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5月10日，30岁的周荣庆和20岁的晋菊清在
河南省焦作市九里山钢铁厂
中喜结连理。
婚礼后不久，这对新婚夫妇就收到了一份来自中南海的信件，随信寄来的还有一条烙花毛巾被、一对鸳鸯枕和一条毛毯。
而信件的落款处，赫然写着
周恩来
三字。
周荣庆收到信后很是高兴，
因为周总理不仅是国家总理，还是他的亲大伯。
但正是这层关系，让两人的这桩婚事差一点就黄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周总理在家中是长子，他还有两个弟弟，
周恩溥
和周恩寿。
周荣庆
就是周总理的大弟周恩溥的独子。
1944年，周恩溥在山东时不幸被国民党特务抓住，受到了严刑拷打。
周恩溥为了掩护大哥，受尽折磨，至死也没有吐露半个字，
最后牺牲在了敌人的酷刑之下
，享年45岁。
这一年，周荣庆15岁，半大少年没了父亲，只能跟着母亲
王兰芳
四处漂泊。
王兰芳早年也参加过革命，在东北打游击时受过伤，
因此建国后也有相应的补贴
，母子俩平时打打零工，生活也能过得下去。
周恩溥与周恩寿
1950年
，周荣庆跟着母亲辗转多地来到了
北京
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大伯周恩来。
“你以后不要拿国家的工资了，我会照顾你们的。”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内各方面都亟待发展，经济上可以说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
周总理为了减轻国家负担，向自己的亲人提出了这样
看似“无情”的要求
。
此后每个月，周总理都会从自己的
404.8元
工资中，划出
50元
照顾弟媳王兰芳，生病或是一些大开支，也一应由周总理承担。
周总理特意交待，这笔钱是给王兰芳用的，至于侄子，则必须靠自己的劳动赚钱，在外也不许宣扬与自己的亲属关系。
这位大伯父
律己严、持家严、规矩严
，让一个“严”字成了周荣庆对大伯周恩来的第一印象。
周总理与侄子、侄女
1957年，国家机关干部纷纷下到基层进行劳动锻炼，刚从部队转业的周荣庆也在大伯周恩来的鼓励下来到了
河南焦作的九里山钢铁厂
。
“布衣暖，菜根香，读书滋味长。”
临行前大伯的一句勉励深深地刻在了周荣庆的心中。
到了钢铁厂后，他任劳任怨，不挑职位，更不拿自己和周总理的关系说事，
过着普通工人的生活。
不久后，周荣庆认识了一个名叫
晋菊清
的女工，两人同在一个钢铁厂，日久生情，便谈起了男女朋友。
晋菊清长相俏丽，又踏实肯干，不仅时常受到钢铁厂领导的表扬，许多工友们也喜欢和她说话，还给她起了个
“炉花”
的绰号。
两人都是青年才俊，感情迅速升温，
几个月后就发展到了结婚的阶段
。
五十年代的钢铁厂
1959年1月的一天，晋菊清和几个工人凑在一处聊天，在谈到周荣庆时，一人神秘兮兮地说：
“你们知道周荣庆是什么身份吗？”
“什么身份？”晋菊清疑惑道，周荣庆还能有什么身份，不就是一个从北京来的工人吗？
“他可是周总理的亲侄子！”
晋菊清大吃一惊，再三确认过这件事后，心中又是惶恐又是恼怒。
她出身农家，祖上都是农民，自己也没什么文化，
怎么“高攀”得上周荣庆这个总理侄子呢？
晋菊清马上找到周荣庆，将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同时有些气恼地质问道：
“你和周总理是亲戚这事，为什么要瞒着我？”
周总理的十条家规
周荣庆是个有骨气的，个性
耿直坦率
，直接将心中的想法说了出来：
“是我大伯不让我说的，况且大伯是大伯，我是我，这和我们搞对象有什么关系？”
