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1930年生于天津，祖籍安徽潜山，曾师从国学大师钱穆及号称海外“汉学界第一人”的杨联升，拥有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
在中国历史，尤其是思想史和文化史方面，余英时多有开创性研究，是罕见曾获哈佛、耶鲁、普林斯顿三校延聘的正教授学者。
2006年获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2014年获有“东方诺贝尔奖”之称的唐奖首届汉学奖，系《万历十五年》作者黄仁宇的博士论文导师。
2021年8月1日，余英时在睡梦中驾鹤离世，留下生前身后正反两极的混沌热议。
然尘归尘，土归土。仅从治学的严谨和待人的真诚，这篇多年前为好友唐翼明先生大作《魏晋清谈》所撰之长序，则足以用来管中窥豹，见字识人。
他首先郑重肯定了书稿的学术价值，指出“我们还是没有一部专书全面地论述‘魏晋清谈’的形成和演变”，并因此赞许是“填补了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一点空白”。
更难得的是，他还直言：“为了使这篇序不至于成为一种学术的应酬”，还特别结合自身研究成果及思考，提出了几个具体的商榷问题，并附以多年的考证详细论述，分享了独到的个人见解，足见对学术的认真，对老友的负责。
余先生去世后，唐翼明先生作诗缅怀，崇敬哀戚：
今古淹通，中西融匯，百年高唱唯公健；
泰山其頹，北斗無依，五內焦焚豈獨予。
在此，特附上长序全文，籍此再睹大师风采，并作深深缅怀。
《魏晋清谈》序
余英时
《魏晋清谈》是唐翼明先生（以下简称“作者”）费了好几年研究工夫所写成的一部专著。作者对于这一专题在现代的研究状态，包括中国的、日本的和西方的，作了一番通盘的检查。他很惊奇地发现，尽管现代研究者涉及这一题旨的文献汗牛充栋，我们还是没有一部专书全面地论述“魏晋清谈”的形成和演变。由于作者的辛勤努力，中国学术思想史上这一空白点现在即将因本书的出版而填补上了。
作者是非常富于分析力和批判力的。他很不满以前人的著作往往把“清谈”和魏晋思潮、玄学，以至政治和社会的关系等混而不分。因此他决定把“清谈”从这种种藤葛中抽离出来，当作一个独立的历史现象来处理。这是禅家所谓“截断众流”的本领。他自己经过一番慎思明辨之后，给“魏晋清谈”下了一个十分简明的界说。他说：
- 所谓“魏晋清谈”，指的是魏晋时代的贵族知识分子，以探讨人生、社会、宇宙的哲理为主要内容，以讲究修辞与技巧的谈说论辩为基本方式而进行的一种学术社交活动。（参看正文28页）
他曾列举了六条理由，说明他为什么对“魏晋清谈”作如此的界定。我觉得他的理由都是足以成立的。从这一观点看，清谈的重要性不仅在它的思想内容，而更在它的表现的方式。作者在本书一再强调“清谈”是一种“智力游戏”，是一种“社交活动”，而不能看作是纯粹的学术研究。（见第二章）这是一个十分准确的观察。先师钱宾四先生《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一文（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东大图书公司，台北，1977年），正是从这一角度来解释“清谈”的。钱先生论“诸名士共至洛水戏” 一条（即本书所引《言语》二三条）说：
- 此事尚在渡江前，已见时人以谈作戏。……各标风致，互骋才锋，实非思想上研核真理探索精微之态度，而仅为日常人生中一种游戏而已。
又论“谢胡语庾道季”条（《言语》七九条）曰：
- 此故事在渡江后。益见时人以谈作戏，成为社交场合之一种消遣与娱乐。谢道韫为小郎解围，一时传为佳话，亦只是骋才情见机敏而已。故知当时名士清谈，特如斗智。其时又好围棋，称之曰坐隐，又曰手谈。正因围棋亦属斗智，故取擬清谈也。
