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夫卖妻

上世纪20年代初,济南有位驻军军官刘某,其妻是位知识女性,膝下一女,取名翠芬,年已13,长的伶俐可爱。一家三口,衣食无忧,生活和美。不意刘某在军阀战争中阵亡。后翠芬随母来到北京投靠姥娘家,但姥娘家业已破产,自顾不暇。而翠芬之母此时又患了重病,卧床不起。为治病花光所蓄而不见好转。翠芬母自知来日无多,乃托人做媒,把翠芬嫁给了一周姓为妻。周某年过30,声称家庭富有,把翠芬骗进了门。15岁的翠芬进门一看,周家家徒四壁,周某亦无有正业,四处游荡,还吸大烟。翠芬整日以泪洗面,时有吵闹,说上了周某的当。结婚不到一年,翠芬屡次寻死未果。周某暗想:死了不如卖了,于是他偷偷来到八大胡同妓院寻买主。

周某此时徜徉在大栅栏观音寺以西的妓寮娼馆,为了给翠芬讨个好身价,自己多得些钱,他先去了几家一二等的妓院摸摸情况。周某发现这种档次的妓院陈设阔气,房间非常讲究,名画古炉、瑟琶弦管,连天井内都摆列着盆鱼异草。年轻漂亮的妓女个个显得很优雅,谈吐不凡。周某意识到这里妓女的品味高,远非一般女人能比,他自知翠芬不够档次,退了出来。

周某来到一家名为“赵记茶室”的二等妓院,说明来意后,老鸨说:“好是好,无奈现今市面萧条,生意倒作(不景气),相继歇业的也不少,故这里尚不需要人。”

周某终于在一家三等妓院找到了买主。老鸨说:“我这里条件环境都优越,妓女吃穿也好,不过你得让我先看看‘成色’才行。”周某带着老鸨偷偷地看了翠芬,老鸨眼前一亮,那身段,那脸庞,那气质都很上眼。回来后当即拍板,120元大洋成交,预付定金60元,并约定明日交人后再付清。孰料狡猾无赖的周某,得到60元后,于当晚又将翠芬强行骗到朱家胡同的另一家妓院,卖了50元大洋,急忙卷款而逃了。

朱家胡同全是三等妓院,这家称“四喜下处”的妓院门面很小,门心上有红纸黑字的对联,曰:“貌美佳人,风流才子”,两旁是长联:“南山登高东海广,春风流惠秋自清”。门上方有几盏灯笼,上写“红宝”、“小兰”等妓女花名。进门是四合院,中间是一小片天井。

翠芬进来时发现这里是做皮肉生意的地方,就坐在地上啼哭。鸨母管不了许多,当晚就安排她在一间矮小的南屋里接客。翠芬死活不从,一连数日不吃不喝,面容憔悴了许多。邻房的几位妓女苦言相劝,说:“来到这儿,你就认命吧,免得皮肉受苦!女人不操此业能有何为?,干长了也就那么回事了。”翠芬被逼无奈当了妓女。

老鸨对翠芬进行了一些基本的接客培训,教她熟知一些基本的行话,如:嫖客的过夜资费称“香头”,嫖客销魂称“关房门”,嫖客过夜称“通宵”等等。嘱咐她不许对客人“打闷棍”(妓女向客人额外索钱),不能讥笑“瘟生”(吃亏而不自知的嫖客)等等。

三等妓院称下处,比起二等茶室更为简陋了。大门上悬纱灯,门揭红帖。翠芬所占房间又矮又破,装饰上也差得多。室内的陈设粗糙,茶具桌椅都十分普通,妓女们基本上是北京本地女性,衣着平常,只能靠涂敷脂粉招徕生意。涉足者中下层劳动者。每天过午,就有上门嫖客。晚上,呼酒送客之声不绝于耳,文人士人也是这里的常客。民间认同的公开狎妓是寻常之事,进妓院和进饭馆无甚差别,妓女身份得到市民认同。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极其低下,无力娶妻,而几元钱即可逛一次妓院,则可满足贫穷光棍汉的冲动,这便为娼妓卖淫提供了广大的市场。许多市民吸毒、嫖妓是家常便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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妓院访谈

几年后,天津《大公报》的两位记者来到八大胡同采风。两位记者不觉中来到朱家胡同,不经意中走进了翠芬所在的“四喜下处”妓院。一位约40多岁的男人起来高喊一声“客到——”,屋里的妓女便一起响应起来。接着走出五六位年轻姑娘,聚集在两位记者周围,欣然报告花名:“我叫惠中,18岁”

“我叫如意,24岁”

“我是翠芬,19岁”

