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因为什么原因会变成汉奸？他都经历了什么？

1938年12月，汪精卫叛国投敌，并在南京成立了以他为“主席”的政权：南京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汪精卫当时身为国民党副总裁、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其地位之高仅次于蒋介石。这样一个身居高位的国民党要员，到底经历了什么？为什么会公开投敌呢？

跟汪精卫一起叛逃的汪的亲信周佛海在日记中写道：

“蒋对余向来以国士相待，且和战政策与余不同，故忍痛离渝。”“吾人因政策不同而离渝。”

周的日记反映了汪精卫集团与蒋介石集团分离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汪蒋之间的政策分歧。什么分歧呢？这就是容共抗日和反共降日之间的分歧。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汪曾一度形成暂时合作的局面。汪出任行政院长和外交部长，在反共和对日政策上，他们基本上是一致的，都主张“攘外必须安内”。

但是，西安事变后，开始发生分歧，蒋介石被迫容共抗日，而汪精卫则反对。通过谈判，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等六项条件。从此，基本上停止了国共两党为时十年的内战，实现了国内和平。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不久之后，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日本侵略者要把中国变成它独占殖民地的方针，极大地激化了它与英、美之间的矛盾。“八·一三”以后，英国在华损失一亿二千万英镑，美国损失一亿美元以上，日本对华贸易迅速凌驾美国之上。

上海是国民党“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财产集中地，是蒋介石国民政府的财政经济中心，日本侵占上海就严重地动摇了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基础。蒋介石集团不得不暂时变更它的对内对外政策。在我党的推动下，同年9月22日，蒋介石被迫发表我党送交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又发表了承认我党合法地位的谈话，从而出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新局面。

在对日政策上，抗战初期，蒋介石集团的抗战还是比较积极的。上海抗战，国民党调动了七十三个师，占当时可调动兵力的三分之一。1938年3月台儿庄会战取得了胜利。在这个时期内，日本侵略者的大举进攻和全国人民民族义愤的高涨，使得国民党政府政策的重点还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身上，这样就比较顺利地形成了全国军民抗日战争的高潮，一时出现了生气蓬勃的新气象。

当然，蒋介石的抗战是不彻底的，他推行了一条片面抗战路线。正如毛主席所说：

“一方面，有比较积极的抗战，另一方面国民党当局仍旧反对发动广大民众参加的人民战争，仍旧限制人民自动团结起来进行抗日和民主的活动。一方面，国民党政府对待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抗日党派的态度比较过去有了一些改变，另一方面，仍旧不给各党派以平等地位，并多方限制它们的活动。”

同时，汪精卫对于蒋介石的一定限度的容共抗日政策，也不赞成，并竭力反对。对于“容共”，汪精卫攻击说：

“十六年间……国民党决心清党，把共产党徒清除了去，且进而痛剿之……从此以后，反共精神普及全国，至今不渝，只有蒋介石，因为西安事变，于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与产党订了密约……违反全党公意，私行容共。”

汪精卫认为蒋介石的“容共”政策，使共产党“死灰复燃”。并“更给他一个发展的机会。”对于抗日，汪精卫大肆宣扬民族失败主义，鼓吹“以一个刚刚图谋强盛的中国，来与已经强盛的日本为敌”，这是“以国家及民族为儿戏”。说什么“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的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以抵偿。”公开主张对日本投降。汪精卫攻击蒋介石的容共抗日政策，他认为：

“以蒋现有的兵力，不但不足以抵抗日本，并且不足以控制共产党，以蒋现有的环境，虽欲不跟着共产党而不能，这样下去，只有以整个国家民族跟着蒋为共产党的牺牲。”

总之，汪精卫断言：蒋介石的容共抗日政策是“以国殉党，以党殉共”。因政策分歧，汪蒋之间曾多次发生争论。周佛海回忆：

“在南京未陷落以前，汪先生为此事写给蒋介石的信，在十封以上，当面也谈过多次。”

这反映了蒋汪之间确实存证着严重的分歧，并由此导致丁汪精卫的出走。汪精卫曾说：

“我对于中日战争，固然无法阻止，然而没有一刻不想着转圜……直至最后最后，方才于十二月十八日离开重庆。”

日本方面利用汪蒋之间的政策分歧，阴谋策划分裂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千方百计地引诱江精卫投降，这是汪精卫叛离重庆、变节投敌的外部条件。

原先日军想用速战速决的战略灭亡中国。但是，中国不但没有迅速投降，更掀起了如火如荼的民族解放战争。尤其是我党领导的八路、新四军，先后奔赴抗日前线，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和南天海涯，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取得了很大胜利，有力地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到1937年底，日本尽管把当时的陆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二约十六个师团投入到中国，但在辽阔的中国大陆和燃烧着彻底抗战决心的团结的六亿人的汪洋大池中，一百万日本军队也就无济于事了。我国全民族的团结抗战，使日本陷入了持久作战的泥潭之中。日军意识到如果不迅速解决中日事变，则对日本的将来，将发生不测的祸患。

