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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情提要:随着日军在安汶岛站稳了脚跟,开始逐步恢复当地的经济生产和社会生活秩序,特别是重建了造船厂,修造船只,仿制武器,还设法解决供水、供粮等民生问题,以利于日军加强对占领区的统治,而对于有反抗意愿的本地部族则采取武力威吓,迫其屈服……

讨伐作战

沿着山路前行,道路右转,可以望见两旁有二十几户人家,山脊的角度突然变得陡峭起来,在这里由前卫抽调人手侦察前方情况,他们返回时报告称此处地形与之前报告的情况不符。从道路转角正前方爬上一道陡坡后就是一处高地。我们派出前卫继续朝这个方向前进,并在原地留下一个分队断后。

我们对前方进行了仔细侦察,发现高地前面就是深谷,而且高地上也没有发现任何防御工事和武装人员,山谷对面是陡坡,再往前好像是更高的高原。我们向高原方向又派出一组侦察兵,在确认道路两侧没有异常后,担任警戒的尖兵也稍稍先前移动,主力也通过横跨山谷的桥梁,在山路上待命。

二战时期日本海军陆战队的作战服及个人装具。

天色渐渐变亮,已经能够看清人脸,侦察兵从前方回来,表示没有发现任何异常。部队继续开进,在走到道路右侧的山腰时,司令官突然说好像有什么动静,全体人员一下子紧张起来,前卫和尖兵都摆出战斗姿态。

司令官和副官指示道:“不要射击,也许是侦察兵。”在用望远镜仔细查看后,果然是早先派出的侦察兵回来了,报告依然是没有发现特别情况,那些胆敢对抗日军的武装分子完全不见踪影。综合之前的情报,我们觉得行进道路附近有些可疑迹象。当我们抵达山路顶点的时候,司令官看到了类似碉堡的目标。在他的指引下我仔细观察,果然在道路左侧的高处发现有洞穴。前方坡陡道窄,而且似乎只有一条道路可以通行,不易展开攻击。

就在我们思考目标的真实性质时,司令官建议用迫击炮试射两三发,如果目标有反应肯定是敌人,如果没有反应再另寻他法加以判明。我表示同意,立即部署迫击炮发射了三发,迫击炮弹那特有的尖锐炸裂声响彻拂晓的山谷。但是,什么反应都没有,情况越来越让人摸不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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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安汶岛高处眺望海岸边的城市。

无奈之下,只能将村落的族长带来问话,他头发花白,体格却很健硕。武田翻译告诉我们这位族长就是荷兰官员情妇的父亲。在询问后却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最后,决定让他带领我们爬上狭窄的山路,一探虚实。族长在前卫尖兵前方带路,腰间拴着一根绳子,以防止其逃跑。我们考虑如果真的有埋伏,让族长走在前面对方未必敢开枪。

我和司令一起走在主力前头,道路险峻,不时会遇到石阶或横在路上的断木,渐渐地太阳升起,所有人汗如雨下,头晕目眩。大概在9时左右,我们摇摇晃晃地爬到山上,这里海拔有上千米,终于看清了黎明时发现的堡垒。这的确是一座堡垒,但已经有些年头了,梁木腐朽,土墙也坍塌了,但是伪装得很巧妙,修建的位置也正好封锁住道路,的确称得上一夫当关了。此外,附近没有发现任何设伏警戒的情况,我不由得越发怀疑之前的报告是不是夸大其词,子虚乌有。

在休息30分钟后,队伍继续前进,不久前方出现平地,此时不仅目眩,连头也开始疼痛起来,大家拖着疲惫的脚步蹒跚而行,透过树丛隐约望见安汶岛的东海岸。大概11时,部队暂时停止前进,只有尖兵和侦察兵沿着又急又弯的道路下山打探。司令朝我走来,商量道:“先任参谋,前面似乎也没有什么特别情况,我们务必在天黑前返回驻地,就到此为止吧。根据侦察报告,下面有个小村庄。要把今天带来的迫击炮弹再带回去相当麻烦,这个村庄还没有归顺我们,不如我们开上几炮进行示威如何?”

日本海军陆战队装备的81毫米迫击炮。

我表示赞同,在迫击炮进行射击准备时,已经累坏的我席地而坐。就在此时下起了瓢泼大雨,把我们淋了个透,带来了少许凉爽,甚至感觉有些寒冷。雨下了半个小时左右,最终云团漂移,我们头顶的天空重回艳阳天。

迫击炮准备完毕,虽说村庄尚未归服,但我们也不打算直接摧毁他们,于是将炮口瞄准村庄北面的海岸。27发炮弹一转眼的工夫就发射一空。吃过午饭后我们就踏上归途,一路都是下坡,比来时轻松得多。

次日一早,未归顺的族长们在司令部前的翻译事务所排成一排,询问后得知,昨日的炮击正如预期那样没有给村庄造成损失,却令村民们陷入恐慌。这件事迅速传遍全岛,族长们天不亮就出发,连夜赶到司令部表示归顺。

爪哇王族

说到“工作”,让人感觉要谋划什么大事大干一番,可宣抚工作并非如此,倒不如说是我们善待投靠我们的人更合适。和爪哇所罗王的弟弟发生关系是在我上任后不久的事。由于我工作繁忙,之后许久没有与他有过直接的接触。他在安汶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我不得而知。

