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主义文学作为一种“新的人学”，充满了怎么样的荒谬性？

二战后，熊熊烈火纵毁了西欧和北美人民业已接受的价值体系，理性在战争面前究竟起了什么作用？“人”到底是何种性质的构造物？这个世界的哪些部件出了毛病？人能够控制并有效利用自己所创建的这个世界为已服务吗？

诸如此类的疑问摆在人们面前，西方人骨子里独有的尊崇理性的世界观被击得粉碎，代之以强烈的非理性的世界荒谬感，存在主义文学从而应运而生。

萨特认为，人的生死存亡没有任何理性依存和必然理由，所有的生存者都是无缘无故地出生，虚弱无力地绵延，最终又偶然地死去。这种生死的随意性和偶然性构成了人的荒谬感。

另外，萨特又想到，在他死后，有些人可能根据其“自由选择”理论而建制法西斯主义，别的人可能根据同样理论选择一种懦弱的生活，这样，法西斯主义便会为所欲为，成为人类的真理。“自由选择”的这种没有共同支撑点的特性，也构成荒谬。

他的名作《恶心》中的主人公洛根丁，有一天突然感到存在是毫无意义的。他发现人们实际没有任何活下去的理由，只有荒谬是绝对的，然而大家都不觉悟，一个个依旧活得津津有味。于是，洛根丁感到陌生、狐独和恐惧，甚至看见栗树盘根错节，郁郁地深陷于泥土中也感到害怕。

而萨特《自由之路》中的主人公马蒂厄的一生，则是“自由选择”的一生：

选择同居但弃绝婚姻，选择思想上入党但排斥组织上加入，最后选择了为民族而战，抛弃了个人狭隘的自由。马蒂厄是自由的同时又是惶惑的，因为他认识到“自由就是恐怖”。这种恐怖，实质上就基于萨特所言的荒谬感。

萨特对“荒谬”的看法，可总括为三点：1、现实令人“恶心”，因而现存世界是荒谬的； 2、人的生死存亡是荒谬的；3、人的“自由选择”是荒谬的。它告诉人们对传统价值观的怀疑和失望，也使我们看到二战所带来的血淋淋后果。

与萨特同时代的存在主义文学作家中，论述荒谬最有力者当属加缪。他的散文集《西西弗神话》论述的主题就是“泛滥于这个时代的荒谬感性”，整本书论述的出发点和结论都是“荒谬”。他在其中说道：

“如果我是林中一株小树，兽中之猫，此生便会有意义，或者这问题根本就不会产生，因为我属于这世界……这荒谬的理性，正是使我和一切创造对立的原因”。

人的理性思考能力恰巧使他发现这个世界是非理性的，因而，“在任何一个街角，荒谬的感情都会陡地袭上任何人”。

作者承认，这种荒谬感是不自觉的，是潜意识的自动挥发，是难以捉摸的，但尽管如此，他还是把“荒谬”分成了几类，并作出了阐释。

第一类“荒谬”在于生活的机械性。

加缪如是说道：

“起床、街车、办公室或工厂四小时，吃饭、街车、工作四小时；吃饭、睡觉、以及接踵而来的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和星期六，依照着同样的节拍—大部分时间这种步调很容易跟上。但是有一天‘为什么’这个问题产生了，于是，万事复始时，便会感到极端不耐和疲惫。‘开始’—这是很重要的。履行机械化生活最后的结果是疲惫，但同时它却产生了意识的冲动。它唤醒了意识和接踵而来的一切。接下去的行为，便是逐渐重新套上那链环，再不然就是豁然的觉醒。”

加缪认为，这便是荒谬的起源，那种“豁然的觉醒”便是人的荒谬感。

他认为，西西弗的生活便是单调重复的、机械的，而“今天的工人”毕生都做着和西西弗斯同样性质的工作，因而可以说，“西西弗斯是诸神脚下的普罗阶级”。

第二类“荒谬”在于世界的不合理性。

加缪说：

“一个能够用理性解释的世界，不管有着什么毛病，仍然是人们熟悉的世界。但是在一个突然被削夺了幻想与光明的宇宙里，人感到自己是个陌生人。他的境遇就象是一种无可挽回的终身流放，因为他忘却了所有关于失去的家乡的回仁，也没有乐园即将来到的那种希望。这一种人与生活的分离，演员与环境的分离，真实地构成了荒诞的感觉”。

他分析了诸多哲学理论后，得出了一个结论：

“世界本身，它纯粹的意义我不了解，也不过是一个庞然的非理性主义者罢了”。

他还说“荒谬就是没有上帝的罪恶”。荒谬的人会感到一块石头是陌生的，面对一个女人熟悉的面孔，会觉得也许她是几个月或几年前曾经受过的陌路人。荒谬的人能意识到大自然是强烈地否定他的，会感到一切美感的深处都隐藏着某种无情的东西。

