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曾言“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实在是至理名言。相较孔子与荀子而言，孟子处于各国激烈攻战、竞相招揽人才的盛世，时时能与大国国君对话，阐述自身的主张，可谓占据天时、地利和人和。然而可惜的是，孟子没有抓住这种优势，最后谁也没有说服，只能退而著书。
实际上，孟子不被任用和自身有非常大的关系，而不是生不逢时。简单来说，就是孟子生生错过时机，丧失人和。
雄辩滔滔，但话题不在一个频道
孟子非常善于辩论，辩论的结果必然是辩而胜之，从来都是不输人、不输阵，但很遗憾的是常常赢了辩论，输了对方的心，双方最终渐行渐远。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双方讲话不在一个频道，即，孟子将具体问题高度抽象化，而且还要一招鲜吃遍天。举个例子，我们看看孟子是如何回答梁惠王关切的问题的。
梁惠王曰：“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愿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则可？”
孟子对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故曰：‘仁者无敌。’王请勿疑！”1
魏国当时遭受马陵之败后，又被秦、赵、楚轮番趁火打劫，被秦国逼得连国都安邑都保不住了，选择迁都到大梁。所以，梁惠王此时陷入极其焦虑的境况，对孟子的到来抱有极大的期待，而孟子就给了个“施仁政于民”的空泛的理想化建议。自然，期待越大，失望也越大。虽然《史记》没详细记载魏国的施政方针，但我们可以从《吴子兵法》中吴起的回答看出，魏国兵败前是如何治理国、治兵的。
吴子曰：“昔之图国家者，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有四不和：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陈；不和于陈，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是以有道之主，将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
吴子曰：“......是以圣人绥之以道，理之以义，动之以礼，抚之以仁。此四德者，修之则兴，废之则衰，故成汤讨桀而夏民喜悦，周武伐纣而殷人不非。举顺天人，故能然矣。”2
从吴起的回答中可以看出，魏国在战败前早就有过以“仁”治国的经历，而且论述的比孟子还要详细。况且，孔子的弟子子夏是魏文侯和吴起的老师，魏国又是战国七雄中最先强大的，对仁政还是很有概念和体会的。孟子既没具体分析过魏国失败的原因，也没给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回答，还指责魏惠王“陷溺其民”，两人的问答可以说不在一个频道上，所以孟子不被魏惠王信任就再正常不过了。
不管死活，只关注理念
孟子常说“地方百里而可以王”，但是很少说具体如何做到、如何实施及如何确保能持续下去，也就是一直在大谈该做什么，而不讲怎么做，不考虑对方的实际情况，甚至根本不考虑对方的死活。各国国君面对这一点时，必然严重地抗拒孟子的学说。孟子回答梁惠王关切的问题时，反驳“何必言利”和建议“施仁政于民”时，就没有考虑如何帮对方摆脱实际的困境；在回答万章关于“小国宋国行仁政，面临齐楚攻打”的问题时，更显偏执。
万章问曰：“宋，小国也。今将行王政，齐楚恶而伐之，则如之何？”
孟子曰：“汤居亳，与葛为邻，葛伯放而不祀。汤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牺牲也。’汤使遗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汤又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粢盛也。’汤使亳众往为之耕，老弱馈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夺之，不授者杀之。有童子以黍肉饷，杀而夺之。书曰：‘葛伯仇饷。’此之谓也。为其杀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为匹夫匹妇复雠也。’‘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归市者弗止，芸者不变，诛其君，吊其民，如时雨降。......不行王政云尔，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齐楚虽大，何畏焉？”3
