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悲剧性抒情诗繁荣得极早，成了古代诗史的冠冕。它由《诗经》发端，到屈原楚辞形成第一高峰；建安时代的“慷慨悲歌”，是它的第二高峰；诗人杜甫在传统基础上，把悲歌推向发展的最高阶段，可谓达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境地。
“只一开卷，阅其题次，一种忧国忧民、忽悲忽喜之情，以及宗庙丘墟、关山劳戍之苦，宛然在目。其题如此，其诗有不痛心入骨者乎！”——郑板桥语
杜诗绝大部分是悲歌，而且大量的悲歌有着高深的思想主题和动人的美学效果。
01 杜甫悲歌包孕着阅历深、视野广于其中的伟大痛苦
真正美学意义上的悲剧，总与历史时代、美学理想绾结在一起。杜甫的一生，经历了唐王朝兴盛与衰败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在开元全盛之日，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如《忆昔》所写：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逸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诗人亲眼目睹了兴旺喜人的盛唐景象，感到与自己“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有一致之处。但好景不长，盛况难驻。朝廷之失酿成的由安史之乱所触发的历史大悲剧，正如杜甫悲歌所诉：
“战伐乾坤破，疮痍府库贫”、“路衢唯见哭，城市不闻歌”……
在这个狂风拔木的时代里，诗人所肯定的有价值的理想和现实均被惨痛地毁灭了，于是，诗人必然地要抚今忆昔，并“伤心不忍问耆旧”了。
从杜甫个人的生活道路来看，早在困守长安十年时，就郁郁不得志，不但难以实现致君尧舜，淳化风俗的审美理想，而且过着“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生活。酝酿已久的安史之乱爆发后，他更被卷到生活底层，几乎连自己基本的生活条件也丧失殆尽了。
“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登岳阳楼》；
“支离东北风尘际，飘泊西南天地问”《咏怀古迹》；
“牙齿半落左耳聋”《复阴》
“此日饥寒趋路旁”《莫相疑行》；
“床头屋漏无干处”、“布衾多年冷似铁”《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这就是他悲惨的生活遭遇的写照。屈辱、孤独、衰老、疾病、流离、潦倒、穷困、饥饿、寒冷，人世间的一切不幸和悲哀，似乎都集结在这位“泪垂血”的诗人身上了。
“悲见生涯百忧集”，杜甫悲歌所抒写的，正是这样错综复杂的悲、高度浓缩的愁。然而，杜诗中的这样生活悲忧，决不是个人身边的小悲哀，更不是“为赋新诗强说愁”的无病呻吟。
杜诗中所抒写的个人身世之悲，是一种社会感情，是一种悲剧时代的典型情绪。这面心灵的镜子，能通过诗人的个人悲剧照见当时历史时代的痛苦面貌。更值得肯定的是，杜甫的咏叹决不限于“我”，这是包孕着阅历深、视野广于其中的伟大的痛苦。天下无尽的悲哀，诗人都承担上，让它们啮噬着自己痛楚的心灵：
“豺狼塞路人断绝，烽火照夜尸纵横。”这是悲人民的蒙劫难；“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这是悲义军的遭覆亡；“已诉征求贫到骨”这是悲人民的受横征暴敛；“妇女多在官军中”这是悲妇女的被掳掠奸淫；“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这是悲当代“飘然思不群”的诗人李白；“出师未捷身生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是悲古代鞠躬尽瘁的政治家诸葛亮……真是“古往今来皆涕泪”了。
杜甫的悲歌的崇高价值还在于，它能紧密地把主体的悲忧和社会时代的悲剧现实融合在一起，使之集中于一首、一联甚至一句之中。例如：
“已衰病方入，四海一涂炭”《逃难》；
“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宿江边阁》；
“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
“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北征》……
这都是把主体之悲深深地根植于社会历史的土壤里了。“忧以天下”，是儒家思想的精华，它在杜甫悲歌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并化为不尽的忧国忧民之泪，可谓是“千载而下，读之者有余悲也”。
02 杜甫悲歌不但有其浑涵汪茫的生活广度，而且有其触及本质的哲理深度
悲剧艺术的创作，贵在触及悲剧的根源，揭示悲剧发生的必然性，至于悲歌，则由于体裁的特殊，往往只能揭示悲剧心灵的片断感受。但是，杜甫悲歌则不同，它的悲感不但有其浑涵汪茫、千汇万状的生活广度，而且有其透过现象、触及本质的哲理深度。如曰：
“富家厨肉臭，战地白骨骸”《驱竖子摘苍耳》；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
“高马达官厌酒肉，此辈杼柚茅茨空”《岁晏行》……
这都尖锐地揭示了“荣枯咫尺异”的社会对立。杜甫甚至指出了“盗贼本王臣”和“无贵贱不悲，无富贫亦足”，这真可说是揭示了社会的某些本质方面，触及了悲剧产生的社会根源了。
杜甫还通过亲身的体验，具体地指出了丧乱时代中悲剧性死亡发生的必然性。其中“生还偶然遂”、“丧乱死多门”也是有巨大的思想容量和高度概括性的。
“丧乱死多门”一语极惨：或死于寇贼，或死于官兵，或死于赋役，或死于饥馁，或死于奔窜流离，或死于寒暑暴露。唯身历忧患，方能知晓其情状。这正是杜诗与悲剧必然性相联系的深广内容。这类悲剧性的死亡，在杜甫悲歌中都有具体真切的反映。
03 杜甫悲歌的思想深度，还表现为有比较深远的预见性
杜甫出于对现实规律性的艺术把握，出于关心时代、国家所形成的敏感，其悲歌也突出地表现了这种预见功能。《同诸公登慈恩寺塔》表现得颇为典型，在“登兹翻百忧”的情氛中，“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寄托了对时局的感慨；“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惜哉瑶池饮，日晏昆仑丘”四句，既有对开国明君唐太宗的思念，也有对朝政日荒的唐玄宗的讥刺，更有对时代悲剧将至的深忧远虑。
诗人凭着清醒的头脑，看到了升平景象里的潜在危机。再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之所以“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不但在于“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等等悲忧的广阔性，而且在于悲忧的深刻性、预见性。
“天衢阴峥嵘”，“蚩尤塞寒空”，“疑是崆峒来，恐触天柱折”，这种巨大而深刻的悲剧预感，不久就成了惨痛的现实。仇兆鳌注《剑阁》诗也说：
“《登慈恩寺塔》诗：‘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知天宝之将乱也……《秦州》诗：‘西征问烽火，心折此淹留’，知吐蕃之寇边不能安枕也；此诗云：‘恐此复偶然，临风默惆怅’：知蜀必有事而深忧远虑也。未几，段予璋、徐知道、崔旰、杨子琳辈，果据险为乱。公之料事多中如此。”
在这些充满悲感的诗句中，杜甫把形象思维的想象、预感功能和逻辑思维的推论、预测功能结合在一起，使作品具有能预见社会发展可能动向的“报警”功能。
“忧以天下”的广阔性和洞见本质的深刻性以及二者互为依存的统一，这是杜甫悲歌最重要的审美特征。深沉浩瀚之忧，千汇万状之悲，反映了“天地日流血”的社会现实，联结着历史时代的本质方面，表达了人民的悲剧命运和惨苦心态。正因为如此，杜诗不但赢得了“诗史”的桂冠，而且赢得了“沉郁”的审美品格。
杜甫的悲歌，立意高，境界大，内涵深，它沉郁苍茫地反映了“呻吟更流血”的时代。杜甫之所以伟大，也正在于他把这个悲剧时代的各个方面及其本质表现得如此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