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都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夏都斟寻说和阳翟说辨析

汉语文献记载了多个被认为与夏人有关的居邑，如阳城、阳翟、斟灌、斟寻、商丘（一作帝丘）、原、老丘、西河、穷石、纶等。从当前学界的研究情况看，这些研究仍然存在较大的改进空间。

2013年，河南大学李玉洁教授在《中州学刊》发表文章，提出夏人“十迁”之说，认为大禹初居晋南之冀，其再迁阳城在今洛阳一带，次迁阳翟在今河南禹州市，太康四迁斟寻在今巩义西南，后相五迁商丘在今豫东，六迁斟灌在今寿光东，少康七迁原在今河南济源，八迁老丘在今开封，胤甲九迁西河其地未详，夏桀十迁再回斟寻。李玉洁教授特别指出，夏王朝经历471年，十迁国都，其在老丘就经历221年，而在其他九个国都一共为105年。因此，老丘时期是夏代史上最辉煌的时期。[1]

夏人“十迁”说可商榷之处极多。首先，该文没有对传世文献中的夏人居邑和夏都概念进行区别，而这显然应作为夏都研究的前提。其次，该文所谈到的所谓夏都大多缺乏考古学支持。再次，作者所称“十都”绝大部分均在今河南境内，无论因为什么理由迁徙，在如此狭小的空间进行频繁迁徙，回旋余地均显不足。最后，如作者所说，夏王朝十迁国都，除掉老丘占据的221年和大禹“公天下”执政的45年，则在其他九个都邑所经历的时间实为105年。在兴建大型工程极其不易的情况下，夏王朝却如此频繁迁都，实在有悖常理。

正是因为认识到了古人兴建大型工程的艰难，故张国硕先生在其博士论文《夏商时代都城制度研究》中提出了一个十分有价值的观点。他说，夏商时代并不存在都城屡迁现象，并提出二里头遗址作为夏都一直存在。基于这个观点，张国硕先生又进一步提出，夏王朝存在主辅都制度，认为原、老丘、西河等均是夏王朝的辅都。[2]

二里头遗址被不少学者认为是夏都斟寻

夏商时代不可能屡迁都城的这个观点比较有说服力。若果真如此，则表明所谓“夏代十都”中的绝大部分“都邑”实质只是一般性城邑。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有必要对“夏都”和“夏人居邑”两个概念进行区别，并寻找出真正的夏都。下面，我们就概要性地来讨论下这个问题。

自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的观点出现以来，先后有多位学者提出二里头遗址即夏都斟寻。比如，吴汝祚先生在1979年发表的论文中说：

《史记·夏本纪·正义》引《汲冢古文》：“太康居斟鄩，羿亦居之，桀又居之。”《左传》昭公二十三年杜预注：“河南巩县同南有地名鄩中。”《括地志》：“故鄩城在洛州巩县西南五十八里，盖桀所居也。”因此，斟鄩是在洛阳巩县西南一带，二里头遗址正是处在这个地区内。[3]

按照《史记》的说法，太康为夏王朝第三王。《太平御览》卷82、《真诰》卷15引《竹书纪年》有“禹立四十五年”和启“即位三十九年亡”的记载。依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给出的《夏商周年表》，若二里头遗址为太康所居的斟鄩，则其年代上限当为公元前1986年。而二里头文化一期上限为约公元前1735年，这与太康生活的年代相距251年。这种情况表明，二里头遗址的年代并不能支持“太康居斟寻”的说法。吴汝祚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个矛盾，他说：

从时间上来讲，太康是启以后的第一个夏代帝王，而二里头宫殿遗址是属于第三期文化，相当于夏代的后半期。这样，太康所处的年代要早，第三期文化的宫殿遗十的年代要晚，岂不是在时间上发生了矛盾？我推测二里头遗址的第一、二期文化层内，可能有作为夏都的宫遗遗址，不过现在还未发掘出来罢了。[4]

1980年，方酉生发表《夏都探索》，指出吴氏的结论缺乏坚实材料作证据，不能令人信服[5]。

1985年，李民发表的文章认为，夏族起源于晋南夏墟。至太康后期，晋南夏墟为后羿所据，太康乃迁居大河之南，击败原居于伊、洛流域的斟寻部落而在此建都[6]。次年，李民又发表文章，在明确二里头遗址为太康所据的夏都的前提下，对斟寻部落在被太康击败后的迁徙路线进行了研究，提出斟寻先迁豫北，不久又迁山东东部地区的观点。[7]这一观点折中了历代注疏家对斟寻地望的考证，获得了一些学者的赞同[8]。此后，方酉生也发表文章，认为“二里头遗址实为‘太康居斟鄩，羿亦居之，桀又居之’的夏都斟寻”[9]。张立东赞同这一观点，并提出“只有在‘有夏之居’的范围内发现了比二里头遗址更具都城规模的夏代遗址之后，才能否定二里头遗址为夏都斟寻之说”。[10]