这种回答很有“生死由命，富贵在天”的豪气，干就完了，别的别管。如果这是一个人的事也没啥问题，大不了一死而已，但一个国家就不能这么干了。何况，孔子在当大司寇时就很重视军事，讲道：“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古者诸侯出疆，必具官以从。请具左右司马。”孟子只讲行仁政不讲自我保卫，只重理想不管生死，难道忘记行仁政被灭的徐偃王了？
关键事上诡辩，于事无益
孟子在齐国担任上卿，地位很高，也深受齐王信任，双方很可能在趁燕国子之之乱打劫一事上出现了不可弥补的裂痕。当时，燕王哙禅让王位给燕相子之，但燕太子平很不乐意，于是爆发王位战争。齐国大臣纷纷上书齐宣王，要求齐国趁机出兵攻打燕国，孟子在沈同私下咨询时认为应该伐燕，但在别人问的时候诡辩了。
沈同以其私问曰：“燕可伐与？”
孟子曰：“可。子哙不得与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哙。有仕于此，而子悦之，不告于王而私与之吾子之禄爵；夫士也，亦无王命而私受之于子，则可乎？何以异于是？”齐人伐燕。或问曰：“劝齐伐燕，有诸？”
曰：“未也。沈同问‘燕可伐与’？吾应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则将应之曰：‘为天吏，则可以伐之。’今有杀人者，或问之曰‘人可杀与’？则将应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杀之’？则将应之曰：‘为士师，则可以杀之。’今以燕伐燕，何为劝之哉？”4
孟子后面的话否定了对沈同的原话，还否定了齐国攻打燕国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将齐、燕两国归到同一层次上，两个都不是好东西。关键是，齐国此次趁火打劫除了仇恨啥也没捞着，而孟子的话在齐国上下听着就刺耳了，让人觉得很不负责任，自然也开始不受齐国人待见了。而且《史记》和《战国策》都记载，孟子建议趁机发兵，支持齐国赶紧趁火打劫。
孟轲谓齐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时，不可失也。”5为人任性，不通于礼
孟子对当时君臣之间的礼节很蔑视，而且有时显得很过分，让人觉得非常无礼。尽管孟子的理由可能很充分，后世也有人来解读，但说明孟子很随性，如果碰到孔子的话，可能会被孔子干翻了。孟子的无礼行为也就在那个时代能活下来，放在后世早就被干掉了，三国时的孔融和祢衡就是很好的例子。
体现孟子与国君们相交失礼的地方，主要有三件事：一，与齐宣王有约却放鸽子，而在别人问起时找的理由也能自洽；二，三见齐宣王不说话，然后就离开了，还声称要治齐宣王的邪心；三，见完魏襄王，出来后评价其“望之不似人君”。老干这种事，说明孟子把自己抬得很高，将国君们放得很低，同时又想要对方采用自己的政治主张，这是违背政治常理和人性情感的。所以，国君们想做孟子的王是太难了，自然也不会重用孟子。
这里可能会有人认为孟子有气节，但有气节的人又何须求人用自己的理念呢。当然觉得孟子的方法不错的话，可以在自己求人办事或与大领导有约的时候试试，说不定会有奇效。
结语
相比孔子、荀子分别活在春秋和战国的尾巴上，孟子活在战国的前中期，正是各种人才奋争的时候，可谓命真得太好了。但是，不能切实解决国君们的需求，又不能有针对性地、合理地阐述自己的理念，导致孟子不被任用。概括来说，这里存在三方面的问题：一，以自我为中心，毫不考虑对方的实际情况，只想着宣扬自己的“仁政”的理念；二，所讲的“仁政”，全都是概念性的，没有具体的、可操作的方法，而且又没有让人耳目一新的内容；三，不会说话，诡辩、怼人的方面太多，往往把具体问题概念化和道德化。因此，孟子对实际问题的判断和解决能力是有重大缺陷的，才会在谈话时赢了辩论后却对事情于事无补，自然不被人信任了。
孟子最善长的所在，是提出提升个人修养的系统性方法和主张仁政的理念，但在学说的应用化思考和处理事情方面的能力严重不足。或许，这与孟子毫无基层工作经验有关，对政治的思考更多地停留在高尚的口号上，而无踏实的、可行的实现方法，而对人本身的问题弄得很清楚。最终，孟子不能应对当时的局势，只能选择回去著书立说。司马迁在《史记》中很好地做了总结：
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6
注：
1，引自《孟子·梁惠王章句第五》
2，引自《吴子兵法·图国》
3，引自《孟子·滕文公章句第五》
4，引自《孟子·公孙丑章句下第八》
5，引自《史记·燕召公世家》
《战国策·燕昭王收破燕后即位》
6，引自《史记·孟子荀卿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