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北京的功德林监狱迎来了一批特殊的犯人：来自华东战场的80名国民党高官战俘。值得一提的是，同为黄埔一期生的杜聿明与黄维也在其中。
被俘前，他们是声名赫赫的国民党高级军官，那么在被俘后，等待他们的会是什么呢？
一、杜聿明及其改造的结果
杜聿明，1904年出生于陕西米脂县东区吕家崄杜家湾，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后曾随国民革命军参加东征、中原大战、第四次“围剿”等。
1932年底，杜聿明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师副师长一职。也是在这一年，他与关麟征一同参加了长城抗战，与日军血战三天三夜。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又率部参加了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可谓是风光无两。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解放战争也随之展开。在这段时间内，他奉命接收东北，担任东北保安司令，直至其1949年1月10日在安徽省老庄村被俘。随后，杜聿明便被送到了功德林监狱接受改造。
进入功德林监狱之后，杜聿明被关进了一个单间里，他将在这里接受改造。杜聿明的命运也代表了一批跟随国民党的将领的命运。与杜聿明境遇相似的，还有下文要讲的黄维、还有同为黄埔一期生的宋希濂等，他们分别在各地的监狱里接受改造。
他们被要求写自传交代自己的历史问题，学习《新民主主义论》，写学习心得，对比新旧社会的区别，并要在小组会上谈自己的心得体会。不过，尽管在高墙之内，他们对国家民族命运的赤胆忠心却丝毫没有减退。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高墙里的黄埔军人内心深处的热情再次被点燃，他们关注着不远处的战事，纷纷根据自己的知识，分析中国能否打赢不可一世的美国，并献上了自己的计谋。
如在淮海战役中被俘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少将军长杨伯涛。他因在军中接受过美国教官训练，对美军的战略战术有较深的了解，所以他后来和几个同事一同写了一篇名为《美军的战略战术揭秘》的文章，希望能为战争出点力，使志愿军多了解些对方的情况。
而除了杨伯涛之外，杜聿明也做了很多贡献，他说，美国人装备好、火力强，但是训练简单，特别是缺乏战略战术研究，因此整体战斗力并不强。他认为中国有可能击败美国。
而朝鲜战争的胜利，也让这些高墙里的原国民党军官为之震惊，他们明白自己真的败了。同时，他们转而真正佩服中国共产党人，他们服了。这种服，是成王败寇的历史宿命。他们知道，只有老老实实接受改造，积极表现，才会有可能获得一个新生命。
不久后，杜聿明也从单间里搬了出来，住进了集体宿舍。不过，他还是那么沉默寡言，也仍喜欢一个人散步。
杜聿明是一个识时务的人，他自进来这里之后， 便在很认真地改造自己。比如他在学习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时，就曾亲笔写下了一万多字的读书笔记，并要求将自己的读后感寄给蒋介石，向其表明自己接受改造的决心。
1957年春，功德林监狱组织战俘们到长春、天津、武汉等大工业城市，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参观，让他们感受了一下来之不易的新中国。
在长春的汽车制造厂，他们走进车间，当一辆刚刚组装好的汽车驶出时，爱车如命的杜聿明走上前，摘下眼镜，仔细观察起来，他还在管理员的同意下，亲自上车开了一圈，感受中国人自己制造的汽车。
在武汉，他们又看到了宏伟的长江大桥。此时，新中国正处于蓬勃发展的时期，这些拔地而起的建筑、大桥都使他们为之震撼。而这，也让他们改变了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改变了对新中国的看法。
不知不觉中，新中国成立要十年了，他们也在监狱里度过了十年。这些叱咤沙场的将军们，十年如一日在功德林里接受着改造，他们不知不觉中也完成了生命角色的改变。
就拿杜聿明来说，他成立了一个缝纫小组，带领着近10名成员缝制功德林里近200人春夏秋冬四季的所有衣服。他曾经握枪的手，此时竟也拿起了缝衣针。
