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历史上哪一朝的官最难当，汪郎以为，非明太祖朱元璋的洪武朝莫属。
因为无论是正史，还是野史，这位皇帝最大的特点是喜欢抡刀子杀人，而且杀的都是当官的。
明太祖朱元璋晚年像
如，正史之中的明初四大案，“空印案”、“郭桓案”、“胡惟庸案”、“蓝玉案”中，诛杀人数最少的“蓝玉案”就高达一万五千余人。
蓝贼为乱，谋泄，族诛者万五千人。——《明史》
而在野史中，如，清朝时期流传的《英烈传》评书中的“火烧庆功楼”，把朱元璋说成一个残暴、昏庸之人，将开国功臣齐集在庆功楼上一把火烧死，只有刘伯温、汤和、耿炳文、郭英四人躲过了一劫。
当然，野史毕竟是野史，当不得真。
说到这里，有人要问了，在朱元璋统治时期，大明朝的官究竟好不好当？
在朱元璋的洪武朝做官，其实并没有传说中的那样恐怖，但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
事实上，只要经得起贪腐的诱惑，扛得起糖衣炮弹的攻击，同时又能兢兢业业，勤政为民，大体上是平安无事的。
明朝官员
否则，那些后来成为建文朝的中坚力量，如齐泰、黄子澄、盛庸、铁铉、张昺、谢贵、陈迪、暴昭、卓敬、练子宁、胡闰、景清、周璿、郭任、黄观、侯泰等，在洪武朝的官阶也处于高官显贵之列，他们又如何能平安度过洪武朝？
只是很多时候，大多数人是无法控制自己欲望的，尤其是在皇权时代，无论是大明朝的开国功臣，还是科举入仕的读书人，做官，享受荣华富贵是最初的理想。
这个过程中，需要开国功臣或已经入仕的读书人懂得调节自己的政治方向和价值观。
如果他们不懂得收敛，心中的欲望和皇权对实际的需要发生冲突的时候，那么等待他们的就只有被诛杀这一条路。
这一点，在明初的洪武朝最为突出。
明朝毕竟是建立在元末的废墟之上，而朱元璋本身也是贫贱百姓出身，经历过太多的苦难，比如，饿肚子，所以他非常注重百姓对大明王朝的感受。
为此，他编撰了《大诰》，通过国家机器强行向民间推广，以告诉百姓，他对贪官的态度以及处置手段等，提高百姓对新王朝的认知。
他允许民间百姓上访，允许百姓扭送不法官吏上京，而对于那些阻拦百姓告御状的地方官，或者拒绝百姓上访的官员，一律惩处。
在朱元璋的眼中，农业是大明立国的根本，所谓“为国之道，以足食为本……年谷丰登，衣食给足，则国富民安。”①
而要实现这一切，都基于百姓能够安定，能够休养生息，故此，治国当安民，而安民必先实行吏治。
事实上，吏治已经成为洪武朝的主要国策之一。
（洪武元年）府州县吏来朝，陛辞，谕曰：“天下新定，百姓财力俱困，如鸟初飞，木初植，勿拔其羽，勿撼其根。然惟廉者能约己而爱人，贪者必朘人以肥己，尔等戒之。” 洪武五年，下诏有司考课，首学校、农桑诸实政。日照知县马亮善督运，无课农兴士效，立命黜之。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以当上指，吏治焕然丕变矣。——《明史.循吏》
中国古代，农耕是王朝稳定的根本
当然，在百姓安定之时，也就减少了流民的产生，而流民则是皇权时代，决定王朝是否稳定和动荡的关键性因素之一。
这一点，经历过元末战乱的朱元璋，比任何人都清楚！
故而，即使到了晚年，他对百姓是否安定，取决于官府是否尽职尽责的态度，并没有因为自己已经坐稳了皇位就改变了态度，反而更加深了对“民为水，君为舟”的认识。
