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56年六月初九，安史叛军攻入潼关，哥舒翰率八千残兵退守关西驿，准备收拢灵宝之战后失散的唐军溃兵，继续与叛军作战，为各地前来勤王的大军争取时间。可是，令哥舒翰万万没想到的是，以火拔归仁为首的部分将士却趁机发动兵变，挟持哥舒翰向安史叛军投降。至此，潼关彻底失陷，通往大唐帝国国都长安的大门洞开。
同年六月中旬，因唐玄宗携文武百官、皇室宗亲不战而逃，使得安史叛军轻而易举地攻占了长安这座当时世界上最为雄伟壮丽的都市。
此时，距离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叛乱，仅仅只过去了六个月的时间。
我们都知道，此时的大唐帝国刚刚经历了在杜甫笔下“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百馀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的开元盛世，国力达到了大唐帝国的巅峰。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强大如斯的辉煌帝国，为何却在动地而来的“渔阳鞞鼓”面前，只撑了六个月的时间，便丢掉了东西两都，连皇帝都要仓皇出逃？
这一切，还要从唐朝的制度上说起……
隋唐，这是在我国历史上的一大转折时期，其所施行的中央官制、地方行政制度、选官用官制度，皆做到了上承南北朝，下启宋元。而唐承隋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唐朝的地方行政制度皆是在隋朝的基础之上，采用了“都督—州—县”的三级制度。
但是，随着唐朝消灭各地割据军阀，完成统一之后，唐太宗、唐高宗、武则天等数代君王皆锐意开边，使得唐朝疆域迅速扩张。唐朝初年的时候，为了保卫长安，唐朝统治者将全国近半的折冲府皆设置在关中地区，使得在这一时期中，唐朝形成了“内重外轻”的军事布局。
可是，随着唐朝统治者的开边行动，边境战事不断，为了更好地应对边事，唐朝统治者又开始将关中的折冲府逐渐往边境重镇转移，唐朝的军事布局开始向“外重内轻”转变。
可就在这一过程之中，因为土地兼并严重，唐朝已无力维持自北魏以来被历朝历代所推崇的均田制，只能默许其走向崩溃，而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折冲府也随之走向了瓦解。
在这一现实基础之上，唐朝统治者开始推行募兵制，而此前的都督州府三级制度以及府兵制度的残存问题并不利于募兵制的推行和掌控。于是，自唐太宗以来，唐朝历代君王便开始裁撤折冲府与都督府，将地方权力收归中央，各州直接对中央负责。到唐睿宗景云年间设置河西节度使为止，唐朝内地的都督府、折冲府已经基本被裁撤，仅有边境以及重镇仍有都督府的存在，但也正在向节度使转变。
在裁撤都督府之后，“中央—州、府—县”的行政体系给唐朝统治者带来了不小的麻烦——此时的唐朝境内足有两百多个州、府，州府数量过大，使得中央对地方的掌控力大幅下降。
针对后世子孙可能会出现这一问题，唐太宗一开始便想好了对策——增设“道”作为监察区，设置采访使，直接对中央朝廷负责，职责是监察各州府县官员是否称职，但不具备行政权，使得唐朝形成了“道—州—县”的全新三级制。而后，唐睿宗、唐玄宗将节度使制度化，又使得节度使成为了地方的一级行政区划，唐朝形成了“道—节度使—州—县”的四级制，但是因为“道”只是监察区，从地方行政制度上来说，唐朝仍旧施行的是“节度使—州—县”的三级制。
在这一制度的框架下，拥有行政、财政、军事等权力的节度使要受直属中央的采访使的监察，稍有异动，采访使便有将其拿下，押往京城问罪的权力；而采访使又没有行政、军事等权力，并不能直接插手地方事务。如此一来，节度使与采访使皆不可能凭借着手中的权力形成割据。
可是，这一切却在唐玄宗手上发生了变化......
