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大饥荒，又称大饥饿、爱尔兰马铃薯饥荒，是一场发生于1845年至1852年间的饥荒。爱尔兰语占主导地位的爱尔兰西部和南部受饥荒的影响最为严重，在这些地方，爱尔兰大饥荒又被称作An Drochshaol，意为坏时光（又可译作“艰难时刻”）。而灾情最严重的的1847年则被称为“黑色47年”。在大饥荒的影响下，约有一百万人死于饥饿，另有超过一百万人被迫离开爱尔兰，使得爱尔兰的总人口减少了20%至25%。这是一场天灾还是人祸呢？非常明显是一场资本主义人吃人的惨剧。尤其让人们见识了大英帝国的虚伪，自私和残暴。
爱尔兰在发生大饥荒之前，对外出口的粮食谷物一直保持稳定增长，尽管爱尔兰本地的农民是以马铃薯为主食，但是其他谷物却一直向英格兰出口。这个出口势头并未因大饥荒停缓下来。
19世纪上半叶爱尔兰出口英格兰谷物（夸脱）
1802年 1815年 1825年 1835年 1845年 1846年
461,371 821,192 2,203,962 2,679,438 3,251,907 3,266,193
据估计，在1840年代期间，爱尔兰生产的粮食足以养活1,800万人，然而这些充裕的粮食却很少留在爱尔兰境内。爱尔兰的悖论情况是，尽管生产了大量的食物，在马铃薯疫病期间，数百万人却在挨饿。研究爱尔兰大饥荒的学者、德鲁大学教授克里斯汀·基尼利做了如下论述：在1847年曾有大约4000艘船将粮食从爱尔兰运往布里斯托尔、格拉斯哥、利物浦和伦敦等港口。然而，当时爱尔兰有约40万爱尔兰男人、妇女和儿童死于饥饿及其相关疾病。她还写道，在大饥荒时期，爱尔兰的小牛、牲畜（除了猪）、培根和火腿的出口量事实上有所增加。而这些食物都是从受爱尔兰大饥荒影响最大的地区—巴利纳、巴利香农、班特里、丁格尔、基拉拉、基尔拉什、利默里克、斯莱戈、特拉利和韦斯特波特运来的。1847年从爱尔兰本土运出的货物种类繁多，包括豌豆、豆类、洋葱、兔子、三文鱼、牡蛎、鲱鱼、猪油、蜂蜜、舌头、动物皮、破布、鞋子、肥皂、胶水和种子等物品。
其中，一个最令人震惊的出口数据与黄油有关。黄油是由小木桶所装运的，每个小木桶中装有9加仑（约合41升）黄油。在1847年的前9个月中，有56,557 firkin（509,010英制加仑；2,314,000升）黄油被从爱尔兰出口至布里斯托尔，822,681英制加仑（3,739,980升）黄油被从爱尔兰运至利物浦；而在大饥荒最为严重的9个月中，共有822,681英制加仑（3,739,980升）黄油被从爱尔兰出口至英格兰。爱尔兰的问题不在于缺少食物，食物很丰富，但其高昂的价格却令穷人们望洋兴叹。
英国诗人、改革家埃比尼泽·琼斯在1849年写道,“1846年，除了面粉、豆类、豌豆和黑麦之外，爱尔兰共出口了3,266,193夸脱的小麦（见表格）、大麦和燕麦，186,483头牛、6,363头小牛、259,257只羊、180,827头猪（这些谷物和肉类大约可以满足爱尔兰一半人口的需求）；而1846年正是大饥荒最严重的一年。”
人们不禁会问，为何这么多粮食不留下来自己消费反而提供出口？答案是：佃农们别无选择。这是因为在现有的土地权益制度以及英国土地法框架下，佃农们只能将谷物出口用来支付高昂的地租，而佃农在租用的小块土地上所支付高达80%至100%的租金水准远远高于英格兰本土的水准。如果生产出来的其他谷物没有出口而留作佃农自己消费，那么就会因为欠租而遭到地主驱逐。
历史学家塞西尔·伍德海姆·史密斯在大饥饿：1845-1849年的爱尔兰一书中写道，“没有任何一个问题会引起爱尔兰和英国之间产生如此之大的愤怒和苦涩的关系。不容置疑的是，在爱尔兰人民即将饿死时，仍有大量食物被从爱尔兰运往英国。”约翰·拉内拉格写道，爱尔兰在五年饥荒的大部分时间中仍是粮食净出口国。然而，伍德海姆·史密斯和科马克·格拉达都提到，除了进口玉米之外，在大饥荒最严重的时期，爱尔兰的小麦进口量是其出口量的四倍。而这些小麦则主要被用作牲畜的饲料。
伍德海姆·史密斯又补充说，根据1838年法令，联合济贫会的救济院的支出必须由本地地主通过缴纳差饷的方式承担。然而，在那些受大饥荒影响最为严重的地区，佃农无法支付足够的地租以确保地主能够缴纳差饷（只有在地主缴纳的差饷足够多时，救济院才可能正常运作）。只有透过出售粮食（它们中的一些将不可避免的被出口至爱尔兰以外的地区）这种方式，才能形成地租和差饷的“良性循环”，从而使救济院得以正常运作。大饥荒的规模之巨大和持续时间之长使得通过救济院进行救济的制度不堪重负。
爱尔兰大饥荒是爱尔兰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爱尔兰曾在1801年至1922年期间作为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的一部分而受到西敏的直接管辖。大饥荒及其影响永久性地改变了爱尔兰的人口、政治和文化面貌，产生了约200万难民并促使该国长达一个世纪的人口负增长。饥荒也成为了爱尔兰人和那些被迫移居国外的爱尔兰侨民们的民间共同记忆。大饥荒使许多爱尔兰人与英国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更加恶化，加剧了其与英国人在种族、宗教上的紧张局面，并强化了爱尔兰人和在美国及其他地区中的爱尔兰移民的爱尔兰民族主义和共和主义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