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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李大钊烈士陵园竣工,就在人们移灵的时候,挖出一块雕刻有镰刀锤子党徽的墓碑,正面竖刻一行文字:中华革命领袖李大钊同志之墓。原来50年前因时局动荡,人们不得不用六朝墓志的方法,将墓碑埋在地下。而今这块碑文重见天日,得见的是新中国的灿烂千阳,而非旧社会的黑暗。

李大钊匆匆而去,留下无数的遗憾。对于他的家人们来说更是如此。而幸运的是,李大钊的身后事,有无数同仁志士帮忙料理。其最好的佐证,便是后来官至副国级的李大钊长子李葆华。个中故事,读来自有感人之处,今天便与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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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4月28日下午2点,李大钊延颈就环。临死前,指挥行刑官曾询问李大钊对家属如何处置,李大钊毅然决然地回答到:“我是崇信共产主义者,知有主义不知有家,为主义而死分也,何函为?”古人云:“向死而生”,李大钊用其高尚的牺牲反衬了军阀的卑劣,“大公无私”的豪情在李大钊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可“知主义而不知有家”对于李大钊的家人来说也是遗憾。他的妻子赵纫兰在听到他的死讯后“悲痛号泣,气绝复苏者数次,病乃愈益加剧,以致卧床不起。”没有留下最后的遗言可能不是守常先生的本愿,按照《北洋画报》的报道,李大钊本想写一份遗嘱,但执行吏刁难,遗嘱就未能写成:

未几执行吏来,首以李大钊送往绞刑台。李见此,知已不免,乃曰:“请以纸笔来,俟书一遗嘱。”执刑者曰,此时已晚,由不得汝矣。李无言,神色尚未变,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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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骚》有云:“纫秋兰以为佩”,指的是把美好的东西戴在身上。李大钊的妻子赵纫兰的名字出自于此。赵纫兰陪伴“憨陀”28年,自李大钊10岁起他就由这个亦母亦妻亦姐的女人带大。尽管李大钊因先忙于读书、后献身革命而聚少离多,但赵纫兰却是李大钊最坚强的后盾。在李大钊的《狱中自述》中,他称“我家贫,只有薄田数十亩,学费所需,皆赖内人辛苦经营,典当挪借,始得勉强卒业。”如此种种,哪里离得开赵纫兰的付出呢?因此,我党在1936年追认赵纫兰为共产党员是有道理的,赵纫兰对革命确实有功。

但一些不明就里的现代人以及当时的保守主义者,多少会觉得李大钊有些无情,对自己的家庭有一些冷漠,“只知主义而不知有家”更是成为了后来一些国民党反动派抹黑攻击我党的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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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革命者死前撇开自己的家庭,更可能是一种无奈之举。1927年4月6日,当李大钊被张作霖所派的军警逮捕入狱时,赵纫兰也和李炎华、李星华也一同入狱了,军警还在四处搜查李大钊的长子李葆华。被囚多日,夫妻二人最后只在法庭上短暂相遇。李大钊对法官解释赵纫兰只是个家庭妇女,而他的两个孩子还在上学,“可以说,他们什么也不懂,一切都与他们没有关系。”

平日里对妻子嘘寒问暖的李大钊,在法庭上竟成了一个冷冰冰的陌生人。稍有情商的人都看得出来,李大钊在保护他的妻子。法庭上的赵纫兰嚎啕大哭,哭得几乎要昏了过去,可能她在为丈夫的体谅而哭,又或者心疼丈夫所受到的酷刑。那些扎进憨陀指缝里的竹签,似乎也扎进了赵纫兰的心头,让她的病更严重了。

未来的路还很长,而且更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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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的死不仅仅是时代的悲剧,更是他们家庭的悲剧。对于赵纫兰来说,痛苦的第一方面来自于当时的反动政府,李大钊死后,当局政府仍然派出军警监视。赵纫兰常常受到流氓、打手的骚扰,北京时局艰难,李大钊生前友人不得不帮助他们离开北京,回到家乡暂避风头;另一方面,没了丈夫,家里就没了顶梁柱、没有了收入,子女面临失学甚至是吃不饱穿不暖的风险。