公元742年，唐玄宗宠臣安禄山以御史中丞的身份出任平卢节度使，不久，又兼任了范阳、河东两镇的节度使，还从唐玄宗的手中讨来了河北采访使的官职。至此，安禄山手中便掌握了河北三镇的监察、行政、财政以及军事等权力，俨然成为了河北三镇的实际上的“皇帝”。
在开元之治后期，因唐朝承平日久，再加上如姚崇、宋璟等一大批辅佐唐玄宗进行改革，缔造开元盛世的贤臣凋零殆尽，唐玄宗身边再无敢直言进谏的诤臣，反而多了一群如李林甫、杨国忠等奸臣。在他们的阿谀奉承之下，当年那个锐意进取的一代明主唐明皇迅速腐化，一改此前提倡节俭的风气，转而挥金如土，耽于享乐。
在这种情况之下，唐朝大权落入了李林甫、杨国忠等奸臣手中，在他们的统治下，百姓生活困苦，饱受剥削，使得唐朝国力如江河如下，在对契丹、南诏、阿拉伯帝国的作战之中，接连惨败。
此前唐朝曾有调功勋卓著的边将入京委以重任，出任要职的传统。可是，在李林甫拜相之后，为了巩固自己的权位，便刻意破坏了这一传统，堵塞了边将晋升的通道。
不仅如此，李林甫为了争取一些胡人出身的边将支持，还向唐玄宗进谏，以胡人忠勇，又无异心，且骁勇善战为由，建议唐玄宗大量任用胡人出任边关将领，授予节度使之职。随后，李林甫又或直接、或间接地阻止各地采访使履行权力，放任这些胡人出身的边将拥兵自重，而安禄山则是这其中的最大受益者。
公元747年，唐玄宗养子、西北派节度使的核心人物王忠嗣察觉到作为东北派节度使核心的安禄山有不臣之心，遂上书提醒唐玄宗小心安禄山此人，却遭到了一向与其不和的宰相李林甫的诬告，使得唐玄宗将王忠嗣罢官，召入朝中，一度欲杀之而后快。
而后，在哥舒翰等西北派节度使及一些正直大臣的援救之下，才侥幸逃得一命，但是却也在一年多之后抑郁而亡。
随着王忠嗣的去世，不仅代表着以哥舒翰为代表的西北派节度使与以安禄山为代表的东北派节度使彻底决裂，也代表着大唐王朝之中，唯一一个能够震慑住安禄山不臣之心的名将不在了，安禄山的野心便能肆意疯长了......
到了唐玄宗天宝年间，“天宝十节度”的局面正式形成，进而代表着唐王朝完成了从“内重外轻”到“外重内轻”的军事布局的转变。
在天宝年间，唐朝的常备军事力量在五十五万到六十万之间。在这之中，“天宝十节度”手中便控制了足足四十九万，近五十万的军事力量，这些还都是唐军之中武装到牙齿且骁勇善战的绝对精锐。而中央朝廷能够直接控制的中央军不过八万余人，还大多是长安的“浮浪子弟”，缺乏锻炼，毫无战备可言，在边镇精锐面前简直不堪一击！
如此一来，中央势弱，地方反而日益强大，再加上如安禄山等野心家的催化作用，安史之乱便由此爆发。
在唐玄宗晚年的昏庸统治之下，已然形成“外重内轻”军事布局的唐王朝在面对安禄山麾下十余万精锐边军叛乱之时，毫无还手之力——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安禄山的叛乱便席卷了整个河北、河东地区，还攻陷了唐王朝的东都洛阳，进逼作为关中门户的潼关。
可就在叛军进抵潼关之时，唐玄宗还听信谗言，先后擒杀了一代名将封常清、高仙芝，而后又强令哥舒翰开关迎敌，酿成灵宝之战的惨败——好不容易东拼西凑起来的二十万唐军全军覆没，哥舒翰更是被迫投降安禄山，使得长安门户洞开。
如此一来，长安又如何能够守得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