他认为，大明既然已经定鼎天下，而且从中央到地方都采取了休养生息的国策，同时自己也时常薄徭轻赋，减轻民间负担。
按道理来说，大明不应该再出现流民、逃户等问题，如果出现了，就一定是当地官府的问题，是官员的不作为，才导致了这些问题的发生。
耕种，大明立国之本
故而，他对地方官府上奏要抓捕这些逃户时的态度是，不允许卫所（朱元璋建立的地方军事机构）抓捕逃户，而且这些逃户也并非游民，只是因为官府、乡绅的逼迫让他们无法在当地生存下去，只能跑到其他地方寻求生存的希望。
在朱元璋看来，只要这些逃离故土的百姓还在大明境内，那么他们还是大明的子民，理应享受大明皇家的恩典。
所以他要求地方官府，一旦境内发现逃户，最应该做的是给他们一块田地耕种，并给予这些百姓办理户籍，让他们可以安心的生存下去，而不是简单的一抓了事。
而那些一开始就拥有当地籍贯，但有地不种，又不干其他活的人，才应该被抓起来进行惩戒。
在朱元璋眼中，民安则国安
（洪武二十四年四月）癸亥，太原府代州繁峙县奏：“逃民三百余户，累岁招抚不还，乞令卫所追捕之。” 上谕户部臣曰：“民窘于衣食，或迫于苛政则逃。使衣食给足，官司无扰，虽驱之使去，岂肯轻远其乡土？今逃移之民不出吾疆域之外，但使有田可耕，足以自赡，是亦国家之民也。即听其随地占籍，令有司善抚之。若有不务耕种，专事末作者是为游民，则逮捕之。”——《明太祖实录.卷二百八》
正是朱元璋的这些“民本”思想，明朝才能从元末的废墟中得以恢复，才能在史书上留下“洪武之治”的篇章。
正是朱元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才有了后面的“永乐盛世”、“仁宣之治”，这些治世本身就是一脉相承，并不是孤立存在的。
盛世之下，万国来朝
朱元璋恐怕是历史上黑料最多，争议最大的皇帝了。
无论是火烧庆功楼，还是表笺之祸，亦或者是悍妇之肉等，各种戏说有鼻有眼，通过代代相传，逐渐失真，成功地将朱元璋塑造成了一个暴君、昏君的形象，反而将历史上真实的他给掩盖了。
即使到了今天，还有很多人凭借着这些野史传闻，将朱元璋固化在自己的脑海里，将他妖魔化，这不是一个好事情。
对待历史，要有一颗敬畏之心；对待历史人物，要有一个客观的心态。
诚然，明初四大案，“空印案”、“郭桓案”、“胡惟庸案”、“蓝玉案”，朱元璋祭起了屠戮的大刀，一时之间人头滚滚。
不过我们必须看到，前两起案子是为了反腐，后两案是为了打击结党营私，消灭淮西军事集团，先后铲除相权、将权对皇权的潜在威胁，这虽然是皇权时代的历史圆圈，但客观上对明初政局的稳定，明朝廉洁政府的打造和高效运转，以及社会经济的复苏起到了重要作用。
当然，四大案中也有被冤杀之人，如“空印案”中被冤杀的方克勤，就是方孝孺之父，他勤政爱民，廉洁奉公，可惜被“空印案”所累致死，这不得不说是历史的遗憾。
但朱元璋毕竟是从战场之中坐天下的皇帝，面对自己的江山遇到潜在的威胁，为了自己的朱明皇朝可以千秋万代，采取了一些过于苛求的手段在所难免。
只不过他的“狠”从来针对的是大明官场，至于大明百姓，只要不作奸犯科，他还保留着一丝仁慈的赤子之心，没有忘记自己的出身贫贱，这在皇权时代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仅此这一点，这位被大清誉为“武定祸乱，文致太平”的马上皇帝，还是值得尊敬的。
因为只有站在人民的角度去看历史，才能理解历史的某些真谛！
注：①《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