要知道李大钊生前可是北京大学的正牌教授,工资高达120元(当时8元大约能养活一家人,毛泽东的月薪就为8元)。但他经常拿出来资助革命和青年学子,如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时,李大钊当即宣布从自己的月薪中拿出80元作为经费;李大钊经常对家境贫困的学生和工友慷慨解囊,这些被资助的学生中有相当一部分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来二去,导致李大钊全家生活窘迫,校长蔡元培知道了此事,嘱咐会计科要扣一部分钱下来,直接发给李大钊的妻子赵纫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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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对外慷慨解囊,对内则节俭持家。赵纫兰对此并没有抱怨,反倒是十分理解。他知道,自己丈夫做的是大事,是要给中国找到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是要千千万万苦命的老百姓真的能过上好日子。自然,说赵纫兰跟李大钊一样觉醒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这样的说法是夸张的,赵纫兰如此支持自己的丈夫,只是多了一颗许多人没有的“良心”罢了。

李大钊将自己的薪水大部分用于时代的进步事业,以助于他“身后极为萧条”,李大钊的家中“空无家具,即有亦甚破烂”,再加上赵纫兰突然病倒,儿女正在读书,整个家庭难以为继。《晨报》的记者是这样写的:

李妻闻耗,悲痛号泣,气绝复苏者数次,病乃愈益加剧,以致卧床不起。小儿女绕榻环立,其孤苦伶仃之惨状,见者莫不泪下。李之乐亭原籍,家业毫无。生前唯知努力学问,不事生产,平素又极俭朴,故境状萧条现李妻卧病,医药之资无出。李之棺属回籍及遗孤抚恤等, 更谈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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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李大钊生前广交善缘,北大的教授同仁纷纷慷慨解囊,梁漱溟、吴若男、章士钊、蒋梦麟等人出钱帮李大钊重购了棺木(老板伊寿山听说死者是守常先生,敬佩其人格还特意降价出售),周作人、沈尹默、胡适等人也帮助了李大钊子女的教育,赵纫兰带孩子们回乡后,每个月还会收到北京大学寄来的生活费。

在这其中,周作人的帮助可能是比较特殊的。众所周知,周作人后来投靠了日本人,成为了汉奸,但此时他还有民国文人独有的风度,在被捕那天,李大钊最大的孩子李葆华跟周作人的孩子去沈士远家做客,侥幸逃过一劫,而后在周作人家里躲了一个多月。此后又和沈尹默一起帮助李葆华前去日本留学,还申请了官办经费,后来李葆华在日本东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1年夏天李炎华和李星华回北京读书和勤工俭学,也是周作人在其中安排的;还有一次是在1932年夏,老二李星华向周作人求助,请他帮忙出售父亲的藏书,周作人立马叫上了蒋梦麟、胡适等人出资买下藏书后赠给北大图书馆。与此同时,中共北方党组织也给了李大钊的遗孤切实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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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极度的操劳和忧虑中,赵纫兰病故,享年49岁。此时李大钊最大的孩子李葆华才24岁,老二李星华(女)22岁,老三李炎华(女)14岁,老幺李欣华7岁。此时李葆华在北京门头沟附近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李星华则在中法大学孔德学院勤工俭学,大姐和大哥艰难地维持家里的生活,途中积极参与革命运动,两人都是在1930年代初参加的共产党,算是继承了先烈未竟的事业。

后来,李葆华在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央委员及贵州省委第二书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等职,官至副国级;李星华则从事教学和民间文学的研究工作;李炎华和李欣华亦在各自领域内有所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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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被反动政府扣的罪名是“意图扰害公安、颠覆政府,实犯刑律之内乱罪及陆军刑事条例之叛乱罪”。这样的罪名在当时是很难公开安葬的,就连给李大钊入殓的伊寿山先生也被警察逮捕。所以赵纫兰本来的想法是等着李大钊的遗愿能实现,北伐军早日打下北京,在城头插满红旗。没想到蒋介石政府早早地背叛革命,李大钊的遗愿就没有短期内实现的可能了。正常安葬都难了,更别说是公葬仪式了。

1933年春天,李大钊遗体已经在妙光阁浙寺暂厝6年了,赵纫兰已经病入膏肓,她等不下去了。赵纫兰来到北京,请求北大出面操办李大钊的葬礼。而这一年的政治形势也不容乐观:在北方,日本人的侵略步步紧逼,不仅武装占领了中国的东北地区,更在当年1月占领了山海关,还不断的前扰长城沿线;在南方,蒋介石政府正在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组织一次又一次的围剿,全国反共的政治氛围也越来越浓。就在这么凶险的氛围中,13位北大教授自愿参与发起李大钊先生的公葬仪式,名单如下:

蒋梦麟、胡适、沈尹默、周作人、傅斯年、刘半农、钱玄同、马裕藻、马衡、沈兼士、何基鸿、王烈、樊际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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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13人中,没有一人是共产党员,他们的政治观点也都不尽相同,有的根本不认可李大钊倡导的共产主义(胡适),有的则后来干脆成了汉奸(周作人),他们之间或多或少还吵过架,打过笔墨官司,可他们都有着那个年代民国文人独有的风度。知识分子良心未泯,总还算是一桩幸事。但他们想给鼎鼎大名的共产党创始人顺利地办一场公葬仪式,遇到的困难可不小。

当时的北大校长蒋梦麟本想走较近的西门出城,不要把声势搞大。但赵纫兰坚持说:“李先生生前为人民做了许多好事,又死得这么悲惨,马马虎虎地出殡,我于心不忍!”蒋梦麟听完十分动容,就答应了赵纫兰的要求,便和国民党政府斡旋,这也得到了当局的默许。

1933年4月25日申报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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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党组织也和赵纫兰联系,商议将这次公葬仪式变成一场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得到了赵纫兰的同意。1933年4月23日,李大钊烈士公葬仪式举行,起灵时队伍高唱《国际歌》,送殡队伍大挂标语,其中最前一联下联为“北平青年恭送李大钊安葬”,横联为“大钊先烈精神不死”,左右联为:“在压迫下生活,在压迫下呻吟,生者何堪;为革命而奋斗,为革命而牺牲,死固无恨”,送殡队伍高喊:“守常先生不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北京沿途送葬群众极多,大部分为自发参与的爱国群众。党组织从中散发传单,宣扬抗日、革命思想,各种左翼组织也纷纷登场,传单甚至还有日文和韩文写成的。

当出殡的队伍抵达西四牌楼的时候,大批国民党军警出动企图停止公祭仪式,引起双方冲突,宪兵向群众队伍开枪,送殡队伍被冲的七零八落,大量的花圈、挽联、鲜花被践踏踩碎,一共被捕去20余人。赵纫兰在骡车上亲眼看到一名瘦弱的青年女学生被打得头破血流,内心中只有恨,临死前,赵纫兰仍挂念那些在公葬仪式上受伤流血的青年学生,她曾喃喃自语道:“……那个孩子……血呵……报仇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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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下午,灵柩被护送到万安公墓。墓穴旁有地下党组织以北平互济会的名义送来了一个墓碑,上刻五角红星,镶嵌有镰刀斧头的图案,竖刻一行字:“中华革命领袖李大钊同志之墓”,背后有表彰李大钊功绩的碑文。但因为时局紧张,这个碑文没有办法公开于天下,只能按照六朝墓志的方法跟着李大钊的棺椁一起埋在了地下,直到1983年李大钊烈士陵园落成典礼前后,该碑文才重见天日,其全文如下:

李大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最忠实最坚决的信徒,曾于一九二一年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的运动,并且实际领导北方工农劳苦群众,为他们本身利益和整个阶级利益而斗争。
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的中国大革命爆发了,使得民族资产阶级国民党竟无耻地投降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并且在帝国主义直接指挥之下,于肆月六日大举反共运动,勾结张作霖搜查苏联使馆,拘捕了李大钊同志等八十余人,在肆月二十八日被绞死于京师地方法院看守所,同难者八十余人。这种伟大牺牲的精神,正奠定了中国反帝与土地革命胜利的基础,给无产阶级的战士一个最有力最好的榜样。现在中华苏维埃和红军的巩固与扩大,也正是死难同志们的伟大牺牲的结果。

由北大教授刘半农撰写的《故国立北京大学教授李君墓碑》言辞温和,代表了北大同仁的敬佩和惋惜之情,却也因为时局动荡没有立在李大钊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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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大钊公葬仅仅一个月后,赵纫兰病故,享年49岁。李大钊北大的同仁再次出面,将赵纫兰安葬于李大钊墓侧。1934年6月6日,刘半农再次撰写碑文,出于保护的目的,碑文对李大钊夫妇生平没有写一笔,仅仅写了李大钊和夫人的名讳、籍贯、生卒年月和立碑子女姓名。

李大钊的公葬仪式成了星星之火,点燃了无数的能人志士心中的草原。而他的子女们继承了先辈的热血,为新中国的诞生和建立挥洒了毕生的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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