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给自己乱立旗子”，当代很多年轻人在信誓旦旦地定下目标后，没几天就在现实中屈服，便只能无奈地声称自己的旗子倒了。但是给自己乱立旗子，放出“大话”又收不回的事情可并不是当代年轻人的专属，民国时期就有一个爱好“口出狂言”的文人。
清末民初的那几年对于大多数人说是沉郁且黑暗的，但是总有些文人在坚持不停地一遍又一遍敲响警钟，希望叫醒沉睡中的人们。大概是由于成长的环境不同，有些文人致力于怀古，而有些人则抗争得十分激烈，钱玄同尤为甚之。
钱玄同出生于1913年，和鲁迅一样是浙江人，也出生于一个封建旧官僚的家庭里。只是鲁迅的家庭在他小时候倒了，礼教的迂腐也不复存在了，而钱玄同在年轻的时候却一直需要忍受三纲五常等封建礼教的折磨，为了挣脱坚不可撼的礼教，钱玄同选择了最激进的抗争方式。
钱玄同对于“古”的态度可谓为“恨”且苛刻，他自己将名字改为“玄同”，也是为了“疑古玄同”。1904年，18岁的钱玄同走出家门，剪掉发辫并开始创办《湖州白话报》，以表脱离清王朝之意。
在20岁的年纪，钱玄同过得热烈而又激情，他也章太炎、秋瑾等人一起前往早稻田大学留学，回国后又和鲁迅、黄侃等人一起师从章太炎学习国学和音韵等知识，这为他在后来在研究现代汉语时打下了基础，但同样也使得钱玄同坚定了改革文言文，发展汉语拼音的心思。
在现代人看来，钱玄同是相当激进的，更别说在那个绝大多数人都麻木的时代，钱玄同时时刻刻被“数典忘祖”的讨伐声浪包围着，就算是新文化运动的同志们都对他感到不满和不理解。
但正是也因为有像钱玄同这样的“猛药”，不少人才清醒过来，就连比他大了6岁的鲁迅也受到过他的影响。1917年的时候，鲁迅的态度比较悲观，他觉得自己即使写了文章也没有用，即使就算叫醒了几个人，那些人也只会感到痛苦和不幸。
钱玄同劝道，只要有人醒了，就有希望。鲁迅听罢豁然开朗，沉寂了半年写出了振聋发聩的文字——中国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也正是因此，有人认为，倘若没有钱玄同的解惑，世界上可能不再有“鲁迅”这个名字。
钱玄同为了推行新文化运动还曾干过一件奇趣的事情，他和刘半农两人演了一出“双簧戏”，一边扮演老顽固痛骂新文化，又一边扮演新文化支持者痛骂老顽固，大家看得过瘾，最重要的是那些新文化运动的反对者们全都狗急跳墙般地跳出来为老顽固“伸冤”，却不知着了钱玄同的道。
但钱玄同永远都是新文化运动、反对旧封建道德的先锋浪，“一夫一妻”、“自由恋爱”、“文字改革”，他样样参加，甚至还带头说“粗鄙话”。类似于“屁款式”、“鬼玩意儿”等粗语，他用得可带劲，而且还老是“语不惊人死不休”，连“死”都不避讳。
钱玄同曾经放言称：“人活40，不死就枪毙。”于是，人人都准备看他的笑话，而钱玄同还真一本正经地为自己的40岁准备葬礼，就连打算发表在报刊上的《钱玄同先生成仁专号》都已经拟好了。
有意思的是，由于受时局影响，北方的专刊没能将这份“讣告”发出来，倒是专刊的目录在南方“先行一步”。南方人士看见了“钱玄同先生成仁专号”这9个大字，大骇不已，消息立即走遍了全国，钱玄同的朋友和同学全都给他寄去了悼唁信，北京还举办了他的哀悼会。
事实上，钱玄同当然没有死，他也没自己枪毙自己，活得好好的。胡适作为“受害人”之一，在第二年钱玄同生日的时候“咬牙切齿”地又写了封哀悼信——《亡友钱玄同先生成仁周年纪念日》，开篇就骂：“该死的钱玄同，怎么至今未死！”
当然，这只是朋友之间的玩笑，只是人总有去世的时候。1939年，年仅52岁的钱玄同突发脑溢血去世，但也不枉来这个世界走了一遭，给后人留下了众多宝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