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6月6日，盟军发动了代号为“霸王行动”的诺曼底登陆作战，也标志着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诺曼底登陆的成功，基本敲响了纳粹德国的丧钟。
本就在苏德战场节节败退的德国，已经没有足够的兵力抵挡英美等反法西斯盟国军队，向德国本土进军。
而在这次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登陆作战，有一种药物得到了首次大规模的应用，它就是——青霉素。作为二战尾声少有的几次较为惨烈的“大战”，青霉素在诺曼底登陆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对盟军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今天我们一起揭开青霉素的神秘面纱， 了解它是如何诞生的，如何在战争中拯救生命？青霉素在中国的应用又是怎样的？
1941年2月，一名警察不小心刮破了脸，本来是很轻微的伤口，后来却因为“感染”患上了败血症，没过多久便浑身肿胀，高烧不退，生命垂危。
医生们想尽办法，使用了当时最好的磺胺类药物，也没能阻止感染的继续加重。在这时，有两位医生提出可以尝试一下新药——青霉素。
由于青霉素在当时还是个“新鲜玩意”，用的并不多，因此医生也没把握，就算是“死马当活马医”了。
医生决定每隔三个小时为病人注射一次青霉素，结果二十四小时后，他们惊奇的发现：病人的病情得到了控制，病人自己感觉好多了，甚至有进食的欲望了。
就这样，医生每天都对这名警察注射青霉素，眼看病情已经一天天在好转。可到了第五天，医院里的青霉素用完了，病人的病情再次恶化，并且无法控制，最终离开了人世。
尽管医生没能拯救他的生命，但这毕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开端。它表明只要有青霉素，就能有效地制止病菌感染。而且不会对病人产生有害的副作用。
这类副作用是一般磺胺类药物常常会引起的。几个星期后。医院收到了一个严重感染伴毒血症的病人，在其他药物治疗无效的情况下，注射青霉素后成功化险为夷。
后来，青霉素又在非洲战场上被“小规模”地试用，结果再次印证了“青霉素能防治多种严重感染性疾病，控制伤口的继发性细菌感染”，局部应用还可使伤早期缝合加快愈合。
而当初率先提出试用青霉素的两名医生弗洛里、钱恩，经过多次实验，在对青霉素的特性、用法和提取上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然而，青霉素的供应量太少了，单靠实验室提取，只能满足少数病人的需要，还常常要从患者的尿液中回收再用，无法做到大规模量产。
为了实现青霉素的工业化大生产，让青霉素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弗洛里和钱恩又开始为青霉素的工业化生产而奔走。
青霉素的发现，其实要追溯到1928年，由英国医生弗莱明首先发现。而这次发现，其实源于弗莱明自己的一个“失误”。
当时，弗莱明发现，培养葡萄球菌的平板培养皿中，在污染的青霉菌周围没有葡萄球菌生长，形成一个明显的“无菌圈”。
他认为，这或许是由于青霉菌分泌一种能够杀死葡萄球菌或阻止葡萄球菌生长的物质所致，于是把这种物质称为青霉素。
但他的这一重要发现在当时没能引起人们的重视。
1938年，德国化学家恩斯特钱恩在旧书堆里看到了弗莱明的曾经发表的论文，他感到“青霉素”很有可能会成为人类历史上的一次重大发现。于是便紧锣密鼓的开始进行提纯实验。从此以后，“制造”青霉素成为了可能。尽管数量很小，但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战火席卷了整个欧洲。
但美国却始终持观望态度，没有参战。但另一方面，美国也并没有闲着，他们正不断的向英国等与纳粹德国作战的国家提供各种援助。
随着战争的进行，人员伤亡不断增加，药品成了当时最紧俏的物资。在当时，许多士兵哪怕是遭受了严重的创伤，通过手术治疗也是可以挽救的。
但唯一难以避免的，就是彻底杜绝手术后的“伤口感染”。使用青霉素无疑是最佳的解决办法，但在青霉素实现大规模量产之前，美国造出的青霉素对于战场上的百万士兵来说，只不过是杯水车薪。
因此在当时，青霉素的价格要远高于黄金，如果您有一千克青霉素，您可以大赚一笔从此享受人生，后半生无需为生计操劳；如果您有一吨青霉素，那您足以改变一个战役乃至整个战局的“命运”。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军方宣布青霉素为优先制造的军需品。农业部和私人工业也在全力以赴地寻找成批生产这种新药的方法。
在军方的大力支持下，青霉素逐渐走上了工业化生产的道路。起初，伊利诺斯州皮奥里亚的一家工厂为美军生产了第一批青霉素，但由于青霉素的生产工艺十分复杂，他们的产量非常小。而且，要想保证青霉的正常生长。