日军占领安汶后,当地的伊斯兰教徒对我们表示了积极的配合态度,所罗王的弟弟总是站在教徒们的最前面。那时,数百名穆斯林举旗进行游行,在抵达司令部的时候提出拜会司令官的请求。司令官站在玄关里,由所罗王弟弟代表致辞,还高呼万岁,最后全体兴高采烈地离去。

今日印度尼西亚的穆斯林,早在西方殖民者到来之前伊斯兰教就在当地广泛传播。

后来,司令官想找一个当地的聪明小孩作为学习马来语的练习对象,我们提供的候选人是医生的孩子,他说得一口流利的日语,曾经一边唱着进行曲,一边从司令部的门前走过。关于此事我和翻译商量,而兴发社员斋藤君说有一个更合适的人选,正是所罗王弟弟的孩子。经过斋藤的交涉,决定让那个孩子到司令部来。

到了约定见面的日子,等了许久也未见那个孩子到来,直到将近傍晚还未见人影,斋藤满脸担忧,他说孩子到现在还没有来,事有蹊跷,他决定亲自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一打听才知道,原来那个孩子一直在等司令部派去迎接的汽车,真不愧是王室一族,见识非同一般。次日,孩子和男佣人一起到来,他时年14岁,相貌俊朗,举止高雅,看起来聪明伶俐,司令官对他十分称心。

这个孩子名叫撒巴达。那时主计长叫他小男孩,他非常生气地纠正道:“我不是小男孩。”司令官问他父亲叫什么名字,他回答说叫古斯奇。司令官又接着问姓氏,可是双方的外语能力都未能达到充分表达意思的程度,结果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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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西方殖民者绘制的爪哇岛地图,随着西方势力的到来当地王公被剥夺了权势。

自那过后一年,第2南遣舰队的先任参谋田村君跟我解释:“古斯奇不是名字,马来话的意思是指亲王殿下。”我又请斋藤君进行了调查,果然如此,同时也知晓撒巴达是“王子”的称号,他们好像没有姓名,只有称号。

古斯奇一家有夫妇两人、长子撒巴达和三个女儿。孩子们个个天真活泼、聪慧可爱。古斯奇早年曾留学荷兰,头脑敏锐,但他好像并不喜欢荷兰。他哥哥所罗王被荷兰人所欺骗,他为此事常常寝食难安。他在安汶居留已经十六七年了,撒巴达也是在安汶出生的,据说爪哇人来到安汶,必定先到古斯奇面前请安。要是有人生活无法维持,也会得到古斯奇的接济。他雇佣了13名乐手,有时会通宵奏乐,听说还有许多男佣人,还曾在司令部的前院组织舞蹈表演请我们欣赏。当地人要跟古斯奇讲话时,要先在5米之外跪下,磕头后爬行2米才能开口。

撒巴达获得我们司令部上下的喜爱,因此他的日语进步神速。他看到我的孩子写来的家书时,说要把信拿回家念给双亲听。在司令部里,先任伍长给撒巴达起了一个日本名字叫“金太郎”。听说古斯奇还向斋藤君询问金太郎的意思。在爪哇带“金”的名字也代表着贵族,“太郎”在日本表示长子,古斯奇听后很高兴,说是个好名字。

古斯奇一家与我们司令部之间并非利益关系,只是单纯的交往。随着我们之间的关系逐渐加深,在撒巴达实行割礼之际,司令部上下都接到了邀请。古斯奇向我详细地询问了日本的情况,后来他说想让撒巴达到日本留学,好好学习日本的先进知识。

1943年在澳大利亚北部海岸飞行的荷澳联合飞行队的B-25轰炸机群。

我记得是在1943年年末的时候,我前往泗水之际,古斯奇托我捎一封信给兄长所罗王。在那之后,所罗王将大量黄金交给第2南遣舰队司令部,通过我转交到古斯奇手中。就在那时,我们对古斯奇的经济补助也结束了。他说想要回到阔别17年的爪哇。当时,澳大利亚飞机对安汶的轰炸日渐频繁。正好3000吨的货船“千光丸”号进入安汶港,船长正是我在兵学校时的教官山本雅一中佐,我恳求他将古斯奇一家送到泗水。山本中佐很爽快地拍胸脯应承下来,给古斯奇一家腾出一个足够容纳六人的船舱,特意命人打扫干净。古斯奇一家刚好六人,随行的男仆减至三人,住在货船前部的兵员舱内。

出发前,司令官在司令部设宴为古斯奇一家践行。出港之日,司令官和我一直将他们送到栈桥。三个小姑娘高兴得欢蹦乱跳,她们的口袋里装满了我送的礼物。那些礼物是国内民众寄来的慰问袋,里面有纸气球一类的玩具。货船离开了栈桥,双方挥帽告别,直到再也看不见。西里伯斯岛(今苏拉威西岛——编者注)附近有敌军飞机和潜艇活动,那会还是挺担心他们在陆上的安危,不过后来得知一路上没有受到敌人的袭击,平安抵达了泗水。

下期预告:除了与爪哇王室成员的交往外,驻安汶日军司令部还与关押于此的新几内亚王发生了联系。新几内亚王因为反抗荷兰人的殖民而遭到逮捕,日军将他释放并送其返回故土。此外,还有宗教事务、石油开发等诸多政务都需要志柿中佐参与处理,直到由内地派来的民政官员上任,他才算得到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