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英国只派了7000人上门挑衅,结果治下有4亿子民的大清帝国竟然很快跪服讨饶,现在看来确实是咄咄怪事一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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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双方表面情势看,大一统的中国以4亿VS7千人,根本不可能输嘛,又怎会输得这么快速这么惨淡这么丢人?那时的大清,还是铁桶江山,不比民国时分一盘散沙,竟然撑不了多久,最终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告终,难道不奇怪吗?

1,主动开启战争,毕竟是强盗行为,英国内部一直有强大的反对声音,上头也有掣肘力量。从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一书可知,仅1840的2-6月间,也即英国以林则徐虎门销烟为借口,派出远征军侵华之际,短短4个月间英国下院收到的抗议请愿书就达150多份。从一些资料看,此时英国根本没有胜算,甚至都没什么长久规划,只要清军稍微能挫败一下英军,他们也是准备鸣金收兵打道回府的。

下图:1898年,莫理循及其中国仆人,“结下生死友谊”

2,从国家军备来看,那时的大清,绿营兵约60万,八旗兵约20万,总兵力达80万,拥有彼时全球最庞大的常备军。而英国兵力呢,正规军仅14万,即便把负责内卫任务的6万国民军加上,总兵力也只不过约20万,差不多是1:4;(《鸦片战争档案史料》)

3,战争是在中国本土展开的。那时远道而来侵略的英军,海陆军合并计算约7000人,最后结束时才增加到2万人,清军那是以逸待劳以众击寡,以40人对付一人,咋还被打的落花流水呢?中国的兵器,确实处在劣势,投入战场的火枪火炮就型制样式而言,比英军要落后个200余年,但也只是“型制样式”上来说的,更何况兵力等方面绝对优势啊!(吕小鲜《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中英两军的武器和作战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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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按《枪炮细菌与钢铁》的成例,当初百来个欧洲洋人就能远征打趴澳大利亚南边那些大岛,但那是“现代人”VS“野蛮人”的对决,那是征服大清帝国能比的?《大分流》等研究名著都表明,至少在18世纪末期以前,中国的社会生产力仍不低于西方诸国,生产总量甚至远远超过;

5,彼时的大清,优越感还极其强,仍是东亚地区霸主,“天朝”对外体制下越南朝鲜等地还得纳贡受册封,一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环视四方,英国人开始想平等接触都没机会。结果,英国佬稍微派出几千人,就能让老大帝国俯首称臣、割地赔款,个中微妙在哪里?

最表面的原因,当然是大清的武器装备、兵力与编制、乃至官员指挥上都太糟糕,差劲到不堪一击。我们知道,所谓战争,最基本的实质确实是两支军事力量之间的对抗。30年后的1875年,左宗棠在陕西凤翔发现明末所遗“开花炮弹”,就认为是兵器不行,才导致“岛族纵横海上,数十年挟此傲我”的。

从军事实力上看,大清着实没有对抗的资本。按著名学者茅海建的说法,一句话概括双方水准,英军已是火器时代,而清军仍处在冷热兵器混用的层级。比如,大明嘉靖时期留下来的“洋枪洋炮”委实不大顶用——这一点参观过广东虎门炮台或江苏镇江焦山炮台的朋友,当有所感同身受,分明就是摆摆pose啊!

而当时英军什么装备?人手一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两种军用枪:1,伯克式(Barker)前装滑膛燧发枪;2,布伦士威克式(Brunswick)前装滑膛击发枪。这两种手枪,射程在两三百米,射速为2至3发/分钟,大抵一支能顶清军兵丁鸟枪5支。

双方所用火炮,则基本是同一款(此前,西方传教士南怀仁等帮大清制作了很多火炮,与英国基本同步),样式与机制原理是差不多的。双方的差异,主要在于制造工艺引起的质量问题。比如英国早采用铁模等工艺了,大清还停留在泥模工艺,导致弹道紊乱,射击精度不靠谱;比如大清长期军备懈怠,炮架、炮车、瞄准器具都不完善,甚至丢三落四,士兵们有时纯靠自己眼睛瞄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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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要命的,当然是火药差异。那时的英国,火药都已是工厂批量生产,乃世界NO.1级,而大清火药还是明朝配方,是手工作坊糊弄来的,打个飞鸟都费劲。鸦片战争中,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采用的火药,配方还是留下的,硝含量竟然高达80%,吸潮、不便久贮,爆破效力低,都是必然的了。1841年2月6日那场战役,民族英雄关天培死的壮烈,但也死得很冤。

另外,还有船舰等,大清也完全弱势。清朝水师,兵力并不弱,但驻守很分散;船舰数量也不少,有几百艘,单福建水师就有战船242艘,但船体很小、航速太弱、指挥军官甚至都没航海经验。所以,战争虽然沿海展开,但清军不敢出海交锋,一直力求陆战解决。可狡猾的英军,是敲准大清命门,凭借着强大的海军优势,横行于中国海面。

整场鸦片战争,清军都是在防守,一靠城墙,二靠炮台。投入的军备也少,譬如江苏宝山(今上海)的吴淞营,小小一地就驻扎1000营兵、各款大炮241尊、常备火药8940斤。但他的致命要害,就是作战能力很差、防务内部组织不堪一击——大清的士兵简直过家家似的,挑选的军官也重考察蛮力而非指挥能力,时人心中的军官不过一介鲁莽武夫,“不学无术”倒成标配。真动真格了,如何不滑天下之大稽?

