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媒体上乃个别的一些学术论文和论著[1]中，我们常看到这样一种说法，即司马迁出自史官世家。司马迁能写出《史记》这样的伟大作品，与其家学渊源不无关系。其实，这种说法多是受“门第”观念的影响，就像中国古代历史上，平民出身的刘邦、朱元璋一旦做了皇帝，那么关于其诞生、成长也会附上若干神异故事一样，并没有多少可信度。现在，我们就来简单介绍下这个问题。
司马迁像
在《史记·太史公自序》里，司马迁将自己的家族世系追溯至颛顼时期的重黎，以及随后周代的程伯休甫。“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内典周史。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晋中军随会奔秦，而司马氏入少梁。”然后，司马迁又从秦国的司马错一直讲到司马昌、司马无泽、司马喜，直到司马谈，也就是其父亲。司马迁在《自序》中提到的“司马氏世典周史”的话，即为研究者过去主张司马家族出自史官世家的依据。比如，唐代司马贞《索隐》就说：“司马，夏官卿，不掌国史，自是先代兼为史。卫宏：‘云司马氏，周史佚之后。’不知何据。”
原浙江大学徐朔方教授指出，司马迁强调家出史官，乃是“封建门阀——家族观念的表现，并不符合事实”。[2]北京师范大学过常宝教授也说，司马迁“将自己的祖先重溯到重黎，并想当然认为‘司马氏世典周史’，从而构建了一个悠久的史官家世。”[3]这二位学者的批评是有根据的。具体来说，这些证据有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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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按司马迁自叙，其先世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既然“失其守”，又怎么可能“世典周史”呢？
第二，从司马氏“去周适晋”之后，《史记》所列举的司马氏列代先祖，除了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外，没有一个人做过史官。比如，司马迁的祖父司马喜的爵位是五大夫，没有担任具体职务；其曾祖司马无泽是汉初四个市的市长之一，也就是管理市场的官员；其高祖司马昌是秦的主铁官，同样不是史官；再早一些的司马错是秦国惠文王时期的一代名将，照样不是史官。
其三，司马迁家族的“司马”之姓得名于程伯休甫。根据古代文献的记载，程伯休甫也不是史官，而是武将。《诗经·大雅·常武》：“王谓尹氏，命程伯休甫，左右陈行，戒我师旅，率彼淮浦，省我徐土。”西汉史游《急就篇》“司马褒”条下注：“程伯休甫，周宣王时有平徐之功，赐以官族，为司马氏。”在《尚书·牧誓》和《周礼》以及此后大量的文献记载都表明，“司马”乃是武官之称，而不是史官之名。
中华书局版《史记》
第四，司马氏家族开始担任太史一职，始于司马迁之父司马谈。《汉官仪》说：“太史待诏三十七人，其六人治历，三人龟卜，三人庐宅，四人日时，三人易筮，二人典禳，九人籍民，许氏、典昌氏、嘉法、请雨，解事，各二人。”可见，西汉时期的太史与后来的史官有别。司马迁《报任安书》说：“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可见，太史职位在汉代并不受重视。此外，司马迁又说其父司马谈“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这三人同样也与“史家”没有关系，故司马迁说“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
其五，司马迁自称其幼时“耕牧河山之阳”，季镇淮教授说：“大概在司马迁小时候，家庭还是务农为业，他也帮助人家养养牛，放放羊，做些辅助劳动。”[4]这也是可信的。根据研究，司马谈出任太史在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5]其时司马迁年约五岁。[6]秦汉时期的爵位分二十级，除最高的二级之外，其余各级的继承均需依次降两级。司马谈出仕前的爵位为七等公大夫，即继承于其家父司马喜的九等五大夫。九等五大夫无须服役，而七等公大夫则需要服役，可见，司马迁家境在司马谈这一代已经和一般士子无二。汉代的太史令是太常下面的一个小官，不受重视，因此，司马谈初入仕途，其家境不可能会马上得到改善。这样，我们也可以确定司马迁自称幼时有过耕牧的经历是可信的记录，而不是浪漫的想象。
总之，司马迁家族出自史官世家的说法是靠不住的。《史记》是一部伟大的作品，这与司马迁的抱负和努力是分不开的，而与其家世并没有多大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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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中国史记研究会编：《史记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32页。游庆超：《论司马迁的家世对其创作〈史记〉的影响》，《哈尔滨学院学报》2017年第9期
[2] 徐朔方：《徐朔方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85页。
[3] 过常宝：《世系和统系的构建及其意义》，《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
[4] 季镇淮：《司马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
[5] 王勇：《司马迁家世新考——以汉初爵位制度为视角进行考察》，《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7期。
[6] 徐朔方：《徐朔方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