日军在其速战速决的战略失败之后，被迫采取速和速结的策略。即以政治和外交手段，培植亲日势力，建立傀儡政权。他们起初诱降的对象是蒋介石的国民政府。1937年底，日本政府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向蒋介石提出诱和条件：承认伪满洲国，扩大华北、内蒙、华中的非武装地带，承认内蒙自治与华北特殊政权，并保证让日本驻军等等。但此次谈判以破裂告终。

陶德曼调停失败后，日本决定物色另外的人物。1938年1月16日，日本首相近卫发表声明宣称：

“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之中国新政权之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之新中国。”

这是日本公开发出的“换马”信号。经过一番精心挑选，就看中了当时国民党内有影响的汪精卫，决定以汪代蒋，成立伪中央政府。

此后，汪精卫、周佛海一伙亲日派，为了再次打开与日本侵略者和谈的大门，瞒着蒋介石，秘密指使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去日本，摸日本政府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底。高在日本期间，探询到日本的真意仍然是要蒋介石下野，希望其他要人暂时代替蒋介石，如果可能的话，由汪精卫来收拾时局。

高宗武国后，立即把日本政府的意图通过周佛海转告汪精卫。汪精卫被选中后，下决心卖身投靠。他几次向外国报纸记者发表谈话，向日本政府暗送秋波。说什么“吾人未尝关调停之门”，“不过此次调停之能否成功，须视日本和平提议之内容为断耳。”等等。

1938年11月，汪精卫派高宗武、梅思平去上海同日本代表影佐祯昭、今井武夫举行所谓“重光堂会谈”，汪对日本提出的条件全部接受，签署了反共卖国的《日华协议》。《协议》规定：

“日华两国共同排斥共产主义……为了防共，承认日本军队驻扎中国，内蒙地区作为防共特殊区域……中国承认满洲国……日华经济提携，承认日本的优先权……特别是在开发和利用……资源方面予日本以特殊的方便”。

这是彻底的卖国条约。“重光堂会谈”还商定了汪精卫一伙的行动计划。12月十18日，汪精卫偷偷摸摸飞离重庆，经昆明到河内。12月22日，日首相近卫知汪已逃离重庆，再次发表声明，鼓吹中日两国要“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12月29日，汪精卫在香港公开发表致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艳电》，赞同近卫声明的三原则。这是汪精卫叛国投敌的宣言。

03 汪精卫的民族投降主义的恶性发展是导致其投敌的内在因素

“九·一八”事变后，汪精卫就是一个民族失败主义者。1932年1月，汪任行政院长主持对日外交时便认为，日本是个“强邻”，中国不可与之相比，他说：

“须知数十年来，中国军事、经济，在物质上着着落后，固不待言，即组织上亦幼稚不完备。”

因此他推行了一系列亲日媚日政策，主张在“尽可能范围内，极力忍耐、极力让步”。基于这种认识，汪精卫提出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方针，其实质是想以“和平”交涉代替武装抵抗。

1935年1月2日，日外相广田弘毅在发表“中日亲善”、“经济提携”的所谓新方针，企图以此掩盖其军事侵略，加紧其经济侵略。汪精卫对此大加赞美。2月20日，他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报告中日外交方针时说：

“读了这次广田外相的演说，认为和我们素来的主张，精神上大致吻合，中日两国间既有如此的共鸣，加以相互的努力，中日关系从此可以得到改善的机会而复归于常轨，这是我们所深引为欣幸的。”

同时又“坦白地郑重地”声明：

“我们愿以满腔的诚意，以和平的方法和正常的步调，来解决中日间之一切纠纷，务使互相猜忌之心理，与夫互相排挤、互相妨害之言论及行动等，一天一天地消除”。

不仅如此，汪精卫还立刻宣布取消抵制日货法令，宣布改变对日问题的宣传政策，随后又明令修改“有碍对日邦交”的教科书内容。6月10日颁布了“敦睦邦交令”，强令：

“凡我国民，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尤不得以此目的，组织任何团体，以妨碍国交……如有违背，定予严惩”。

全国性抗战一开始，迫于形势，汪精卫的媚日活动一度有所收敛。1937年7月16日，汪在庐山谈话会上声称：

“国难如此严重，救亡图存，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之后，他在广播中说：

“我们誓必继续的将所有血汗都榨出来，以前的和现在的所有将士所有人民的血汗，合成一起成为江河，扑灭尽了侵略者的凶焰，洗涤尽了历史上被侵略的耻辱”。

但在暗地里，他依然畏敌如虎，对抗战前途摇头叹息，认定战必大败，只有求和才是“上策”，而“亟亟于从战的途中恢复和平”。不过在当时，由于日本步步紧逼的战争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浪潮，我党抗日主张大义凛然，开创了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崭新局面，而蒋介石也出于对英美在华利益的考虑，被迫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表示抗战。这一切，迫使汪精卫不能不在公开场合说几句漂亮话。正如他自己后来所供认的：