早在鸦片战争爆发的10年前,东印度公司派商船阿美士德号侦察中国沿海状况时,随船的德国传教士郭士立在巡视了吴淞炮台后,就在日记中写道,“假若我们是以敌人身份来到这里,整个军队的抵抗不会超过半小时”,后来的结果也证明他没有过分吹牛。

当时中国平民

结果,整场战争,断断续续抗衡了两年,清军没能击落英军任何一艘战舰或轮船,而自家阵地却被打得千疮百孔。从来,中国近代史拉开了百年苦难史的序幕。

但是,说来说去,这毕竟是一场仅仅7000人“蛮夷”在遥远国界挑衅的事件,规模程度还不如倭寇闹事,双方也只是互相炮击了几回。两年下来,清军阵亡总数3100人,如何就拱手认输了呢?如此说来,讲说“道光下了血本调兵遣将最终败无可败”,也是说不过去的。

最根本的原因,当是道光帝及其统治上层,根本没当多大一回事。1938年,英国东印度舰队总司令马他仑致书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以“水师船只随时来粤”相要挟,两广总督邓廷桢奏报,道光帝几乎看都不看一眼,仅朱批“知道了”三字便了事。实际上,现在从大量材料也可知,当时的京城高层,还没一人知道“英国”在哪里、国力如何,只是鄙夷称之为“红毛夷”,也把这场影响深远的战争视为“边衅”而已。

这是一场信息严重不对称、中方甚至都没什么准备的对抗,一败涂地是必然的。彼时情势,现在研究全球史的都是常识了:19世纪,少数国家已开始强权主导全球化,在这一个席卷天下的链条中,中国实际处在最不利最脆弱的那个环节,列强虎视眈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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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那时西方诸如兴起所谓“消费革命”,茶叶取代酒类成为洋人最欢迎的饮料,而这东西只有中国才有,无论多贵英国人都得购买。希望中国打开市场,双方展开贸易谈判,是英国人首先要求的,结果清政府置之不理。于是,野蛮地用武力强迫,成为野心勃勃又仗势欺人的英国政府的唯一选项。

而中国上上下下对此一无所知。龚自珍、林则徐号称中国最开明、最愿意了解外务的官员、知识分子,事前也对战争估量严重不足,认为用兵规模“大抵相当于今天反走私的警察行动,只不过当时没有警察而已”。

更为重要的是,道光帝根本不想打仗。现在能知道的一点证据是,林则徐在京期间,道光帝八次召见,每次密谈超过4个小时,核心议题就是道光帝下了死命令:边衅决不可开。

道光帝很害怕“边衅”爆发问题,甚至形成恐惧心理。茅海建先生分析,这与道光帝的经历息息相关:他登基不久,南疆就爆出了张格尔叛乱,整整应付了7年、动用4万军队、耗帑1000多万两银子,方才得以平息,道光帝为此身心俱疲,心有余悸。他再也不想搞大事情了。

那时的清政府,实际也没钱打仗了。日后的英国驻上海领事哲美森曾评论过,“清政府从没有编制过预算之类的东西”,“完全是一个拥有巨大潜在财富但却永远缺钱的国家”,财政可说极度疲敝。那时的道光帝,年龄将近60岁,施政宗旨是无为而治,整天节省吃鸡蛋,是心知肚明政府财政困顿,也实在不想折腾了。

更为核心的,这是“皇权”的性质决定的:内部如果有骚乱有起义,威胁到其统治,皇权将不惜一切代价调集资源镇压,以维护自身“私天下”统治,此前平三藩死亡人数超1亿、随后的镇压太平天国死亡人数竟超二战,都是明显例子。但是,外部的挑衅,只要是钱、是割地能解决,又不影响皇权地位的,能打则打,打不过认输赔付都是无所谓了。

所以,这就是结论:清政府武器、人事都落后于人,阶段性战争确实无法与英军抗衡。但是若真举国之力投入,并不见得真会输,道光帝自己也不认为不认为大清不能打胜下一次战争。但是,他不想打了,绝不愿意再出现大的战乱与动荡了,很快就选择妥协。“任我生前江山稳固,哪管死后洪水滔天”,这就是皇权统治者的心理,也是清政府会输会认输的根源。

这个结局,就是《南京条约》签订后,一位英国学者所评论的:中国人是在“安危之间而不是在是非之间选择了一条道路”;而这场战争唯二能证明的,除了英国佬的野蛮,也是在向世界宣告并证实,大清是绝对的无能和不称职,如果中国还想要取得一点点进步,非得推倒他不可了。

(注:本文数据参考茅海建先生著作甚多,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