在新时代面前，他们确实都改造好了。
1959年12月，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最高人民法院对战犯特赦大会在功德林举行，首批被特赦的战俘一共有10人，他们分别是：杜聿明、王耀武、曾扩情、郑庭笈、宋希濂、杨伯涛、陈长捷、邱行湘、周振强、卢濬强。
名单宣读之后，杜聿明好像没有反应过来。那一刻，估计十几年的点滴，历历在目。他走上前，对主席台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
他们真的改造好了。
当然，在所有战俘之中也有“顽固”之人，比如同时被关在监狱里的国民党第十二兵团司令黄维。
二、黄维及其改造的结果
黄维 ，1904年出生于江西贵淡，曾入黄埔一期求学，是蒋介石眼中德才兼备的人才。毕业后，他先后参加了东征、北伐，1928年升任团长，1929年，到了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一期学习。
1937年，他奉命前往德国进行深造，时间原定一年，但后因抗日战争的爆发提前回到了中国。回国后，他率部参加了淞沪会战、武汉会战。后又担任“知识青年从军青年军编练总监部”副总监，主持工作一年多，培训学员达五六千人之多。
1947年秋，黄维在武汉办起了新制军官学校，并担任校长一职。该校准备仿照美国西点军校的体制建校。1948年8月，黄维任第十二兵团司令官，11月，在双堆集遭解放军四面包围。黄维就此被俘后，也开始了他在功德林接受改造的生涯。
自被关进监狱之后，黄维总是一个人独自待着，即便是1956年很多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都转到功德林之后，他还是一个人，一言不发，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
那时，只要是被关在监狱里的战俘，都会被要求写思想汇报和交代历史问题，但黄维却不愿意写任何东西，坚持自己无罪可悔。在监狱里的那几年，他不认为自己对人民有罪，他只是承认自己打了败仗。
为了帮助黄维改造，1956年时，监狱甚至请来了他阔别8年的妻子和女儿，让她们来给黄维做思想工作。然而，仍旧无果。
1957年，从各大工业城市参观回来后，不低头的黄维开始认识到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的新中国的确取得了巨大成绩。他不愿改造自己的思想，也不愿如同行尸走肉般的活着，他想做一点事情。于是，他开始把全部的心思都投入到了研究发明永动机上，希望能为民族贡献点力量。
永动机是人美一个美好的愿望，据说永远都不可能成功。黄维设计的图纸后来被送到了中国科学院，但答复却是：永动机是不可能成功的。但黄维并没有因此而泄气，他仍然将这个作为他的事业与追求。
一晃又是几年过去了，黄维身边的老兄弟，也已经陆陆续续都改造好了。但黄维却仍然没有低头，仍然在研究他的永动机。他是一个固执的人。
1967年，黄维被转移到了抚顺战犯管理所。在这里，他恳请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所长金源同意他继续研究永动机。金源立刻同意了他的要求，并且认为这是在为人民做好事，肯定了他的想法。
对于当时黄维的境遇，同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蔡省三后来回忆说：黄维很受感动，因为别人都说他顽固，而金源却给了他这样大的支持。
后来，黄维终于如愿发明出了永动机，然而，它是转了几圈便停了。对此，黄维虽十分沮丧，但他却仍然得到了金源的安慰和鼓励。金源的做法也感动了管理所的全部战俘，真正改造了他们的人生观。
1974年12月，公安部向中央上报了《关于第七批特赦问题的报告》，按照这一报告，被关押的293名国民党战俘中，还将留下13名“顽固”的人继续改造。对此，毛主席却并不同意，他认为可以都放了。
1975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大礼堂召开了特赦大会。最后一批战俘被释放。黄维也在其中，那一年他71岁，已经在监狱里待了27年了。被特赦后，黄维担任起了全国政协委员一职，开始致力于国民革命军军史研究。
1989年3月20日，黄维因心脏病突发在北京逝世，终年8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