又评“殷中军为庾公长史”条（《文学》二二条）云：
- 此是殷浩新出，将有远行，王导作集，为之邀约诸贤，共作一夕之欢也。此如法国18世纪有沙龙，亦略如近人有鸡尾酒会，自是当时名士一种风流韵事。既不作灌夫之使酒，亦不效谢安之携妓，仅是清谈玄理，岂不风雅之绝。英雄如桓宣武，席中尚不获儳言插论。退席语人，犹以时复造心自喜自负。可见即是清谈，亦犹有儒家礼法密意行乎其间。此乃当时人一种生活情调，即今想象，犹在目前。若认真作是一哲理钻研，则诚如隔靴搔痒，终搔不到当时人痒处所在矣。
我特别引钱先生三条评语于此，以与本书主旨相互印证，是因为作者并没有机会读到此文，而所见大端相同。可见学术研究的客观性是无法否认的。但本书是一详尽的专题研究，与钱先生的观其大略不同；后者的“孤明先发”因此对本书的学术价值只是加强了，而不是削弱了。
依照这个理解，“清谈”可以说是魏晋士大夫的生活方式的一个最重要的具体表现。用当时的语言说，即是士大夫的“风标”或“风操”；用现代的话说则是“精神”。那么“清谈”所表达的是一种什么精神呢？传统的说法都很重视以下这段记载：“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故阮嗣宗言必玄远，而未尝评论时事，臧否人物。”（《三国志·一八·魏书》引王隐《晋书》）并由此而推衍出“清谈”是从汉末“清议”演变而来的结论。钱先生在上引文中也一再以“激于世变”或“时代苦闷”为清谈的历史背景。我决不否认“清谈”确有“激于世变”的一面。不过我始终认为自汉末到魏晋，士大夫的精神还有其积极的、主动的、创造的新成分，不仅仅是因为在政治上受到压迫和挫折才被动地走上了虚无放诞的道路。我认为这个新成分便是“个体自觉”（见《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或“自我发现”（“self-discovery”见英文论文《个人主义与魏晋的新道家运动》“Individualism and the Neo-Taoist Movement in Wei- Chin China”收在Donald Munro, ed., Individualism and Holism: Studies in Confucian and Taoist Valu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pp.121-155,1985）正因如此，我才要特别修正“清谈”出于“清议”的传统看法。在英文论文中，我认为“清谈”在2世纪中叶事实上已开始出现，虽然当时尚无其名。除了《后汉书》中所记党锢时代的故事外，我又补充了王符（约85—约163年）《潜夫论·务本》中“今学问之士，好语虚无之事”一条证据。我特别看重蔡邕入吴得王充《论衡》,袐玩以为“谈助”的传说。（《后汉书·王充传》注引《袁山松书》)“谈助”这个名词的出现说明“谈”已正式成立了。而且汉末以来，以《论衡》为“谈助”的证据不少，如孔融与祢衡的“放言”，阮籍叔侄之用《论衡》中的议论。这些都是以思想为主要内容的“谈”了。
本书作者虽以“魏晋清谈”为断限，但是他在第四章讨论清谈的起源时也大致同意我的看法，这是我很高兴的。但是他在名词分析方面却比我精密多了。第一章“清谈名义考辨”不但把“清谈”的原义和今义各析出三义，而且对“清谈”一词的古今沿革也作了尽可能详尽的追溯。这也是作者的一个重要贡献。