首先，如前所述，二里头文化的年代上限难以达到太康时期，故若定二里头为夏代王都斟寻，则将与古本《竹书纪年》的记载相冲突。[11]其次，我们再从文献来看，《左传》襄公四年说寒浞使浇“灭斟灌及斟寻氏”，《天问》说“覆舟斟寻，何道取之”，这两条文献的记载都表明，斟寻本为氏族名称，这也与《史记·夏本纪》把斟寻视为氏名的说法相符。因此，中国社科院的曲英杰研究员指出，斟寻“为禹后斟寻氏所居之地”，并非夏人王都。[12]这是可信的。质言之，我们不能把《竹书纪年》的“居斟寻”理解为“都斟寻”。

自东汉班固在著《汉书·地理志》时把颍川郡下的阳翟注为“夏禹国”以来，便有不少学者把阳翟视为夏都，甚至具体落实为禹都或启都。徐旭生先生认为，班固的说法“大概是转述西汉人的旧说”[13]。事实上，通过比较稍早的文献以及《汉书》自身的记载，我们可以大致推测出班固之说的由来。

阳翟一名，始出战国，地即今河南禹州，西周青铜器禹鼎铭文和《国语·郑语》称其地作“历”[14]，亦称“栎”，本属郐国。郑桓公东迁，夺其地而居之。战国时属韩国，始称“阳翟”。及前230年秦灭韩，以其地置颍川郡。阳翟为秦汉二代的颍川郡郡治[15]，而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说，颍川为“夏人之居”，其地“犹有先王之遗风”[16]，这说明颍川地区是历史上的夏文化分布区应属可信。那么，班固为什么又要把阳翟与大禹联系起来的呢？这从《汉书》的记载中可以发现蛛丝马迹。《汉书·武帝纪》记载，元封元年，汉武帝至中岳，见夏后启母石。唐颜师古注引《淮南子》说：

禹治鸿水，通轘辕山，化为熊，谓涂山氏女曰：“欲饷，闻鼓声乃来。”禹跳石，误中鼓。涂山氏往，见禹方作熊，惭而去，至崇高山下，化为石，方生启。禹曰：归我子。石破北方而生启。事见《淮南子》。[17]

汉武帝见启母石事，不载于《史记》，颜师古之说也不见于今本《淮南子》。但根据班固的这一记载，至少我们可以知道，嵩山地区很早就在流传禹娶涂山氏及涂山氏生子的传说。根据《汉书·郊祀志》的记载，启母石为汉武帝所置，后在汉成帝时期被废除[18]。然而，其祀既出，影响自然难以随着新制的出现而迅速消除。在汉安帝时期，颍川太守朱宠就在嵩山立下开母阙，将涂山氏称为“圣母”[19]。考虑到当时汉王朝正好出现了一位杰出的女性政治家邓太后，而朱宠曾入邓太后兄邓骘幕府，故朱宠立阙之举，虽然可能有对邓太后颂德之意，但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涂山氏生子的传说在嵩山地区已经扎根。

嵩山启母阙

此外，出于汲冢的《穆天子传》记载，周天子曾“南游于黄室之丘，以观夏后启之所居”[20]。“黄室之丘”，《文选·雪赋》注引作“黄台之丘”。[21]一般认为，这个黄台之丘也在阳翟。可见，嵩山南麓的颍水上游区域流传的夏人传说确实相当古老，且这些传说总是与大禹、涂山氏、夏启相联系，因此，班固综合这些传说而把“夏禹国”置于作为颍川郡治的阳翟是很自然的。

然而，用今天的眼光来看，班固的这种判断并非没有瑕疵。这是因为，大禹娶涂山氏、涂山氏生子的地点即使在历史上的颍川郡境内，也并不意味着夏禹国就在这里。有的学者因为豫西地区存在大量夏人传说的缘故，便认为“禹出西羌”是不可信的。其实，这从民族学上是可以解释的。徐中舒先生曾经指出，中国古代历史上曾经存在过“从妻居”的社会现象。也就是说，“在古代原始的父系家庭，（男方）总是先从妇居，待生子长大后，再由丈夫挈其妇子返回故居的父系家庭。”[22]用这种现象就可以合理地解释，为什么大禹出生在西羌，而其妻涂山氏生夏启却在嵩山地区。