总而言之，世界对他是遥远而充满敌意的。与《西西弗神话》同年发表的《局外人》是加缪的代表作，主人公莫尔索是一个典型的荒谬的人，世界对他来说是荒诞不经的，他对世界来说是个“局外人”。

他漠视爱情，看淡母亲的死亡，对友情无动于衷，寻欢作乐而又绝非性崇拜者，杀起人来也是一副无所谓态度。在他和世界之问，根本就不存在任何深厚的情感或精神方面的联系。

加缪笔下的莫尔索形象，实际上是萨特笔下的洛根丁形象的延续和深化，莫尔索的荒谬感本质上就是洛根丁“恶心”的绝好注脚。

第三类“荒谬”是人生的短暂性和虚无性。

加缪认为，人“在时间中生存”，“隶属于时间”，最终将走至生命的终点，死亡的恐惧感因而缠绕周身。人向往明天，而自身的一切却拒斥明天。生命终将完结，而一切有关灵魂的美丽言论又都是不存在的：

“灵魂已经从这个无自动能力，甚至鞭答都不落痕迹的肉身上消灭了。”

这种生存的短暂和死后的虚无便是荒谬。加缪如是说：

“在遭遇荒谬之前，人的生存怀有目的，那便是对将来的关怀。他估计着他的机会，他依赖着‘某日’，他退休了或他子孙的劳力。他仍然以为此生有所指向。事实上他的行动仿佛是自由的，即使所有的事实都和那自由抵触。但是经过荒谬之后，一切都被颠覆了。‘我存在’的那个观念，我那仿佛万物皆有意义的行动方式——这一切都被死亡以千变万化的方式证明为谎言。”

于是他认为，人死了，一切都会化为乌有；人没有未来，“死亡是最明显的荒谬”。

第四类“荒谬”是他人和自我的不可理喻性。

他说：

“人类也潜藏着无人性的一面。在某些清明的片刻，他们动作机械化，他们那毫无意义的哑剧，使得一切环绕他们的事物显得愚蠢可笑。一个人隔着电话亭的玻璃板说话，您听不到他们所说，但您却可看到他那无法理解的哑剧：您不知他为什么而活着。同样地，有时在镜中和我们照面的陌生人，在自己照片中出现的那位熟悉却又令人惊惶的兄弟，也正是荒谬。”

加缪更以现身说法来证明人之自我的不可捉摸：

“我能感觉身体内有一颗心，我断定它存在。我能接触这世界，同样地我断定它存在。我的一切知识总结于此，其余便是虚构的了。因为如果我试图去抓住这个确定的自我，并且试图去界定和描述它，它只不过是从我指缝间流掉的水罢了。”

加缪更关心的“问题是在荒谬状态下的生存”，他说他对于发现荒谬之兴趣，远不如对它们的影响兴趣更大。

所以，加缪在作品中推崇对荒谬的反叛、在束缚中求自由、在冷寂的世界上热情洋溢地生活下去。他认为，这种反叛赋予生命价值，它恢复了生命的威严。

所以基于此，在存在主义文学里，萨特直面荒谬，结论是“自由选择”：可以择善，可以择恶，只要勇于承担自己选择的后果。而加缪的结论更富有悲剧色彩和英雄气概：

荒谬的人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在巨大的荒谬的背景下，愈发显得清醒、高大，富有一种令人荡气回肠的浪漫情调。

这种浪漫，本质上是积极向上的，而绝非消极遁世的，它的内核是一种悲观主义基础上的英雄主义。

基于以上对“荒谬”的看法，存在主义文学家们的笔下，出现了四种“荒谬的人”。

第一种“荒谬的人”是唐璜式的人。

唐璜（拜伦长篇诗体小说《唐璜》的主人公）游荡在脂粉群中，终生追求爱欲的满足。他不是忧郁伤感的，因为他从不冀望未来；对他来说，最虚无缥缈的，便是对彼岸的信仰：

“地狱对他只不过是一个可堪戏弄的玩意儿。对神明的愤怒，他只有一个答复，那便是人的荣耀。”

第二种“荒谬的人”是演员。

演员能够进入所有的生命，体验他们的多姿多采。“演员有三个钟头的时间就可以扮演任何人。在那短暂的时间空挡，他使他们复活了，使他们死在五十码方圆的舞台上”。

在演员孤单单一个肉身中包裹着无数个灵魂，正是这无数个异己的灵魂成就了他的自我，在加缪看来，这便是荒谬。

第三种“荒谬的人”是征服者。

所谓“征服者”，即征服永恒、征服死亡的人。他选择历史而不选择永恒，因为历史是确定的。

他是他自己的目的，且是他仅有的目的。他明知自己的诸般努力是荒谬且无果的，但仍不辍进取。他是个战士，是个革命家；他能够克制自我，经受严酷考验，且直到自己力量的伟岸之处。