为了使这篇序不至于成为一种学术的应酬，我现在愿意提出两三个具体的问题和作者商榷。第一，作者的名义考辨在原则上是我们都必须接受的，因为这样才可以避免“失之毫厘，差以千里”的危险。然而这种考辨也有它的限制。古语说：“寸寸而量之，至丈必差；铢铢而较之，至两必失。”中国古人运用名词一向不以谨严精密著称，而现代的语义分析则又愈来愈细致。我们是不是一定能把古人的言词都完全分析得恰如其分，恐怕不能不是一个问题。尤其是这种名相辨析如果再和历史的演变结合起来，以中国的历史的长远和文献的浩瀚，恐怕谁也不能保证把追源溯流的工作做得正确无误。例如作者在“‘清议’词义考”中考定“清议”一词用以指汉末“处士横议”之风始于赵翼的《廿二史札记》。他还特别为了这问题检查了《资治通鉴》和胡三省的注。他的结论是司马光尚未用“清议”指“处士横议”，而胡三省则仍以“清议”为“乡论”。（参看正文34页）但是我要请作者读《通鉴·五三》质帝本初元年“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条的胡注：
- 游学增盛，亦干名蹈利之徒，何足尚也！或问曰：大学诸子三万人，汉末互相标榜，清议此乎出，子尽以为干名蹈利之徒，可乎？答曰：积水成渊，蛟龙生马，谓其间无其人则不可；然互相标榜者，实干名蹈利之徒所为也。祸李膺诸人者，非太学诸生，诸生见其立节，从而标榜，以重清议耳。不然，则郭泰、仇香亦游太学，泰且拜香而欲师之，泰为八顾之首，仇香曾不预标榜之列，岂清议不足尚欤？抑香隐德无能名欤？（司马光，《资治通鉴》，胡三省注，中华书局标点本，北京，1956年，1705至1706页）
在这一段长注中，胡三省三用“清议”，无不指汉末太学的“处士横议”。胡三省（1230—1302）是南宋遗民，1256年与文天祥、谢枋得、陆秀夫同中进士。他有感于南宋末太学生和权相贾似道互相标榜，所以写此长注。（参看陈垣《通鉴胡注表微·出处篇》）他的用法至少证明南宋人已有“汉末清议”的观念，比赵翼要早五个世纪。但这不过是我们偶然看到的一列，并不表示这个观念是从胡三省开始的。未见是一事，未有又是一事，我们不能以未见为未有。
第二个例子是“清谈误国”的问题。作者虽引《晋书·王衍传》，定此说最早见于王衍临死前的自责，但立刻又解释王衍之说其实未必真指清谈。他引了几条晋人资料，都不曾直斥“清谈误国”，而且谢安还有明驳“清言致患”的话。因此作者最后引《日知录》：“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顾炎武，《日知录》，影印集释本，上海，1985年，529页），而肯定顾炎武必须对“清谈误国”说负责。（参看正文271页）我是完全同意作者的论断的，“清谈误国”并不是一个有效的历史解释。而且作者此节有言外之意，更能博得我的同情。但是我们既然讨论“清谈误国”的起源问题，便必须同时搜集正面的和反面的证据，不能因为主观上同情“清谈”便忽略指斥“清谈”的材料。东晋南朝期间，难道便没有人再说过“清谈误国”或“清谈亡国”之类的话了吗？《梁书·五六·侯景传》说：
- 先是，丹阳陶弘景隐于华阳山，博学多识，尝为诗曰：“夷甫任散诞，平叔坐谈空，不意昭阳殿，化作单于宫。”大同末，人士竞谈玄理，不习武事；至是，景果居昭阳殿。（姚思廉，《梁书》，中华书局标点本，北京，1973年，863页）
不但陶弘景的诗斥责王衍、何晏，其言与顾炎武《日知录》如出一辙，而且此诗在梁武帝时代又成谶语，再一次为当时的人证明了“清谈亡国”的道理。至于“大同末，人士竞谈玄理”一语，则更是南朝“清谈”史上的重要材料。
以上两点都是小节，我不过是为作者做一点拾遗补阙的工作。这一类偶有未照之处是任何作者也不能完全避免的，此书的价值并不因此而稍有减损。我之所以不肯放过这些枝节问题，则是因为它们有警惕作用，可以加强我们对于方法的自觉。最后我要提出一个无关宏旨但是很有趣的考证问题，一方面向作者请教，一方面批评和改正我自己以前的一个疏失。
《南齐书·三三·王僧虔传》的《诫子书》是有关“清谈”的重要文献，但其中尚多待发之覆，如“荆州《八袠》”究竟何指，便有争议。我现在要讨论的是下面的这一句话：
- 设令袁令命汝言《易》，谢中书挑汝言《庄》，张吴兴叩汝言《老》，端可复言未尝看邪？
