦、连云港一带作战，这样不但可以让徐州一带国民党军退守长江，还可以将山东和苏北战场连成一片。这就是军史界所称的“小淮海”。
毛泽东同意了粟裕的建议，但强调“淮海战役第一作战、并且最主要作战是钳制邱李兵团，歼灭黄百韬兵团”。
济南战役后，黄百韬兵团沿陇海路行进至徐州和海州之间的新安镇，处于拱卫徐州，北拒华野的一线位置。
毛泽东特意提醒粟裕，新安镇离徐州很近，一旦黄百韬遭到攻击，徐州的邱清泉、李弥兵团增援便利，应积极做好打援准备的同时，对战役规模的扩大化做好应对措施。
此时，毛泽东和粟裕都无法预料，一旦战役发动将演变为何等规模。更没预料到，此战最终能将国民党最精锐的有生力量，在徐州一带一举歼灭。
位列三大战役之首的淮海战役，国民党称之为徐蚌会战。国民党徐蚌会战方案确立后，商丘的刘汝明兵团、郑州的孙元良兵团陆续往徐州集结。
就在这时，刘、陈、邓又踏出了战略性的关键一步。
刘伯承决定，由自己和李达指挥第二、第六纵队和中原军区部队，继续在豫西牵制黄维兵团和张淦兵团，使其无法东顾。
陈毅和邓小平率第一、三、四、九纵队，在华北军区十四纵的配合下，发起对郑州的攻击。
郑州之战是淮海战役发起以前一次重要的战役。他的关键意义在于，此役推动了“小淮海”向“大淮海”开始转变。
郑州扼守平汉、陇海两路的交汇处，本是国民党重兵把守的中原重镇。但孙元良兵团已经调往徐州方向，还有国民党九十九军主力被调往蚌埠，只有两个师在郑州驻守。
陈、邓于10月21日发起攻击时，驻守郑州的国民党军两个师弃城而逃。使原本准备的城市攻坚战，变成了野外追击战。九纵司令员秦基伟为防止敌逃脱，而预先设在通往新乡路上的七十九团起到了重大作用。前堵后追全歼了敌一万一千多人。
本来攻打郑州是配合华野牵制作战，但敌重兵已经向徐州靠拢，使战场态势呈现出新的格局，即华野、中野已处于从东、西两面夹击徐州之势。
郑州丢失后，国民党军随即放弃了开封，全部兵力撤至蚌埠拱卫徐州，准备实施徐蚌会战计划。
陈毅、邓小平建议中央军委，改变南下蒙城，控制淮南至运河广大地区以吸引徐州之敌“分兵南压”的计划，中野全部进入徐蚌战场，负责牵制邱清泉和孙元良兵团，配合华东野战军歼灭黄百韬兵团。
战场变化到这种形势，粟裕意识到战役规模会比以前预想的要大的多。在10月31日向中央军委发出电报，提出由陈毅、邓小平统一指挥淮海战役。
这是粟裕在建议发动淮海战役之后，提出的又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建议。
象征着从“小淮海”逐渐向“大淮海”的过渡。
在这个过程中，除了粟裕的发起和起决定性因素的强大兵力，两路中原野战军的推波助澜，起到了战略层面上的决定性作用。
11月1日，毛泽东同意:“整个战役由陈、邓统一指挥。”
战役规模之大，已经不是只有四个纵队的陈、邓所能全盘掌握。出于各方面的限制，遂在第二天回复中央军委:“惟因通讯工具太弱，故请军委对粟、谭方面多直接指挥。”
11月2日，负责牵制黄维、张淦兵团的刘伯承，命令六纵攻击南阳。战至3日中午，六纵接到命令即刻停止攻击，去尾随袭扰往徐州方向东进的黄维兵团。
4日下午，南阳守军弃城南逃，中原六军分区三十九团迅速占领南阳城。一向重视、瞩目南阳重要战略地位的毛泽东闻知这一消息后，欣然命笔，挥毫撰写了著名的《中原我军占领南阳》。
当时，东北已经全境解放，毛泽东信心十足地说:“我军大约再有一年时间，再歼敌一百个师左右，即可达成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这一目的。”
1948年11月6日，粟裕命令华东野战军向从新安镇出逃的黄百韬第七兵团发起了攻击，淮海战役正式开始。
10日，将之团团围在碾庄圩。
（六）
就在粟裕将黄百韬兵团围住的同一天，刘伯承进入了淮海战场。
在河南和安徽交界的一个村庄，刘、陈、邓重新聚首。刘伯承随即于陈赓的四纵指挥部里，召集各纵队指挥员，开了一次举足轻重的重要军事会议，提出一个重大方案。