第四种“荒谬的人”是创作者

加缪认为这是一种最荒谬的角色，因而也是最“清明”的一类人。这类人坦然面对生之大限，在自己写作的王国里信笔漫游，处处绽开意象的花朵，极尽嬉乐之能。

凡此，我们可以看到，所谓荒谬，实质上就是西方人民在旧有理性标准失落和传统价值观念崩溃后的那种广阔无边的空白。恰如加缪所言：

“相信生命的意义永远表示着某种价值标准，某些抉择以及我们的偏好。相信荒谬，根据我们的定义，却启迪完全相反的事……今天人们对真知识已感到绝望……世上的一切知识对我一无所赐，无法使我确定这世界是属于我的。”

也因此，在存在主义文学家们看来，普遍的理性、宿命论都成了虚饰无聊之词。他们清楚地意识到，荒谬的根本着落点不在于人，也不在于世界，而是根植于这两者之间，也即荒谬的本质就是主客体之间的差异和矛盾，就是它们之间的不统一性。

这些存在主义作家们，是以整个西方文化作为背景的。西方文化在总体上比较偏重个人主义，重视个体的独立，强调个人奋斗，而“荒谬是他由于孤军奋斗而产生的极端紧张”。

另外，萨特过分强调了生死的偶然性，而不提其必然性；加缪则过分强调了人生的短暂和虚无，而忘记了人的生命固然短暂，但本是可以放出夺目光彩的；死后固然了无灵魂，但人的精神、风范可以永在。

而且，加缪认为人的幸福建立在对荒谬的反叛上，这无疑是一种积极的、入世的态度，但这同时又把人的幸福源泉狭隘化和固定化了。再说，个体生命虽说短如朝露，但从人类整体上看，生命更如不断流的水，而且将会越流越大。

因为人的心灵、人的自我本就是一个混合物，而绝不是单一的。再者，即便单一也并不意味着自我，混合不等同于没有自我；准确地说，人的自我是多面体，有无数个棱，且形状各异，千姿百态。

人的心灵如一块海绵，在人生不同阶段，从不同渠道多方面点点滴滴、零零碎碎地拣拾起所需之物，从而愈来愈丰富、愈来愈饱满、愈来愈成熟。

所以，存在主义一味找寻所谓纯净初始本原的自我，只会陷于抽象怪圈中，其结果也只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这就要说到存在主义文学里的荒谬性的缺陷了。存在主义文学从纯粹的个体出发考察人之生死存亡，没能够胸怀整个人类历史和放眼群体，这是它悲观主义结论之得出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其特点和局限。

如上所说，存在主义文学的荒谬性最大缺陷在于它的抽象性，这一点和它最大特点，哲理性相伴相生。

首先，以上说的关于存在主义文学荒谬性种种的观点，是有具体生存条件和适应度的，而它的倡导者却把它当作一种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适应的普遍观点，这是难以让人接受的。

其次，这种观点的前提是抽象的：它认为世上本就存在着一种先验的东西，正是由于这种先验之物和现实世界相较，才得出了“世界是荒谬的”的结论。

最后，反映这一观点的人物形象是抽象的，以西西弗为例，他是“荒谬的人”最典型代表。

他蔑视诸神，仇视死亡，热爱生命；他喜欢看那海湾的曲线，闪烁的海洋和大地的微笑。他的命运就是要把那块注定要不断地滚下来的石头不断地推上去，这是诸神对他的惩罚。然而他超越了这种命运，在悲剧性的奋斗中居然获得了幸福：

“对他来说，投有主宰的宇宙既不贫清，也不徒劳。石尖的每一个原子，夜色朦朦的山上的每一片矿岩，本身就是一个世界，奋斗上山此事本身已足以使人心充实”。

西西弗斯是一个被塑造的而且是极端抽象化了的例子，他离实际生活和普通人太远，几乎被净化了一切社会关系和全部历史联系，在他那儿社会消长等于零。

他无需赡养父母，无需教育子女，无需为夫妻关系而焦虑；没有朋友，没有同事；不用处心积虑如何生存，不用为养活家庭而操心；而终生做着一件不是工作的工作。

这种处理是一种对生活芜杂现象的极度蒸发，是一种纯净化结果，是一种被典型化了的情境，但同时也是一种对生活全面性、丰富性和复杂性的狭隘化，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歪曲。

回过头来，尽管存在主义文学里的荒谬性有种种局限，但它依然是人类自身理性的折射，所折射出的是人文主义之光，它的根本出发点是“人”，它尊重人的个性，弘扬人的自由，鼓吹人的独立，宣讲人的价值。以至于胡经之先生在《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里说，存在主义文学是“新的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