大禹娶涂山氏的故事

由于历史上许多学者对这种民族学现象不了解，班固提出阳翟为“夏禹国”的说法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一些混乱。比如，在班固之后，中国学术史上便又先后出现了阳翟为“夏禹国”[23]或“夏禹封国” [24]乃至把阳翟与夏启相联系[25]的种种说法，以至于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由教育部组织十所高校编写的《中国古代史》就这样写道：

禹在确立王权后，就在有崇部落所在地——嵩山之阳建立了阳城（河南登封县告城镇）作为都城。后又迁往阳翟（河南禹县）。阳城、阳翟，都在外方地区，当颍水上游，西连伊洛，东临河济，南望淮上，既在中原地区的中心地带，又便于结合东南地区的众多邦国和部落。[26]

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能不时看到有学者发表讨论阳翟与夏文化关系的文章。[27]以上这些观点，无论是持“禹都”或“启都”哪一种说法，其实都缺乏西汉及其以前的史料支撑，可信度并不高。比如，针对阳翟为“禹封国”的说法，周书灿先生就指出，“称阳翟为禹之封国，显然不符合历史实际。因为分封制是周人创造和发明的制度”，大禹时不可能有所谓封建之制。[28]再比如，杜预把夏启的钧台之享与阳翟相联系，但《山海经》均把这一事件的发生地置于《海外西经》，这都说明杜预等人的联系并不可靠。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别作分析，此姑不赘。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把斟寻、阳翟作为夏都进行研究甚至试图在考古学上进行落实，仍然需要谨慎地对待。先秦文献中有关夏的记载，进入战国晚期往往已经存在较多问题；至于晚至两汉甚至更晚文献出现的所谓“夏都”，往往问题更大。比如，皇甫谧《帝王世纪》称大禹“受禅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这些主张都不见于早期文献，也被考古学证明并不可信。[29]杨向奎先生曾经感叹：“夏代历史，文献无征，本属渺茫。故考其地望所在，尤属系风捕影之事。”[30]此实属经验之谈。

【版权提示】：本文作者已签约维权骑士，未经作者古史微及维权骑士授权，不得转载。文中所用图片多来自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作者删除，谢谢。

[1] 李玉洁：《夏人“十迁”及夏都老丘考释》，《中州学刊》2013第2期。

[2] 张国硕：《夏商时代都城制度研究》，郑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0年，第112—117页。

[3] 吴汝祚：《夏文化初论》，《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2期。

[4] 吴汝祚：《夏文化初论》，《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2期。

[5] 方酉生：《夏都探索》，《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4期。

[6] 李民：《试探夏族的起源与播迁》，《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2期。

[7] 李民：《释斟寻》，《中原文物》1986年第3期。

[8] 张国硕：《夏王朝都城新探》，《东南文化》2007年第3期；张国硕：《〈竹书纪年〉所载夏都斟寻释论》，《郑州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9] 方酉生：《略论偃师二里头遗址为夏都斟鄩》，《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方酉生：《偃师二里头遗址第三期遗存与桀都斟鄩》，《考古》1995年第2期。

[10] 张立东：《夏都斟寻与商都亳合考》，《考古学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13－218页。

[11] 陈民镇：《清华简伊尹诸篇与商汤居地及伐桀路线考》，《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12] 曲英杰：《夏都考述》，《文物世界》1989年第2期。

[13] 徐旭生：《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考古》1959年第11期。

[14] 陈絜：《周代农村基层聚落初探》，朱凤瀚等编：《新出土金文与西周历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37页。

[15]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33页。

[16] 《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69页。

[17] 《汉书》卷六《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90页。

[18] 《汉书》卷二十五下《郊祀志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257—1258页。

[19] 常松木编著：《汉三阙》，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40页。

[20] 《穆天子传》卷五，长沙：岳麓书社，1992年，第239页。

[21] 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51页。

[22] 徐中舒：《中国古代的父系家庭及其亲属称谓》，《四川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

[23] 《汉书》卷二十八上《地理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560页。

[24] 《史记》卷二《夏本纪·正义》引，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9页。

[25] 《春秋左传正义》卷四十二，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035页。

[26] 十院校《中国古代史》编写组，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版，第42页。

[27] 傅振伦：《文献上的夏都所在》，《史学月刊》1984年第1期。孙华：《夏代都邑考》，《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5年第1期。刘庞生：《阳城、阳翟是先夏伯都，非早夏帝都》，《西北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张国硕：《夏王朝都城新探》，《东南文化》2007年第3期。

[28] 周书灿：《〈穆天子传〉“启居黄台之丘”考——兼论周穆王东巡的地理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第2期。

[29] 余方平：《对皇甫谧〈帝王世纪〉的再评价——以〈帝王世纪〉对几个重要地望的臆断为例》，《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30] 杨向奎：《夏代地理小记》，《禹贡》第三卷（1935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