这里的“袁令”“谢中书”和“张吴兴”三人到底是谁呢？先师钱先生早年著《国学概论》之《魏晋清谈》一章，以袁粲、谢朏、张绪三人当之。［钱穆，《国学概论》（上册），商务印书馆，上海，1931年，163页］最近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则说“指尚书令袁粲、中书令谢荘、吴劭（作者按：‘兴’字之误）太守张劭。”（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华书局，北京，1985年，245页）两家之说大不同，但都视为当然而没有说明理由。本书作者对这个问题也有考订。他在一条附注中（参看正文261页注②）说：
- 传中说此书作于宋世，书中“袁令”当指尚书令袁粲（420—477），“谢中书”当指中书令谢庄（421—466），“张吴兴”当指吴兴太守张永（410—475）。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王僧虔诫子书”条说“张吴兴”指张劭，恐误。张劭，《南史》《宋书》并作“张邵”，卒于其兄张茂度之前，即441年前（参看《宋书·五三·张茂度传》及《宋书·六二·张敷传》），其时王僧虔（425—485）尚未成年也。
作者不从周一良的“张劭”说，以年代不合为据，足见读书得间，考证入细。张茂度名裕，避宋武帝讳，以字行，见《南史·三一·张裕传》。茂度卒于宋元嘉十九年（442），作者误前一年耳。1980年我写英文论文，曾有一条长注考证这个问题，与上述三家都有异同。但其时周一良《札记》尚未属稿，故仅能就《国学概论》的说法作商榷。我改子（谢朏，441—506）为父（谢庄），也是因为年代不合。谢朏任中书令已入齐代，在489或490年，其时王僧虔墓木已拱，所以他生前不可能以“中书”称朏。剩下来的只有“张吴兴”是谁的问题还待解决。我在英文附注中讨论张绪（约433—约490）的可能性时犯了两个错误：第一、我误以张绪是吴兴人；第二、我误以为“张吴兴”是指郡望，而不是官名。事实上，张绪是吴郡人，而此处“吴兴”也必指官名，因为这是当时的习惯称呼。周一良和作者分别以张邵、张永当之，这是因为此二人都曾任吴兴太守。以时代言，张永自远胜于张邵，但张姓任吴兴太守而时代又符合者并不止张永一人。如张岱也在“泰始末（471），为吴兴太守”。（萧子显，《南齐书》，中华书局标点本，北京，1972年）我们又怎么能确定谁是《诫子书》中的“张吴兴”呢？但我经过反复推敲之后，仍然断定“张吴兴”指张绪的可能性最大。为什么呢？试看原书中“设令……端可”之问辞，则此三人非是第一流清谈名家不可。张邵、张永、张岱虽符合“吴兴”的称号，但详读三人传记，其中没有一个以清谈著称于世，因此也就不可能有资格与袁粲、谢庄鼎立而三。这是理解《诫子书》此语最为关键的所在。至于张绪，则情形不同。袁粲曾说他“有正始遗风”，其“风流”实为当世之冠。然则又何以解于“吴兴”之称？我现在倾向于相信“吴兴”或是“吴郡”之讹。《南齐书》本传说“时袁粲、禇渊秉政……出绪为吴郡太守”。这大概是474—476年之间的事。 ［作者按：《资治通鉴·一三三》“元徽二年（474）九月”条载禇渊以禇澄为吴郡太守。但《南齐书·二三》及《南史·二八·禇澄传》都说他建元（479—482）中为吴郡太守，《通鉴》此处若非系年有误，则是澄任期甚短。］我疑心《南齐书·王僧虔传·诫子书》中的“张吴兴”原作“张吴郡”。可惜《南史·二二》本传中的《诫子书》是节本，缺了这一段，我们已无法通过本子的对校来解决这个问题了。不过我们恰好碰到了一个校勘上的例子，至少可以证明我的推测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南齐书·三三·张绪传》：
- 复领中正。长沙王晃属选用吴兴闻人邕为州议曹，绪以资藉不当，执不许。晃遗书佐固请之，绪正色谓晃信曰：“此是身家州乡，殿下何得见逼！”（《南齐书》，601页）