“自芦沟桥事变发生以后，我对于中日战争，固然无法阻止，然没有一刻不想转圆”。

短短一句话，勾画出他当时表里不一的心理。媚日必然反共。我党是抗日战争的中坚力量，是汪精卫媚日投降活动的主要障碍。因此，西安事变后，汪精卫利用广播电台、报纸和国民党每周一次的“纪念周”，攻击和诋毁中国共产党，诬蔑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是“饮鸩止渴”，说国民党人接受两党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是“真糊涂”，竭力阻止和反对国共合作。

待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汪精卫又进行分裂活动，大造所谓“八路军退却”，抗日根据地是“封建割据”，妨碍“军令”、“政令”的统一等种种谰言。

应该指出，抗日战争的浩大风涛使社会上各种人按照新的标准重新组合。汪精卫集团原来是由1929年声名狼藉的改组派分子组合起来的政客集团，此时也发生了分化。特别是这个集团的一批中、下级干部，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对汪精卫媚日反共的陈词滥调十分不满，连被称为汪之辅弼的顾孟余等人，对汪的“和平”主张也并不附和。

与此同时，以周佛海为首的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所谓“低调俱乐部”一些人，则开始与汪精卫合流。周佛海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副主任，是蒋的亲信近臣之一。周汪间本来因派系矛盾曾互相臭骂对方“不是东西”，都发誓过不再“共事”。

然而，周佛海也是民族失败主义者。抗战一开始，他就散布“弄假可以成真，玩火适足烧身，前途是未可乐观的”，并在自己的寓所纠集了陶希圣、梅思平、高宗武、罗君强等人，非议抗战，鼓吹求和，诬蔑人民的抗战呼声是寄托在“镜花水月的幻想之中”，是“唱高调”，“这边调子越高，那边态度越强”。

在一片“低调”声中，他们发现汪精卫的主张与自己完全一致，于是一拍即合。历史证明，以汪精卫、周佛海为代表的“主和派”，实质上就是暗藏在抗日阵营中的投降派。从1938年初开始，汪精卫集团便有计划、有步骤地着重在三个方面展开活动：

一是继续在组织上扩大投降派影响。1938年2月，“低调俱乐部”正式成立了一个灰色的文化团体“艺文研究会”，以执行“反共媚日”宣传活动为其宗旨，由周佛海任总务总干事，陶希圣任研究总干事。他们利用这个团体，以雄厚的经费，通过付稿酬，送津贴，拉拢一些不同情中共的文化界人士，越是强调反共的人，拿钱就更多些。

同时，汪精卫、周佛海又派他们的亲信、国民党立法委员林柏生赴香港，开设“艺文研究会”的变相分机构“国际编译社”，并创办“蔚兰书店”，由林柏生主持一切总务，梅思平主编《国际丛书》，樊仲云主编《国际周报》，朱朴之主编《国际通讯》（人称“四大金刚”）。

以后汪精卫逃出重庆，这许多人如张百高、古咏今、胡兰成等连同他们所掌握的舆论工具，一齐成为汪精卫投敌活动的吹鼓手。如发表汪精卫《艳电》的《南华日报》，就是以林柏生为社长的汪集团的一个据点。

二是继续在理论上鼓吹投降。开始，他们还只能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唱唱“亡国论”低调，提出了所谓“科学和理性”的宣传方针，要大家根据理性，运用科学，去认清事实，不可为盲目的感情所驱使。在这种方针指导下，他们利用“艺文研究会”，办刊物、出丛书，连篇累牍地把中日战争说成是“科学战争”，把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诬蔑为：

“忽视科学的重要和对科学抱错误见解，是一种缺乏理知的感情冲动，表现而为一哄而起的行为”。

中国科学技术不发达竟也可以作为民族投降主义的理论根据，真是十足的卖国逻辑。同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失陷，汪精卫集团既震惊于大中城市的陷落，又害怕我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的不断发展，民族投降主义情绪急遂膨胀。他们公开主张对日求和乞降，并极力攻击我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

三是最后下了投降的决心。1938年3月中旬，高宗武向日本南满铁路公司南京事务所所长西义显、日本同盟通讯社上海支局局长松本重治等日本半官方人士介绍了汪精卫、周佛海等“低调俱乐部”情况，说他们已经形成了国民党内的“主和派”，并且将“逐渐占有势力”，这使得日方“颇感兴趣”。

后来当日本政府真要汪精卫出来当“对手”时，汪“既产生过许多幻想，也不可能没有剧烈的思想斗争”，据汪的内侄陈春圃的说法，当时汪：

“一直心神不定，每天晚饭后总是在重庆上清寺寓所的院子中踱来踱去，一言不发，一个人陷入穷思极想的苦海中。”

但是，他在民族投降主义的泥坑里越陷越深，已经到了不能自拔的地步。

孙中山先生临终时，曾语重心长地对汪精卫等人说：

“我死之后，敌人便来软化你们了，你们……是有危险的。”

这句嘱咐由汪精卫笔录下来。中山先生的意思是要汪精卫等人抵制敌人的腐蚀和收买，保持革命党人的气节。但汪精卫辜负了革命前辈的期望，先是背叛中国革命，后被日本侵略者“软化”，成为中华民族的叛徒和千古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