会议结果上报中央军委同意后，刘伯承剑指徐州以南蚌埠以北的两地之间、津浦铁路线上的重镇宿县。
1948年11月15日，粟裕围歼黄百韬兵团的碾庄圩外围战，正在如火如荼之时，刘伯承攻占了宿县。
具有战略眼光和胆魄的刘伯承，率中原野战军一举攻占宿县，切掉了徐州到蚌埠的津浦路段。对整个徐州之敌完成了战略上的包围，也就相当于切掉了整个中原地区国民党军南撤的道路。
这就不得不迫使蒋介石派出他最大的一个战略级兵团加入淮海战场，在这个横跨四省的广大地区，完成决定命运的战略决战。
当粟裕在战术上全力围歼黄百韬的时候，刘伯承跨出了战略上最关键的一步。
“小淮海”已经正式转变为“大淮海”。
打成这样的规模，毛泽东和蒋介石事先都是一个也没想到。
蒋介石更是变本加厉，赌注越来越大，甚至在淮海战役第二阶段时，要把华中的军事集团也要压在徐州战场，被白崇禧拒绝，并扣住了蒋介石的嫡系宋希濂兵团。
战局正朝着有利于解放军的形势发展。
16日，粟裕围歼黄百韬兵团的碾庄圩正在硝烟火海，惊天动地之时，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致电华野、中野:
“随着战役越打越大，要求统筹领导，协同指挥。成立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的淮海战役总前委。可能时，开五人会议讨论重要问题。
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为常委，临机处置一切。邓小平为总前委书记。”
从排名先后领会中央军委的意图，很明确，不管总前委排名，还是常委排名，淮海战役军事总指挥都是刘伯承，负责战役的统筹规划、安排和部署。
邓小平作为总前委书记负责审核和决策。
陈毅也是常委，遇上不同意见时，他的表决对最终决策可以起到关键性作用。
也就是说，淮海战役总前委五个人通过商议、讨论、制订战略方案，而最终的决定权在常委。
粟裕则相当于前敌总指挥，指挥和部署淮海战役中的绝对主力华东野战军去执行总前委最终决定。
谭震林配合粟裕的前敌指挥工作。
这场规模古今少有的战役，在相得益彰、各司其职的五个总前委成员指挥下，已经向更大、更复杂、更白热化的方向迈进。
1948年11月22日下午，面对碾庄圩方向越来越稀疏的枪炮声，已经杀到离碾庄圩不到十里的国民党援兵邱清泉和李弥目瞪口呆，战场经验让他们知道，黄百韬和他的第七兵团再也回不来了……。（见本文作者另一篇文章《鏖战碾庄圩——粟裕最难缠的对手黄百韬，到死也解不开的三个心结》）
而黄维率领着国民党最大一个全美械装备的机械化兵团，不顾中野六纵一路上的袭扰、侧击，向徐州方向快速推进，成了越来越明显一个作战目标。
其人数装备上的优势，让十二兵团有恃无恐，以至于形成了孤军插入淮海战场的态势，也让与之面对的中原野战军面临巨大考验。
鏖战碾庄圩后，粟裕一边休整，一边盯着杜聿明正在集结的、拥三十多万之众的邱、李、孙兵团。
仗越打越大，越来越复杂。
再没有任何一场战役的战场态势，能像淮海战役这样如同万花筒般千变万化。只不过这些变化，都被在毛泽东领导下，刘伯承为首的淮海战役总前委牢牢把握在手中。
其出色的指挥和战役结果，让开始所有当事者料所未及。而更加让世界军事研究学家所难以理解的，是两组对比的数字 :
六十万最终战胜并歼灭了八十万。
复盘初始，在淮海战役这张大棋盘上，于此有着高度关联的洛阳、襄阳、宛东、宛西、郑州、开封和南阳，再到起决定性作用的宿县，到处都有刘、陈、邓中原野战军的布子。
这些布子宛若棋盘上一个变幻莫测的布局，把国民党最大、最精锐，也是最后的这条大龙，按在了中原战场，挣扎的幅度越来越小。
而粟裕手中华东野战军这把无坚不摧的屠龙刀，斩落黄百韬后，已经又在高高举起。
中盘绞杀即将进入白热化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