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风起云涌的革命岁月里，“中央特科”可以说是对敌斗争的一个重要战场，负责情报、保卫、锄奸等等工作，惊心动魄，险象环生。
中央特科也培养出了很多优秀的领导人，除了第一任负责人周恩来，还有陈云、陈赓、李克农、潘汉年等等，都是中央特科的重要领导人。
那么，中央特科最后一位负责人是谁呢？就是今天我们要介绍的王世英。
王世英1905年出生于山西洪洞县，长大后考入了黄埔军校第四期，与林彪、刘志丹、伍中豪、张灵甫、胡琏、谢晋元等人成为同学。
从黄埔军校毕业后，当林彪、刘志丹等人驰骋于沙场的时候，王世英却进入了另一个战场，就是秘密战线，先后担任过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行动科科长，成为特科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后来，周恩来、陈云等人去了苏区后，王世英被任命为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军委代理书记，全面主持我党在国统区的军事、情报和联络工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不过，王世英出色的工作，有时候却遭到了有些人的怀疑，甚至说他是特务，连毛主席都开玩笑地问他：“听说你是特务？”
这件事的前因后果，其实也并不复杂，在1938年10月，王世英被任命为山西八路军办事处处长，上任前，朱老总代表中央找王世英谈话，二人谈了很长时间，朱老总表达的意思非常明确，大致有三点：
第一是要阻止阎锡山，防止他向日军投降，要让他认清抗日的形势；
第二是要支持阎锡山，防止他被蒋介石吃掉，如果他被蒋介石吃掉，八路军就少了一块与蒋介石缓冲的地带，将会遭遇更加严厉的封锁；
第三是要警惕阎锡山，防止他做出反共的事，要有针对性地做工作，把更多的人打进阎锡山的内部，有什么事情随时报告。
到了山西后，王世英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有效地贯彻了中央的三点指示，阎锡山的一举一动，尽在王世英的掌握之中，向延安提供了大量针对性非常强的情报。
然而，正是因为他的出色工作，遭到了一些人的质疑，怀疑他可能跟阎锡山有勾结，做了双面特务，不然的话，他怎么会得到这么多非常有针对性的情报呢？
有一次，王世英回到延安汇报工作，毛主席就笑着问他：“听说你是特务？”
王世英坦然说：“现在说我什么都可以，我不怕，等过十年后再看吧，看看我王世英是不是特务！”
毛主席哈哈大笑，称赞他说：“你这个态度很好，真金不怕火炼嘛！”
大家都知道西安事变，改变了中国抗日的形势，但鲜为人知的，西安事变之所以能发生，其中就有王世英很大的功劳。
1935年9月，王世英担任中共北方局华北联络局负责人，开始做第十七路军杨虎城的统战工作。
王世英先是派出武志平、南汉宸打入第十七路军内部，然后设法让杨虎城看到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当杨虎城看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时，非常赞同，并表示想见一下中共的领导人。
这时，正好王世英到延安汇报工作，中央就决定让王世英去见杨虎城。王世英很快就到了西安，通过打入内部的地下党引荐，跟杨虎城见了面。
二人做了长久的交谈，坦诚地交换了意见，最终达成了组成抗日统一战线的四项协定。事后，杨虎城对王世英说：“贵党出人才啊！你和南汉宸一样是很了不起的人，希望我们今后加强合作，并请代我向贵党的领袖们致意！”
当时，毛主席和周恩来正在东征的路上，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经认真审阅后，同意了王世英与杨虎城达成的四项协议，这也为后来西安事变的爆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西安事变爆发前，我党考虑到当前我们还应该团结更多的人，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就亲自找王世英谈话，派他到南方去做统战工作，其中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去见见叶挺将军。
王世英向叶挺传达了我党在华北的抗日形势和延安的情况，叶挺听后为之一振，高兴地说：“世英，我们红军发展得真快啊，这说明红军得人心啊！”
正是这次会面，让中央了解到了叶挺的情况，以及他对时局的看法，为后来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次南方之行，王世英还见到了李宗仁，让李宗仁了解到了我党的抗日主张，李宗仁表示，他会团结共产党一致抗日。
后来，王世英担任过中央军委敌工部部长、八路军总部副参谋长、华北军区副参谋长兼敌工部部长等职，建国后，还担任过山西省长、山西省委书记等职。
到了十年特殊时期，王世英受到了错误批判，经常被批斗，但是他始终没有屈服，从来没有说一句违心的话，并在日记中写道：“一个人的历史是自己创造的，不是反革命，打也打不倒，要经得起考验。”
1968年3月26日，王世英含冤离世，享年63岁。
直到1979年，王世英终于得到了平反，他的骨灰，也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正厅，与朱老总、彭老总的骨灰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