周荣庆不明白晋菊清的心思，但晋菊清的准婆婆王兰芳却看了出来。
她亲自找到晋菊清，耐心地为儿子解释道：
“你们相处这么久了，荣庆的生活作风你也都看在眼里。我们是总理的亲戚不假，但我们也都是普通人，你千万不要有什么顾虑。”
王兰芳的耐心劝慰打开了晋菊清的心结
，双方的长辈便商量着趁早把婚期给定下来。
上世纪50年代的婚礼
大喜的日子定在了1959年5月10日这天，周荣庆按照母亲的吩咐，提前
写信给远在北京的大伯报了喜。
两人成婚当天，厂里异常热闹，但婚礼并不隆重，甚至比起普通婚礼的规格还要简陋一些。
婚后第二年，周荣庆就被调到了焦作市供电局中工作，此后的工作岗位更是换了又换，
却始终没有任过一官半职
。
周荣庆一家就在这样平凡的生活中勤俭度日，靠着自己的双手努力改善着生活。
1960年，周荣庆夫妇迎来生命中第一个孩子，夫妻俩从新闻上看到大伯
周总理出访印度
，便商量着给孩子取名为
“周中印”
。
四年后次子出生，又赶上
周总理访问越南
，于是又给孩子取了
“周中越”
的名字。
1960年，周总理出访印度
“听说你伯父是周总理，你咋不去找他，让他给你弄个官当当？”
生活中，周荣庆偶尔也会听到这样的声音，每当这个时候，他总会疾言厉色地说道：
“他是他，我是我！”
十几年过去了，周荣庆依然将这句“泾渭分明”的话挂在嘴边，但从几个孩子的姓名上就能看出，
在他的内心深处，其实是敬爱这位总理伯父的。
1968年，王兰芳要到北京去看望周总理，问儿子要不要一起去，周荣庆思考了片刻后便拒绝了。
婆媳俩知道，
周荣庆是不希望从北京回来后让别人说他闲话。
于是，王兰芳便带着儿媳晋菊清和几个孙儿登上了前往北京的火车。
周总理与亲人
5月6日，中南海丰泽园中，
邓颖超早早地就在门口等候弟媳、侄媳妇等人的到来。
见到晋菊清和几个孩子后，她很是亲热地拉着几人嘘寒问暖了一番。
中午时分，周总理工作完回到家中，也热情地接待了远道而来的王兰芳一家。
在饭桌上，听说了几个孩子取名的典故时，周总理还乐得哈哈大笑起来：
“这名字这么起可不太好，我看要不改个名字吧？”
就这样，几个孩子的名字被分别改为了
周志勇、周志红和周志军
。（周志红为周荣庆长女，在家行二，原名周小莉）
1975年冬，68岁的王兰芳去世，两个月后，周总理也与世长辞，周荣庆陷入了深深的悲伤之中，
当初没有陪同母亲到北京去看望大伯，成了他一生的遗憾。
往后的十几年间，由于长期的劳作，周荣庆的身体每况愈下。
1992年初，周荣庆在焦作去世，临终前给妻儿留下了最后的叮嘱：
“我死后，切记不要大操大办，不要惊动七妈。”
周总理在
恩字辈
的兄弟中排行
老七
，孩子们一直亲切地喊邓颖超为“七妈”。
当时邓颖超已经88岁高龄，时常卧病在床，为此
晋菊清还几次到北京看望这位大伯母。
邓颖超与晋菊清
周荣庆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仍惦记着远在北京的“七妈”，
这又何尝不是出于对大伯的敬爱呢？
就在周荣庆去世后不到一年，邓颖超也离开了人世。
几位亲人相继离世后，晋菊清低调过日，让三个孩子从小就明白
“他是他，我是我”
的道理，将周总理公私分明的家风延续了下去。
2011年，晋菊清老人（右2）
如今，晋菊清老人依然生活在一个十几平米大的老房子里，几个孩子也在各自普通的岗位上，过着平凡人的生活。
九十年代末，一位记者采访到了晋菊清老人，提起周总理夫妇，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仍然热泪盈眶：
“伯伯和七妈那样的‘官’都一生清贫，我们这些普通的周家后人就更要凭自己的双手吃饭，绝不能干出半点有愧于他们在天之灵的事来。”
俗世中的高尚，平凡中的伟大，莫过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