一时声音嘈杂,粗俗的语言伴着你拉我摇,令人应接不暇。记者顺眼一看,她们有缠足的、有满面烟容的,有胖似弥勒的……但全都脸上搽着白粉,紫红色的嘴唇,花花绿绿的衣裳,这一切都显示着三等妓院的内容。当她们知道记者的来意后,颇现出失望的神情。但其中一位却很高兴,要求记者在登报时多给捧捧场,说见了报人家就会来的。近因生意清淡,都快吃不上饭了。

一位面容姣好、身段标致、名叫红楼的妓女,是这里的少长班,她请两位记者到她屋里坐坐,至为热情。记者去了她的房间。她倒了两碗茶,记者没喝,可以说不敢喝。

红楼说:“我本是旗人出身,在小学读过书,认字的。曾在小班干了三年,去年到此‘坐庄’(妓院所雇的妓女称坐庄)。为什么到此她没有往下说。红楼说:“我和老鸨的关系是自由身,我在这里瞎混,赚不了几个钱。一星期只有三四位客人过夜,不过夜的行完事喝碗茶就走了,给两元。过夜的给四元,而自己仅得一元。茶围的钱是四毛,有时七毛,其余的全交班主。班主除供房子、电灯和水外,其余衣食自己购买。生意不好时甚至连电灯也不管了。押帐的息金每元每天交大铜子一枚。总之,所得十之六七都归了班主,我们的负债有增无减,我打算下一步换个地方,不在这里干了。”

另一位叫翠芬的妓女,也请求记者到她屋里坐会儿。她眉目美好,皮肤洁白。她说:“我今天招待新闻记者呢!”这是一间面北的小南屋,门扇后有一张妆台,临窗是一张木桌,两把椅子。对面便是她接客的大木床,床上是蓝色被单,好久没换洗的样子。两只白色的枕头,两条破旧的被子,虽不太清洁,倒也整齐。女用私物放在枕边的明处,她见记者看,不好意思地转身将其压在枕下。右壁墙上挂着一面大镜子,镜子两旁是玻璃框的楹联:“久居此处风流后,家在西湖烟水间”。

她向记者打探外界的情况;记者想了解她们的生活。因而话题变来变去。她说近来生意很坏,说时伴着长叹,令人了解到妓业的艰难。

记者问:“你就没遇到过意中人吗?像你们这样也不是个长久之计,听说不少妓女由此赎身脱籍,开始了新的生活。”

翠芬又是一声长叹:“世上人多君子少啊!”

这时,记者要求为她拍个照。她欣然同意,也不打扮,随意往门前阳光处一站,道:“就这样吧。”记者随机拍了下来。

接下来,她给记者讲述了发生在去年的一桩血案:

隔房妓女刘柳,结识了公顺成衣铺的一名伙计,名叫吉殿年,冀县人,39岁,二人感情融合,吉某允诺挣够钱则脱籍回家过活,刘柳信以为真,不仅为他免费献身,还将自己攒下的钱如数交吉某保管。后因战乱,生意不好,吉某往来变疏,也渐渐变了心。他说是他家父母不娶妓女为妻,他正在想办法。刘柳意识到这个男人靠不住,欲讨回自己的钱,但吉某推托钱已花光,赖账不还。刘柳无奈,从此不再理他。

一天晚上,吉某到此,强拉刘柳上床,未果,二人发生口角,吉被赶了出去。吉某恼羞成怒,萌生谋杀之念,在永盛刀剪铺购菜刀一把,先到酒店痛饮一番,于晚九时许又来到妓院。这时,刘柳正与客聊,吉见之怒火中烧,抽出菜刀,搂头便砍。嫖客、妓女闻声四逃。待警赶到,吉操刀自刎。结果刘柳血肉模糊,昏迷不能言动,吉某不多时气绝身亡。刘柳伤愈不能为妓,乃四处乞讨为生。

记者又向翠芬了解了其他几位妓女的情况。

翠芬说:“惠中和如意都是孤儿,被人贩子卖进这火坑;对面的那位胖的,被公公奸了,她丈夫一气之下将她卖到了这里;唯有红楼特殊,她是旗人,有文化,早先在小班干,因偷嫖客财物被赶了出来。红楼在小班时,接的都是上层之客,她是经过妓家领训过的,懂得迎送礼仪,讲究床前戏,床上功夫。她说她在小班接的客,都是有身份的人,上床也细心,哪像来这里的客人,一身臭汗,又饥色粗野,简单得只剩下干那件事儿。她过去当过头牌,所以来这里后做了少长班。”

看看天色已晚,记者站起身,也叹了口气,安慰道:“你还年轻,对自己应早作打算。谢谢你招待。”

翠芬亦站起来:“唉,听命吧!”

记者告辞而去。

【本文节选自《民国娼妓》,作者:孔繁杰,经中国文史出版社授权在网易新闻平台连载发布 ,有删减,欢迎关注,禁止随意转载;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图片源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