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是一个再明白不过的概念，但一些缺乏政治学常识却喜欢把它跟“均等”混淆在一起，然后进行诡辩。他们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所以也不可能存在完全平等的情况，平等只是相对的，永远也不会有真正的平等。这样，追求平等也就变成了一种虚幻的活动——因为它追求的是永远也达不到的东西，从而削弱了人们对平等的执念，成功保卫了特权。
这些诡辩者用概念游戏来迷糊人们的思想，他们不知道或者假装不知道，政治领域中的“平等”并不是数学中的“均等”，而是指“反对特权”。
在《社会契约论》第一编的末尾，卢梭写道：
“我们不是要摧毁自然的不平等，因为这种生理上的不平等是自然界在人们之间竖立起来的，而是用道德上和法律上的平等取代了人们之间身体上的不平等。从而，在体力上、智力上不平等的人，根据约定以及法定权利却是人人平等的。”
这句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政治学家们承认不平等是存在的，而且是难以摧毁得了的。但这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所追求的并不是生理上的绝对均等，而是道德上和法律上的权利平等。我们要求消灭道德上与法律上的特权，所有人在社会里都被一视同仁，享有同等的权利，负有一样的义务；而不是一小撮人拥有更多的权利，只需负担少许义务。可以说，“反对特权”就是“平等”的真谛。
人生来就存在生理上的不平等
卢梭承认人与人之间存在着生理上的不平等。大自然造成的人千差万别，有些人体格强壮，有些人瘦小羸弱；有些人天资聪慧，有些人痴呆笨拙。
因为人生来秉性不同，所以生存能力存在差别。有些人能够经受严酷的考验，生存下来，并且繁衍后代，有些人却不能如此。在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中，那些天生残疾的婴儿会被秘密处理掉，只有健康的孩童才是城邦的理想后代。
其次，在个人财产上，因为人的身心存在区别，所以有些人勤劳耕种，变得异常富有；另一些人则因柔弱呆滞，只能勉强过活，更多时候还得乞食于人。
最后，在人群之中，那些能力强的总是能够得到更高的威望，被当作意见领袖或行动领袖。一个氏族里，族长经常是经验丰富、能力超群又寿命长久的人。
因此，人天生的生理不平等会造成人与人之间在生存能力、财产多寡以及社会地位上的区别。当然，不平等也有许多积极的影响，能够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互助。让强壮木讷的人与柔弱聪明的人互相配合、帮助，共同生活。
私有财产加剧了不平等的扩大
在《论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卢梭揭露了私有财产对社会不平等的影响。
原始社会的晚期，财产观念逐渐由氏族下沉到家庭，又由家庭集中为个人。每个人都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从而占有一定份额的私有财产。在最初时候，贫与富的分化是不显著的，只要人们还满足于简陋的小屋，还局限于用树刺或鱼刺去缝补衣服，还仅仅从事一些单独一个人也能胜任的工作，那么人与人之间在物质占有方面差别并不大。
但是，随着冶金技术与农业技术的出现，人群开始出现分化。当一部分人从事锻造金属的劳动之后，用于供应众人生活资料的人手就会越少。那些拥有金属的人无需从事生产劳动，他们或者用金属货币来交换产品，或者用刀与剑来掠夺财物；金属武器使人群的强弱关系变得更加明显，许多弱小的氏族、民族因发展落后而被征服，被贬为奴隶，出现主与奴的关系。
由于农业的推广，必然会引起对土地进行分配的欲望，因为土地与劳动都是财富之母。拥有刀与剑的强者们越来越发现，与其耗费力气去掠夺现成的财物，不如直接掠夺土地与人口；把土地全部垄断到自己的手中，然后将弱者一律拘禁为奴隶，强迫他们到土地上去耕种，产出财物。在每年土地所产出的产品中，奴隶除了保留一点仅够生存的粮食之外，其他的剩余产品都得上交给自己的主人。社会日益分化为两个阶级，一个阶级占有土地和劳动者，另一个阶级则无条件被前者所支配。
这种分化贯穿于所有社会形态之中，最初是奴隶主与奴隶的分化，那时候一群奴隶完全供一名奴隶主支配，人被贬低成了私有财产；到了现代社会，则演变成资本家与劳动者的形态。不同的地方在于，过去是许多名奴隶归一名奴隶主所有，而现在是劳动阶级归资产阶级所有。劳动者能够自由选择自己的雇主，能够更换工作，但每一个雇佣他的人都从属于资产阶级，无论他换多少份工作，都始终摆脱不了资产阶级的剥削。
因此，从奴隶社会到现在，整个社会的人口从经济地位上就分成了各个等级；这种经济地位上的不平等，又造成了政治地位、社会权利上的悬殊差距。
人类追求平等的三个阶段
追求平等就是反对特权。
无论是奴隶主、地主还是资本家，他们都享有着许多特权，因为他们是国家的统治阶级。
在原始社会，人们用众生平等的思想来抵抗奴隶主，要求他们至少得赐予奴隶们信仰上的平等与自由。既然生活已经那么穷苦了，追求一点精神上的藉慰并不算过分。所以原始的基督教在罗马帝国时代以奴隶的精神粮的食面目出现，尽管统治者对它进行严酷的镇压也依然无法阻挡这种宗教的传播，最终只得承认并容忍。奴隶主和奴隶都都相信，在上帝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但在奴隶主面前，奴隶绝对不可能是平等的。
到了封建社会的末期，另一种平等的观念也成为了反对封建专制的思想武器，那就是启蒙思想家们所倡导的“权利平等”原则。
在法国大革命的第一阶段中，追求权利平等，反对封建特权成为了主题。人们要求按代表人数来表决法案，而不是按等级划分。传统的三级会议遭受革命者的鄙视，他们将僧侣和贵族抛到一边，自发组成了国民公会，并且颁布《人权宣言》，疾呼：“人生来就是而且始终是自由的，在权利方面一律平等。”“权利平等”的原则被当做一个政治原则提了出来，追求平等就是要求在政治地位、政治权利上的平等，要求法律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要求取消各种各样的政治特权。
特权意味着不平等，意味着某些人可以做一些法律所禁止的事却不会受到惩罚，意味着某些人比其他人享有更多的权利。这种情况最受人厌恶，所以启蒙运动才高呼要实现“权利平等”，而法国大革命则将这种思想变成了现实。
我们要知道，追求平等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最初人们追求信仰上的众生平等，之后又追求政治上的权利平等，而到了未来的某一天，人们还将广泛追求经济地位上的机会平等。人们厌恶资产阶级由于独占生产资料而造成的资源垄断、贫富分化，痛恨资产阶级利用垄断地位来取得的各种经济特权，要求生产资料的全体占有与按劳分配。
土地、原料、资源如果永久被一小撮人占据，那么全社会的大部分人都将只能够通过出卖劳动力来维生的，他们每天的劳动所得仅够维持生存而已，所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全被那一小撮人攫取。
于是，人们希望建立这样一种分配方式：土地、原料与资源归全社会集体所有，每个劳动者都能从社会中分得一定的份额，然后通过自己的劳动来将这些生产资料转化为生活资料并归自己占有，劳动的越多，占有的生活资料就会越多，实行按劳分配。在这种社会中，生产资料是公有的，而生活资料仍是私有的。人们无需为那一小撮人打工，只需为自己而劳动。发展的机会是均等的，并没有人独占生产资料，实行垄断。这种经济地位上的平等是未来需要实现的。
因此，人类的平等将经历三个阶段：
一、精神方面，信仰上的众生平等；
二、政治方面，社会地位上的权利平等；
三、经济方面，谋生手段上的机会平等。