《南史·三一·张绪传》记此事的文字如下：
复领中正。长沙王晃属选用吴郡闻人邕为州议曹，绪以资籍不当，执不许。晃遗书于绪固请之，绪正色谓晃信曰：“此是身家州乡，殿下何得见逼。”乃止。（李延寿，《南史》，中华书局标点本，北京，1970年，810页）
两文基本相同而小有歧异。“藉”与“籍”的不同以《南齐书》于义为长。但最重要的是《南齐书》的“吴兴”，《南史》恰作“吴郡”。那么何以知道闻人邕必是“吴郡”人而不是“吴兴”人呢？这是因为张绪此时领“中正”之职，即是“本郡中正”（见《南齐书》，600页）。张绪虽然也曾一度领过“本州大中正”（同上）。但此时他领的是“中正”，而不是“大中正”。这就是说他是吴郡中正。因此长沙王晃想选用闻人邕为州议曹才不能不征求他的同意。他的答语有“此是身家州乡”更毫无可疑地证明这是吴郡的事。这一校勘工作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在这段记载的原始史源里，闻人邕的籍贯是“吴郡”而不是“吴兴”。现存的《南齐书》大概由于唐以后辗转传抄之故，“吴郡”已误成“吴兴”，但《南史》在此处则没有发生这个错误。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三六》“后为吴郡太守”条说：“吴郡当作吴兴。《南齐书》本传及王俭碑文俱无守吴郡事。盖传写之伪。”［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上册），商务印书馆排印本，北京，1958年，680页］尤可证“吴兴”和“吴郡”在《南史》和《南齐书》中常发生互讹。所以我说《南齐书·王僧虔传》中的“张吴兴”很有可能是“张吴郡”之讹。如果此说成立，那么张绪是最有资格被王僧虔提名的人，因为他在“清谈”世界中的声望是和袁粲、谢庄铢两悉称的。最初我也考虑过张绪的徒弟张融（444—497），因为《老子》是他最嗜爱的三本书之一。但由于《南齐书·四一》本传说他“非治民才”，一生“求郡不得”，无论如何都和《诫子书》上的称谓合不上拍，最后只好放弃了。
我为这一个小问题写了两千字的考证，并不是我有什么“考据癖”，而是借这个机会为我自己补过。不用说，本书作者的细心考证也使我忍不住技痒。仅从结论看，我现在的看法和英文论文的附注毫无改变。但是十几年前我获得同一结论所持的理由和推理程序则是完全错误的。我没有经过考证和校勘的必要曲折便轻下断语，这是不足为训的。我把张绪写成了吴兴人，更是不可宽恕的疏忽。现在我恰好在作者的考证中遇到了这个老问题，如果我避而不谈，那便等于有意掩饰自己的错误了。我必须感谢本书作者，因为他的好学深思才使我得到这个补过的机会。这是我在接受写序的任务之前完全没有想到的。但是由于史料的限制，我的结论仍然只是一个待证的假设。作者的“张永”说和我前面提到的“张岱”说也没有失去其假设的地位。我详细记录了我对于这个问题重新研究和思考的过程，我盼望本书的作者和读者都能给我以切实的指教。
一九九二年八月二十日于普林斯顿
唐翼明 著
高高国际 出品
内容简介：
六朝时代是我国的文化宝库，那时人们的思想和精神远比当下，甚至文艺复兴后的欧洲都更为开放自由。魏晋清谈，指的是魏晋时代的贵族知识分子，以探讨人生、社会、宇宙的哲理为主要内容，十分讲究修辞与技巧的谈说论辩，是一种极为有趣和有思想价值的活动。其内容可以让闭塞在科技时代的人们大开眼界。
本书在写作时查考了大量史料，广泛参考前人的有关研究成果，结合中、日、英语三种语言的文献资料，对魏晋清谈的名义、形式、内容及其演变发展结束的历史，作了内容详尽、条理清晰的论述。余英时评价：本书填补了文化思想史的一项空白。
全书看似学术，但实际风格如名家讲历史，生动真实却不枯燥；思路敏锐，文辞生动典雅，是一部为普通炎黄子孙写就的历史大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