必须向培养青霉的营养液中输入灭过菌的空气，否则好不容易长起来的青霉和它的青霉素就会报废。
要使一个玻璃瓶中的营养液获得源源不断的无菌空气已是大费周折了，再想在工厂中一个装了上吨营养液的发酵罐获得纯净空气的供应则将更加困难。
到了1942年，青霉素的大规模生产终于成为可能。等到1942年末，全美已经有二十多家工厂能够量产青霉素了。
而在“霸王行动”开展的前夕，美国的青霉素产量已经足以供应美军全体士兵使用。
现在，再让我们把目光转向中国战场。相比于美国和欧洲国家，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农业国，无论是普通的枪支弹药、还是飞机大炮，都难以实现自给自足。
只能通过进口、缴获或山寨别人的技术，生产具有中国特色的战斗武器。因此，像青霉素这样的药品，别说生产制造，在抗战爆发初期，我们连听都没听说过。
1919年，位于北平的中央防疫处成立。
是我国设立的一个指导公共卫生和防止传染病流行的机构。其职责是对传染病进行调查研究、讲习和治疗，以及从事各种生物制品的研制和供应1938年，著名微生物学家汤飞凡被任命为处长，此时中央防疫处已经迁移到长沙。
1939年，又搬到了昆明。这时的中央防疫处只剩下二十多名工作人员，仪器设备也极度缺乏。尽管条件艰苦，汤飞凡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请来了沈鼎鸿、黄有为等技术骨干。逐渐建立起了一支初具规模的技术队伍。
1941年，一份发表在国际知名医学刊物《柳叶刀》上的论文——《对青霉素的进一步观察》引起了汤凡飞的高度重视。他和防疫处的工作人员都敏锐地注意到，文中所说的“青霉素，既无毒质，且具充分杀菌效能，对于战争必有莫大贡献”，于是决心开始青霉素的研制工作。
1941 年冬，中央防疫处正式开始青霉素试制工作。由于当时的“环境”实在是过于艰苦，汤凡飞和同事们需要先后克服菌种问题、资金问题和技术问题。
但在所有的困难看起来都被克服之后，大家却发现，青霉素虽然能被“生产出来”，但受限于生产条件，其产量完全不足以供应战场。也就中央防疫处这几个人偶尔用一下还行（透漏着无奈的语气）。因此在1944年之后，我国的青霉素仍要依赖进口。
二战结束后，青霉素的价格开始逐渐下降，但是中国从国外进口来的青霉素的价格仍然很高。导致有些不明真相的群众人，把青霉素当做无病防病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很多达官贵人都在偷偷储备青霉素以供不时之需。
在当时的黑市上，一瓶青霉素居能换一根金条。在通过大量进口满足了日常需求后，一支青霉素价格仍高达一两黄金。
从一片废墟中建立起的新中国，为了实现青霉素的自给自足，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哪怕是在前线吃紧的朝鲜战争中，我们也依旧一边进口，一边坚持研究。
1953年国营上海制药三厂建成，国产青霉素投产，但是，当时的国产青霉素质量不高，常常出问题。特别是关键原料乳糖仍然不能自产，需要国外进口，1956年，在捷克的帮助下，我们掌握了微颗粒结晶技术。
同时著名生物专家张为申教授，找到了用白玉米粉替代乳糖的办法，这时我国才终于实现青霉素量产，但产能却是大问题。
到后来，我国把青霉素药厂列入苏联援华的156项工程中，引进了四十万单位的青霉素生产线，建立了华北制药厂。
华北制药厂的主要设备由苏联以及民主德国提供，两国还多次委派专家来中国指导援建制药厂工作。而1958年华北制药厂的成功建立，正式标志着我国的青霉素开始实现“自给自足”。
后来的事实证明，一旦一项技术被中国人完全掌握，那么一切问题都会随之消失。到2002年的时候，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青霉素生产国”，当时国内青霉素年发酵能力达一万五千吨以上，金华北制药一家就占了三千二百吨，哈药集团为两千一百吨。
此外，年发酵能力在千吨以上的酒，还有四川制药、河北制药等等。与此同时，中国还是世界上主要的青霉素出口国之一，中国生产的青霉素主要销往韩国、日本。印度。德国、法国、荷兰等国家。
因此，现在的老百姓，再也不会被“普通”的青霉素所困扰了。但我们仍要铭记，那些曾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以及在建国初期的艰苦时期，把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的医药行业的人们，他们是这个国家的英雄，更是中华民族的英雄。
参考文献：
《抗日战争时期中央防疫处的青霉素试制工作》徐丁丁
《青霉素传奇》郴竹
《失落的中国青霉素》王夏玲
《战争与青霉素的命运》肖占中
《吾国自制青霉素的回顾与前瞻》汤飞凡
《民国时期的国家防疫机构——中央防疫处》奚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