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国是春秋时代的小国家，其地处中原地区，与宋、卫、蔡、陈四个小国家接壤，春秋前期的时候由于列国关系较为缓和，战火较少，因此郑国政局较为稳定。随着列国争霸在春秋中后期走向高潮，郑国也同时进入了最困难的时期。
三次灵活的外交策略
为了在春秋中后期混乱的政局中得以存活，在艰难的生存环境中，郑国曾采取过三项带有战略性的政治外交手段，充分表现了其危中求存的外交灵活性。
第一次，郑国挑起两边争斗，坐观成败。楚庄王率大军伐郑，郑国在城破后不得已而降楚，楚军尚未退兵，晋国元帅所领救郑大军到来。郑国君臣探知晋兵势大，恐一且战胜，将讨郑国降楚之罪，于是君臣计议，派人分头去晋楚两方，以愿为属国相许诺而两边劝战。
他们采取挑起晋楚争斗而自己坐观成败的方针，准备“晋胜则从晋，楚胜则从楚”，做随风倒的墙头草，晋楚因此而发生了郊城(今河南荥阳北)之战。后来楚军取胜，郑襄公亲至域，迎楚王僭居王宫，大设宴席庆贺，这次事件展现了郑国极为灵活的外交行为。
第二次是备下礼物，与来者结盟。郑一度从晋时，楚令尹率军伐郑，郑臣中有人反对坚守以待晋援的习惯做法，提出了“今后请以牺牲玉帛待以境外，楚来则盟楚，晋来则盟晋”的方针，企图以此避免霸主国在郑国本土的争战，这是一种更为灵活的外交战略。
这一战略方针的实施，反倒使晋楚两国军队为争郑而疲于道路之苦，迫使晋国将本国及从属国的军队划分为三部分，用轮番出战的方式与楚争郑。
第三次是反向运作，欲亲先仇，以仇促亲。郑国在春秋后期逐渐表现了亲晋的立场，开始脱离楚国，当时晋国用轮番出战的办法争夺郑国，每次出征均不与楚作战，但求得郑国结盟即便撤兵。楚国患于郑国反复无常，有一次出大兵准备灭掉郑国，楚共王亲自出征，临行前发誓:“此番不灭郑，誓不班师!”，可以说是对郑国痛恨到了极点。
郑国君臣经过商议，又策划了“以仇晋而求亲晋”的特殊战略方针。他们首先派使者去境外迎候楚共王，表示了郑国不得已而从晋的苦衷和忠心从楚的心愿，提出愿作为先驱，配合楚国讨伐一意从晋的宋国，要以此表明郑国誓不背楚的心意。
楚共王闻之大喜，遂中途转辕，与郑国军队一起大掠宋国而还。晋国君臣闻听郑楚联兵侵宋之事，忿然大怒，不久纠合十个从属国，起大兵讨伐郑国，郑国料楚国这次无法与晋争锋，乃按照原定的部署面派人前与晋国结盟。
一面派人入楚告诉楚王说:“君王若能以兵威慑晋郑之愿也。不然，郑惧社稷不保，不得不即安于晋，惟君王怜之，恕之!”楚国这次果然未能发兵，郑国遂心安理得地与晋结盟，在此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专心从晋，逐渐脱离了楚国的统治。
南北争霸的政治牺牲品
春秋中后期的北南争霸对郑国是巨大的灾难，楚国与晋国两大强大的政治集团让夹在中间的郑国吃尽苦头。这些国家互相进攻以及对中原的掠夺导致郑国本土多次遭到的战争破坏，郑国每次送给结盟国的“犒军”费用及给所属国的常规性纳赋，加上不时给霸主国执政者的贿赂，极大地消耗了郑国的经济实力，使其逐渐丧失了独立发展的基础。
郑国的君主在北南每方重兵压城时，常常是卑躬陈情，有时甚至是肉祖请罪。楚成王在温水战胜宋襄公的当天，郑文公以礼待天子的规格招待楚王，楚成王召来郑文公的二女一同赴宴，次日又带归楚国，郑国君臣只是背后骂了几句了事，不敢当面出声。
长期以来，郑国的政治人物把他们的智谋几乎全用于如何取媚于霸主国、在两霸争夺中两不得罪方面。郑国许多灵活的外交手段的确勉强保存了国家，但这却是一味忍辱求全、苟延性命的迫不得已的下策。在争霸剧烈的特殊环境中，生存至上的原则使郑国已无暇顾及自己的国体国格而甘为他国从属和附庸了。
在战火中走向衰落
春秋后期，晋楚由弭兵而开始通和，北南争霸的势头开始减弱，郑国从艰难的外交困境中稍稍得到解脱，尤其是著名政治人物子产执政时，他治政有方，在对大国的周旋中卑抗得宜，多少恢复了郑国应有的政治地位，但对经受了长期战争浩劫、国势微弱的郑国，任何人都不会有回天之力。
吴相国伍员率兵破楚后，又移兵伐郑，几灭郑国，使郑国的衰弱更为加重，作为一个小国家，郑国无法承受常年战火，其国力迅速下降，开始走向衰败。
内部政治矛盾较为缓和
虽然地处大国争霸的“中间地段”，常常沦为附庸国和政治牺牲品，但是郑国历史上的内乱比其他国家要少得多，除郑庄公刚死后的一段内乱期外，其他几次内乱都规模小、影响小，没有引起国家政局的动荡。
严重的外患强烈地吸引了郑国执政者的注意力，使他们将政治活动能量主要地分配在了对付外患上，内部争斗的能量及其所能引发的冲动力极其有限，这一积极因素让郑国几乎没有几次政变，内部政治格局相对来说比较稳定。
由于郑国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相对比较缓和，郑庄公以后郑国有作为的政治人物，都首先是有成就的外事活动者，如维城说退秦军的烛武、据鼎抗晋的叔詹、治政有方的子产，还有颇富才的石申父、公孙舍之等。郑国的政治最需要的是外事活动人物，郑国的人物只有首先在外事活动中显露才华，他才能对郑国的政治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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